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在当代西北道教研究中重视口述资料整理的学术意义。西北道教研究对当代史料的需求，是其应当重视口述资料整理的基本依据。同时，口述史料对西北道教研究将发挥丰富史实、彰显特色、增添活力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西北道教  口述资料

在道教研究中运用口述资料，一方面，取决于口述资料相对于传统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道教研究的史料需求决定的。这两个方面对于西北道教研究同样适用。

一、口述资料具有的独特优势

近年来，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亦或是一种研究方法，被中国学术界逐渐认可、重视并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笔者在道教研究中，也关注了口述资料的整理和运用，并逐渐认识到口述资料的独特优势。

1、口述资料的当代性

口述史方法虽然古已有之，但也是直到当代才成熟起来并被历史学界普遍认可与接受的历史学方法，并且在当代史研究中最具价值。

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这被视为口述史成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1]的标志，其学科地位也由此确立。这是现代学科意义的口述史研究的肇端，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口述资料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价值。

同样，“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一是口述史的兴起。”[2]重视口述资料“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学者们还指出口述史方法对于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更具优势。这都意味着，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史学者搜集史料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与查寻文献和档案资料同样受到重视。

2、口述资料的细节性

口述资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细节。可以说，做口述史的过程就是促使细节得到呈现的过程。因为个性化的细节，不仅能呈现出个体经历的差异性、独特性等特点，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有价值的追问。例如，在宫观的碑石资料中，向在世老道长对于一个名字的追问，可能就牵扯出一段重要的回忆。

口述历史关注的主要是口述者的私人记忆，有别于公共空间里的记载。访谈者与口述者通过一对一的谈话，获取带有强烈私人性质的历史记忆，“这就意味着口述历史个人色彩更浓，个体性更突出。”[3]而且，尤其是在关于口述者个人经历的访谈时，提问要尽可能地细致，例如从衣食习惯、童年往事入手，以致于琐碎的回忆都被勾起，而这时候可能恰恰便于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实践证明，口述史方法适用于个性化的细节搜寻。

当代的口述史料收集，就是后人可读的文字资料，而这类史料要比事后整理的作为文献存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具有更多细节而更富多样性，才能给后人展现更为立体的历史样貌。正如史学界的观点，口述史研究更多地被运用于专门史研究，这在实践层面具有合理的理由。

3、口述资料的生动性

口述史方法是具有流逝性特征的口述史料的关切。一方面，口述史料是通过广泛搜集亲历者、知情者乃至他们的传承者而得来，这使缺失的史料得到修补充实，使简略的史料更加丰富多彩，使已经凝固的史料更加生动具体，“使整个过程的现实感、权威性以及鲜活性得到增强。”[4]。历史事件的背后存在大量未能载入史册的信息，口述资料是对它们的挖掘，使整个史料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例如，笔者就八仙宫武术传承访谈过王广璘居士。解放初期，王居士当时年少体弱，一次路过西安湘子庙时突然发病，被庙内一位陈姓道长救治。从此师徒结缘，陈道长不仅将自己保留的养生功法传授给王居士，而且将全真道“利世济人”的精神也传承给他。陈道长临终时嘱咐王居士：“不识而传，背过匪浅，时至不传，必遭天谴。”前几年，王居士审时度势，将此功法公诸于众，发愿使其服务于中华儿女的身心健康。在接受访谈时，他不仅讲述了修习武功的亲身经历与体验，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即兴表演一些套路。这为笔者的录像增添了莫大的生动性，也为八仙宫宫观史研究留下了鲜活的影像资料。

