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必要简略讨论一下五种基本仪式类型的渊源、形成和发展。

首先，无论就名称还是内涵来看，五种基本仪式类型都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到它们的渊源。

在先秦时代，朝仪指的是诸侯拜见天子或臣下拜见君主的礼仪(28)。《史记》记载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初定天下之后，请叔孙通为其制立朝仪，以更好地治理天下(29)。道教借用了先秦至汉代的世俗朝仪，将其改造为道士向神明礼拜祈祷的宗教朝仪。

传授的观念和实践由儒家宗师孔子开其端(30)，他是最早从事私人授业的大思想家。他教授弟子学习经他整理删修过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先后收门徒三千多人，其中精通“六艺”者有七十余人。道教的传授仪显然采纳了儒家的师徒授受模式，与儒家不同的是，它是具有宗教特征的传授仪。我们认为，道教传授仪的直接来源是发端于战国时期的方士传统。方士传授活动的特征是重在传授各种方技以及记载方技的宝经秘诀，且与祭祀鬼神等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史记•封禅书》记载战国时代的宋毋忌等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31)，即为其证。

早在道教斋仪出现之前的先秦时代已有称为“斋”的仪式，它指的是在祭祀或其他典礼之前施行的一种预备礼仪，主要方式是改变饮食、沐浴别居、清心寡欲、不乐不吊，以示虔诚恭敬。秦汉以前“斋”多写作“齐”(32)。先秦子书《庄子》还谈到疏瀹心志、澡雪精神、掊击智虑的“心斋”，认为它是与“祭祝之斋”相区别的一种斋法。道教斋仪承袭了先秦传统斋法的基本功能(即清净身心)，同时又有很大的扩展(33)。与先秦传统斋法比较而言，道教斋法在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一)它不再是一种预备礼仪，而是取代祭祀或其他礼仪成了主体仪式;(二)它不像先秦传统斋法那样只是个人行为或集体仪式中个人单独进行的环节，而是集体举行的仪式;(三)它的程序比先秦传统斋法复杂得多。

道教章仪源出臣下上奏帝王的世俗行政制度，因为道教的章文明显采纳了奏书的格式和用语。战国以迄秦汉的世俗社会对奏书的文体均有规定，章是奏书文体之一种(34)。道教在直接借用世俗章奏文体的同时，将其上奏对象改造为神灵，从而将世俗章奏改造为具有宗教性质的上章仪式。

今本《仪礼》记载了先秦时代的世俗醮仪，它指的是行冠、婚礼过程中的敬酒仪节。战国、秦汉间的方士将其改造为祭祀神灵的醮仪。如战国时楚人宋玉所作《高唐赋》有云：“有方之士，羡门高溪，上成郁林，公乐聚谷，进纯牺，祷琁室，醮诸神，礼太一。”(35)《汉书•郊祀志》云：“或言(36)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宣帝)于是遣谏议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37)我们认为，由方士所行的祭祀之醮正是道教醮仪的直接来源。

总之，道教的五种基本仪式类型都有中国古代文化渊源。道教兴起后借用古代文化中的这些名目创造了新形态的仪式类型，从而也给原来的仪式注入了新的内涵。

根据我们的研究，唐代以前出现了三个主要的道教仪式传统，即可溯源于战国时代的方士仪式、东汉末出现的天师道仪式和四、五世纪之交兴起的灵宝科仪(38)。大体而言，朝仪和章仪出自天师道，传授仪和醮仪源出方士传统(39)，斋仪基本上属于灵宝科仪。

因为来自不同的传统，五种基本仪式类型在道教史上并不是同时出现的。

现在已可证实，东汉天师道已行朝仪和章仪，它们是道教史上较早出现的两种仪式类型。齐梁高道陶弘景编辑的《登真隐诀》引录了东汉汉中张鲁天师道教团的“汉中入治朝静法”，这种先后按东、北、西、南向入静朝神的仪式是最早的道教朝仪。又根据《登真隐诀》之陶弘景注，《千二百官仪》“始乃出自汉中”，而《千二百官仪》(《道藏》经《正一法文经章官品》是它的一个南朝改编本)实质上是上章所请官将名目，所以可由此推断东汉汉中天师道已有章仪(40)。

