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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思想与实践在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胡诚林     时间:2015-04-14 06:27:02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道教生发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丰厚土壤之中,所以从创立以来,就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着长久、深刻、密切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如此,甚至更趋广泛、更加深入。

王重阳祖师所创立的全真教,在金元时期成为与天师道相比肩的两大教派之一,八百多年来,其不仅对我国社会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到了近代还逐渐向国外发展弘扬。全真教一方面反省自身,回归原始道家,奉行慈俭不争、清虚出世的思想;一方面顺应时代需要,融合儒释两家,倡导苦己利人的入世精神和性命兼修的真功真行。全真教所弘扬的精神,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如何更好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弘扬其作用,对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全真教三教平等的思想与宗教和谐

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王重阳来到终南县南时村(今户县成道宫址),掘一墓穴,深丈余,又在地面上封土数尺,称为“活死人墓”。他在墓上四角各种植海棠树一棵,人问其故,王重阳回答说:“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七真年谱》)可见,王重阳祖师的抛家入道、寻访修行从一开始就不是定位在仅仅个人的修炼层面的,他有着强烈的创教意识。重阳祖师创教的基本教理特征是“三教合一”,这与当时流行的思潮是一致的。六朝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中都曾出现过 “三教归一”论的宣扬者,但他们倡导“三教归一”,往往以本教为最高。重阳祖师则打破门户之见,鲜明地举起三教一家、三教平等的旗帜。

重阳祖师说“教虽分三,道则唯一”,认为儒、释、道三教皆为圣人创制,其教义、教理皆出于圣人心体实证之“道”,所以三教同源;而对教化人心方面,三教都有其自身的积极作用,因而三教同功。所以全真教提倡三教平等,主张三教并用。因此,王重阳赴山东传道,在组建民间教团之时,均以“三教”命名,如文登“三教七宝会”、宁海“三教金莲会”、福山“三教三光会”、登州“三教玉华会”等,且莱州的道教团体就直接命名为“三教平等会”。王重阳祖师关于“不独居一教”的三教平等的创教主张是显而易见的。

全真教第三代祖师谭处端忠实地继承了师父王重阳三教相通、三教平等的思想。他在题为《三教》的诗中写道,“三教由来总一家,道禅清静不相差,仲尼百行通幽理,悟者人人跨彩霞。” 另外一位“全真七子”之一的王处一祖师还专门写有《敬三教》诗,诗中写道,“三教同兴仗众缘,真空无语笑声连。放开法眼全玄理,莲叶重重作渡船。”又《赠众道友》中写道,“天和地理与人安,三教三才共一般。”这些诗中不仅继续倡导弘扬了重阳祖师三教一家的思想,而且概括指出了全真教与佛、儒二教的契合之处。

可见,全真教以三教共尊的“道”为切入点,把本源的“道”作为三教合一的契机,三教圆融的基础其实就在于“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道、释、儒三教都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支柱。全真教在以“道”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指导下,提倡三教平等,不仅促进了当时三教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进而相互融通,使三教自身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更使三教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中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今世界,各大宗教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也具有基本一致的主张,并且互相之间也发生着各种联系,如何使各个宗教文化系统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深刻解读全真教三教关系思想,借鉴其三教平等的实践精神,应当具有有效的现实意义。

二、全真教谦和宽容的精神与社会和谐

全真教在师徒授受传承过程中,广泛地传扬谦逊谨慎、宽厚慈善的处事原则,促使其教团形成团结稳定的规模,而当时民众向风而化,使社会风气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当今社会,道教倡导谦逊谨慎、宽厚慈善的传统美德,应该说对构建和谐社会有榜样作用和实践意义。

谦逊谨慎的事例,在全真教高道的言行与著作中,多有记述。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在《和落花韵》诗中,语重心长地教诲修全真道者说:“须知谨谨修心地,何必区区炫道衣。”在《赠侄》诗中,对从军侄子的嘱咐就更加具体,要求其“遵隆国法行忠义,谨守军门护甲戈。饮膳共为通揖让,言谈歌出用谦和。”还特别强调“先人后己唯长策”。在王重阳看来,不仅修全真道要谦逊谨慎,就是在一般人认为执戈从军打仗的赳赳武夫,除要谨守军门的职责外,还应该谦让饮食,言谈谦和,先人后己,只有这样,才是为人处世的长久之计。从常理来看,长辈对晚辈的叮嘱,大多是长辈体会最深之事。从王重阳教诲修道者和侄子的诗,不难看出,全真道祖师对人们处世应谦逊谨慎特别重视。