另一方面，口述资料可以纠正一些固化的文献史料可能存在的偏差。经过对受访者反复地询问，可以发现和印证，文献资料由于编辑者的立场等原因，难免存在的不实之处。例如，2013年笔者在榆林佳县白云山访谈张明贵老道长，提及清朝末年佳县在白云山兴办蚕桑试验场的事情。张老透露，这件事情并不属实。当时是县政府姓严的官员给省上打报告，以佳县发展经济为由，申请修建一所培养蚕桑技术人才的学校，得到了省上批准及拨付的款项。后来认为劳而无功，并未修建学校，款项也挪作他用。没想到省上要来验收检查，严姓官员就来白云山找当时当家张永珍道长商议，借用白云山的土地，突击种了一些树苗，修了一孔窑洞，作为“蚕桑试验场”，雇了些人当作学生和老师。就这样应付了检查，实际上没有办过这个学校。而在严氏后人的回忆录里却将此事当做事实作为严氏的一项功绩记录下来。这种纠偏无疑会使历史事件更为鲜活真实。

不仅如此，笔者在具体的道教口述资料的收集实践中，经常体会到，口述史方法不仅使研究者得到史料，实际上使研究者更深入到传统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的层面，受到深刻的精神感染。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与口述者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关系，由此共同书写的历史才更具丰满真实的质性特色。

二、西北道教研究的史料需求问题

西北道教研究属于地方性道教研究。地方性道教研究需求的史料有以下要求：

1、时代性

西北道教研究是我国道教史学术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被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西北道教研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学术增长点。

地方道教史研究是道教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进入独立研究的领域。我国道教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前至改革开放初期，是对道教通史全面研究的阶段，几部重要的道教通史就形成于这个时期。第二阶段，是进入地方道教史深入研究的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相关成果也是层出不穷。这些著作丰富了道教通史研究所不能及的内容，同时为更深入道教史细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是宫观个案研究的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道教通史，到地方道教史，再到宫观史，这是道教历史研究发展的客观轨迹。

结合口述资料的当代性特征和西北道教研究的时代性特征，二者具有学术研究的共时性，所以，在当代西北道教研究中重视口述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2、微观性

西北道教研究作为地方性研究，相对于道教整体性的通史研究，属于微观领域，这决定了它对历史细节的需求很强。

道教通史，属于道教史宏观层面的宏大叙事，关注的是道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一般规律，对于道教史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杰出人物及其理论与实践成果，都会有所提及，但同时也会剔除非代表性的内容，对于不能体现道教史总体特征与普遍规律的人物、事件等都不会过多的着墨。

地方道教史，属于道教史中观层面的深入探索，侧重点在于地方性文化成就。它在关注地方性的前提下，对当地道教发展的历史事件、杰出人物及其成就，进行描述与分析，得出当地道教起源与传承的地方性背景、与当地人文地理相印证的文化特征，以及与当地社会变迁相一致的发展规律。

这种进入相对微观层面的历史书写，自然是细节越多，才越有书写的价值，越有可读性。研究对象既特定于某个区域，那么研究内容即不仅专注于在道教通史载入史册的大人物、大事件，也专注于仅对本地区产生过影响的小人物、小事件；不仅关注地区道教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关注地方道教宫观、人物、著作、艺术等方面的具体成就。例如，八仙宫康熙年间的住持董清奇所著的《除欲究本》，在道教史中并不为人瞩目，但在八仙宫的宫观史中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历史文化遗存，在西北道教研究中也是少见的著作。再例如，西北地区道观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原因，大都非常注重宫观生态的建设，这在道教整体和通史研究中一般不会特别提到，但在西北地区却独具特色。

