四、水母娘娘：乡土社会的丰产祈求

明代，晋祠格局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圣母出现了另一个身份——柳春英，即今天所说的“水母”。高汝行嘉靖《太原县志·杂志》载：

俗传晋祠圣母姓柳氏，金胜村人，姑性严，汲水甚艰。道遇白衣乘马者欲水饮马，柳不惜与之。乘马者授之以鞭，令置瓮底，曰：抽鞭则水自生。柳归母家，其姑误抽鞭，水遂奔流不可止。急呼柳至，坐于瓮上，水乃安流。今圣母之座即瓮口。

其实，水母和圣母的区分是清代中后期才出现的，此前，水母是附着在圣母身上的晋溪水神。柳春英无疑是当地人塑造出来的民间水神，但如果认为民间塑造这样一个水神只是为了和国家争夺水权，未免将这个故事简单化了。高汝行当然认为这个故事出自山野鄙夫之口，不足称道。到了后世，刘大鹏甚至以此论证“昭济圣母”根本不是水神，而柳春英才是晋源水神。但刘大鹏没有见到过嘉靖《太原县志》，他不知道这个故事最早讲述的并不是水母，而是圣母。行龙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故事是金胜村编造出来争夺水权的，并和前文叙述的嘉靖年间金胜村挑起的诉讼关联起来(行龙，2005)。赵世瑜更加明确地指出，圣母同时具有“昭济”和“柳春英”两个身份，但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行龙基本相同，认为是“祭祀水母的人群”借此在向“祭祀圣母的人群”进行挑战，目的仍旧是为了争夺难老泉水的使用权(赵世瑜，2005)。在清中叶之前，不论圣母是柳春英还是昭济，梳洗楼都只是一个配楼，其中的神像都只是一个梳洗像。将水母和圣母分开祭祀，是清代中期才出现的事情。

笔者曾经到金胜村探访柳氏后人，当地人说，柳氏原来确实住在这个村，很多人还能指出柳氏家祖宅的宅基地，但柳家早已绝后了。村里的老人异口同声地肯定说，水母和圣母原本就是一个人，根本不是两个不同的神灵。笔者以为，关于水母柳春英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圣母从宋初进入晋祠，抢夺了唐叔虞的祠堂，而民间产生的晋溪水神并没有附着在唐叔虞身上，而是附着在了更具皇权色彩的圣母身上，可见民间社会对丰产的祈求对皇权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而作为儒家理想政治之象征的唐叔虞却无法对丰产给予实际的帮助。第二，当地人将雨水与季节性洪水看作是一种水，而雨水从来都和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尽管难老泉产生自一次洪水，但对皇权之威胁的警惕最终使得难老泉的水神还是要和圣母分离。难老泉因此成为一种地方性的丰产力量，使得晋水灌区不再依赖雨水，并且在水利灌溉系统的安排上将季节性洪水直接排放到退水渠里，从不让这些洪水与难老泉水混合。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晋祠庙大规模修缮，当地士绅自筹银两在圣母殿南侧难老泉口以西修建了一个二层重楼，俗称梳洗楼。这便是今天水母楼的来源。该楼一层是洞型结构，共三间，中间塑神像，饰为栉纵笄总之状，头上别着梳子，头发还没有完全梳好。神像下面的神座就如同故事中讲述的那样，是一个很大的瓮，瓮上盖着一张草片子。楼上神像则变成了一位凤冠霞帔的贵妇人，左右各有三个侍女像。梳洗楼楼下还有地下室，很多在晋祠博物馆工作多年的人都不知道，但小站村有几个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下去过。梳洗楼建成在嘉靖《太原县志》编纂完成后12年，一楼显然是按照柳氏坐瓮的故事修建的。但这个楼建起来的时候只有一个俗称“梳洗楼”，并没有正式的庙额，即便在雍正《太原县志·图例》中，这个楼仍旧被标志为“梳妆楼”而不是水母楼。所谓“梳妆楼”就只能是圣母梳洗打扮的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神的庙宇。

在清道光六年(1826年)的《太原县志·图》中，圣母殿的称谓已不再是“水母殿”，而是恢复到了“圣母庙”，同时，梳妆楼仍旧被标志为“梳妆楼”。道光二十四年，梳妆楼重修，知县王炳麟做《合河重修晋祠水母楼及亭榭桥梁碑记》云：“(圣母)祠南亦自明建层楼五楹，塑以像为栉纵笄总形，俗称为水母，而楼称为梳洗楼。事虽不经，然以人事神亦吾民戴泽之诚，所谓媚兹神明者耳……或曰水母即圣母，前无辩者，兹不具论……”(晋祠博物馆选注，2001：110)这时，水母已经是指梳洗楼中的神祇了，圣母和水母不再是同一个神，但王炳麟也注意到，仍旧有人认为圣母即水母。光绪《续太原县志》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巡抚鲍源深以本年夏雨衍期，遣官恭诣晋祠神庙，虔祷取水，随获甘霖，庙内正殿供奉圣母神像，右殿别塑水母神像，历来祈雨正殿祈祷后，必诣右殿拈香，乃能益昭灵应。惟圣母已于(同治)六年敕封‘沛泽’，并御书匾额悬挂，而水母未之及焉。故复奏请一体加封赐额”(薛元钊修、王效尊纂，光绪《续太原县志卷上·祀典》)。这是第一次单独为水母请封号，其中缘由在于阎若璩和周令树的考证影响日益广泛，柳春英再不能被允许附着在圣母身上了，但是，礼部因无案可稽，并没有立刻答复。这段记录中提到，祈雨时必须同时祭拜两个神，对此，历来有多种猜测和解释，其中原因不过是因为这两个神本来就是一个神而已。光绪四年(1879年)，巡抚曾国荃再次以同样理由为水母请封，这次光绪皇帝终于同意了，封给水母“敷化”二字，并亲书匾额。至此，水母和圣母曲折漫长的分离过程终于彻底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阎若璩的考证工作的影响，唐叔虞的地位影响到了圣母的身份，水母才得以成为一位独立的神灵。

上述马朝阳(见刘大鹏，2003)为晋祠圣母辩护的说法或许可用来理解水母神格逐渐独立的过程所呈现的意义。葛兰言认为，上古中国的社会是围绕着一个个分立区域的山川圣地组织起来的，这些圣地不但是社会秩序的来源，也是丰产力量的来源(葛兰言，2012：183)。尽管皇权发展使得“旱潦之数”越来越紧密地与皇权的道德关联起来，但区域性的、带有封建色彩的丰产力量并没有完全被遮蔽，其情形一如中国的土地神，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和皇权覆盖范围一致的土地神，上古时期几户人家联结而成的社的形式一直延续下来，保留了社神和土地的区域性关系，作为“泉神”的水母的独立身份的出现，则在同样至为关键的“水”的层面再次体现出这一区域社会的封建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