晋代高道葛洪于317年写定的《抱朴子内篇》是最早较为详细地记载方士仪式的文献，从此书我们知道传授和醮是方士传统中比较流行的两种仪式。它记载的传授仪是与祭祀仪式结合进行的，它所说的醮与祭并无多少差别，　“醮”、“祭”二字可并举或连用(41)。

我们已充分地证明，道教斋仪发端于四、五世纪之交古灵宝经倡行的灵宝斋。除行仪前洁净身心的古代传统斋法之外，道书中各种名目的斋仪都是仿效灵宝斋制立的(42)。

那么，五种基本仪式类型在道教史上的演变情况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它们除了在各自所属的仪式传统中续有发展之外，随着三个主要道教仪式传统的接触或融合，五种仪式类型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已在《唐前道教仪式史纲》中部分地揭示了这些变化，在此仅举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

(一)天师道的朝仪在四世纪初期随北方天师道传入江南后产生了变化。四世纪中叶上清经派(基本上属于方士传统而又融摄天师道成份的新道派)内部流传的入静朝神法是从天师道借鉴的仪式，它在承袭东汉汉中入治朝静法的同时做了不少改变。它不仅在四方朝前后增设了烧香祝炉节次(后来陆修静将其定名为“发炉”、“复炉”)，而且绕行方向及祈请文辞也有改变。晋、宋之际出现的古灵宝经(在方士传统基础上融摄佛教和天师道成份的经系)将天师道的四方朝扩展为十方朝(称为“礼十方”)，一方面将其安排在灵宝斋宿启和言功阶段的开头(唐、宋道士称其为“灵宝自然朝”)，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灵宝斋正斋行道阶段的核心节目(后来按行道时间分别称为“早朝”、“午朝”、“晚朝”)(43)。行道阶段的礼谢十方从东方开始，随后依次是南方、西方、北方、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上方、下方。这与自然朝的礼十方从北方开始稍有不同。

(二)方士传统的醮仪源远流长。在《抱朴子内篇》完成前后出现的外丹经和“三洞”经(洞神三皇经、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更多地记载了南方方士举行的醮仪，从中可以看出方士之醮虽然形式繁多，但基本作法是相似的，具有方士传统的共同特征。但当方士仪式传统分别与另外两个仪式传统接触以后，方士传统的醮仪难免不发生一些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变化有三：一是方士醮祭与天师道仪式(如上章、授箓)的结合;二是早期方士之醮被道教斋仪吸收，成为道教斋仪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出现了受灵宝科仪(确切而言就是灵宝斋)影响的独立醮仪(44)。

(三)灵宝科仪中的灵宝斋是借鉴佛教斋仪而又兼容天师道和方士成份的道教仪式(45)，它出现后很快占据了道教仪式的中心舞台，且对以后的各种道教仪式都产生了影响，在道教仪式按法位分等以后尤其明显。对此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可以看出，原本来自不同传统的仪式后来逐渐成了各个传统共有的基本仪式类型。随着五世纪以降道教法位的出现以及相应法位的仪式越来越多地产生(详下)，五种基本仪式类型也成了各个法位共有的仪式(虽然章仪的共通性表现不太明显)。须说明的是，三个主要仪式传统和本文所说的法位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天师道和灵宝科仪分别与正一法位和洞玄灵宝法位相应，方士传统中的三洞经分别与洞真上清、洞玄灵宝和洞神三皇法位相应。但方士传统中的太清经则不与任何法位相应，有些法位(如洞渊、升玄)则不与三大仪式传统中的任何一个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