在通史中不被重视的人物、事件、成就等，对于地方道教研究都是重要的，西北道教研究也需要一切细节来充实，通过细致的描摹书写，达到反映宏观背景的效果。

关注细节，日本和西方学者在这点上比中国学者要更为用心，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的。例如，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蜂屋邦夫先生于1987-1988年、1992-1994年两次在中国进行了针对道教的实地考察，其中第一次考察的报告《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汲古书院1990年2月出版）一书中介绍了八仙宫，对八仙宫当时的修复情况、道观整体设置、建筑形式、殿宇内部神像位置、廊柱楹联匾额、信徒祭拜情况等做了详细的记录，还抄录了管理制度、参观须知、信徒拜佛歌等文字资料。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制作了八仙宫的整体平面图，还描画了灵官殿、八仙殿、斗姆殿、吕祖殿、邱祖殿等各个殿堂的平面图，标明了每个殿堂的神像位置。本书分为本文册与图版册，图版册内有八仙宫当时图片114幅。这一切都体现出日本学者研究态度的严谨细致。他无疑给八仙宫留下了珍贵的材料，而八仙宫作为全真丛林之一，在西北道教发展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充分全面地注重细节，是微观史学研究的成功途径之一，西北道教研究需要借助这种方法和态度。而口述史方法被认为最佳的适用范围恰是与宏大叙事相对的微观研究，它也强调细节的重要价值。道教史微观领域的深入研究，体现了历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到中观探索，再到微观关照的一种必然趋势。西北道教的当代书写，是在一个具体特定的空间里，也需要尽可能显示出其细节。西北道教研究，有赖于这些细节的展现，从中探寻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口述史关注个性故事，也是对历史从宏大叙事回落到微观考量。这种定位表明，西北道教研究恰与口述史方法的最佳适用范围相契合，所以口述资料必须受到相当的重视。

3、欠缺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使得道教研究的当代史料大量损失，西北地区也不例外。在许多道教通史著作中，原本久远丰富的西北道教往往被作为薄弱环节，更不用说当代的情况了。

作为传统文献资料的官方正史，对于西北道教的记载非常概略，西北地区的方志也不十分完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线索性的提示，但不足以支撑西北道教的深入研究。樊光春研究员以广泛搜集碑石和档案资料为基础完成的《西北道教史》填补了西北道教研究的空白，但进入当代西北道教发展样貌的描绘，很多层面上还需填充材料。

西北道教发展进程的研究有赖于具体的人物、宫观、事件的充实，

但档案资料对人物的记录，不足以展现他们一生的复杂经历，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资格进入档案的普通道士，也无法查知他们在所在宫观的具体活动及影响。这种平面化、简历化的人物档案资料对于西北道教研究也不能发挥充分的史料作用。

虽然有的道教宫观会有意识地专门保留道教文化传统的历史记忆，但西北很多宫观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世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侵袭、作为一种有空间容纳能力的场所在战争中被军队占据以及政治运动的冲击等遭遇，碑刻、宫志等遭受了最直接的破坏，其严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不是每个道观都能完整保存这类资料。

当然上文提及西北道教研究可以口述资料为补充史料。而口述资料整理的必要条件是，仍然健在的、同时兼具较高文化修养的老道长。十年前就已有佛教研究者意识到，健在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僧人逐渐减少，应该尽快建立佛教口述史。[5]道教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老道长近几年年事已高，有的逐渐作古，他们的历史记忆随之消逝，这是令人惋惜的事实。

所以说，文献、方志、碑石资料的不足，口述资料的流逝，都造成当代西北道教研究史料的欠缺，而唯一可以补救的正是口述资料。口述史的任务就是抢救、补充、丰富史料，使史实更为丰满真实。那么，搜集和保存这些具有“活史料价值”的老道长的历史记忆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一点毋庸置疑。

基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口述资料收集作为方法，和西北道教研究作为内容，二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具备发展趋势、研究定位、史料需求的一致性，因此，西北道教研究必然选择口述史方法，必须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而且，口述史方法古已有之且行之有效，古今中外口述史的著名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宗教学研究中使用口述史方法，也已有了先例，这为口述史方法运用于宗教学研究的可能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目前西北地区仍然存在可以提供道教史料的口述者，这是可以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基本前提和有利条件。口述史料对西北道教研究将发挥丰富史实、彰显特色、增添活力的积极作用。所以，在当代西北道教的研究中，积极进行对口述资料的整理，不仅是对文献、碑石资料的补充丰富，更是为西北道教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不仅是对当代西北道教研究的一种历史担当，也是对西北道教未来走向负责的一种学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