丘处机祖师济世救人,业绩卓著,但并未因此而居功自傲,对师父王重阳的教诲无不身体力行,谦逊谨慎更是毕生不忘,他告知门徒:生平不轻受人以拜,拜必答之;黄童白叟,妇寺宰官,侯王帝主,一切平等。丘祖作为一位名满天下的著名高道能做到这些,不仅在当时尊卑分明的封建社会非常了不起,就是在国家一再强调以人为本当时代社会,也是非常可贵的。

王重阳的另一位高徒、全真道华山派祖师郝大通,简明扼要

地概括了全真道的要旨。他说:“吾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以谦和为德,以卑退为行,以守分为功。久久积成,天光内发,真气冲融,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郝大通语重心长地指出,谦逊谨慎是全真教的重要道德规范,也是是衡量全真教修行者修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能否心地慈善,宽厚待人,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否与人和谐相处的又一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衡量其品行和修养的标尺之一,此即古人所说的宽仁厚德。全真宗师们对此也是身体力行。

据《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载》碑记,王重阳在出家之前,就仁慈宽厚、深受乡邻尊重。他家业丰厚,常以粮食接济贫穷的乡亲,相当多的乡人受过恩惠。宋绍兴二年(1132)至绍兴七年(1137)年间,陕西战乱不断,灾荒连年,饥民把王重阳家财物抢劫一空。王重阳的祖父告到官府,要求追回财物,捉拿带头抢劫者治罪。王重阳却说,这些穷苦人因饥荒无法活命,犹如向邻居乞讨,并非真正抢劫,自己不忍心置其于死地,请官府释放了抢劫者。王重阳作为全真道的创教祖师,他的言行本身,对全真道进行社会道德教化就起着典范的作用。也正是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全真七子”均修行成为玄门翘楚,其高尚的道德受到社会人士的敬重,为王重阳逝世后全真教的大力弘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真七子”中另一位高道谭处端在河南洛阳一带弘道时,面对灯红纸绿的花花世界,毫不动心。尽管他的门徒弟子甚多,供养他的生活毫无问题,但他从不坐享其成,仍经常外出乞食。有一次乞讨时,竟被打掉两颗牙齿。当时谭处端已是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高道,连旁观者对此事都愤愤不平。但是,谭处端却以极为宽容的心态,毫不恼怒,稽首道谢而去。谭祖师如此宽厚待人,为世所少见,此事传开后,更是他的高道大名,遍传京(今河南开封)洛(洛阳)。从社会道德教化的角度考察,谭处端宽容忍让,正反映他的道德修养非同寻常。

尹志平是随丘处机远赴西域的18位弟子之一,曾得到“全真七子”中马丹阳、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四位高道的亲身教导,长期追随丘处机左右,尤为丘祖所器重。丘处机逝世后,尹志平继丘任全真教掌教,入住长春宫。尹志平把宽厚待人作为弘道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门人说:自己山东住观时,但行宽裕之道,又以此教人。一般道观中住的道友较少,容易宽容互让;住丛林的道友人数多,尤其要重视遵贤容众,和睦不争,即是批评规劝有错误者,也应该特别讲究方式方法,让人乐于接受,改正过错。尹志平的确不愧为当时社会影响巨大的著名高道,他关于宽厚待人的道德教化言论,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很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谦逊谨慎、宽厚待人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当今社会,为人处世谦逊谨慎、和气宽厚者,不仅自己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别人也多乐意与其相处。一个道德修养深厚的人,必然会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世间复杂纷纭的人和事。慈悲、善良、谦逊、宽和,均与道德修养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了善待万物,把一切方便让给别人,把各种困难留给自己。这种品质非常高尚的人,不管他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如何,一定会有极好的心态,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敬重。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个人肯定会收到良好的养生效果。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有具有这种品德的人,即使得了重病或不治之症,仍然能奇迹般的恢复健康或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从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为人处世的角度考察,今天的道教也应该积极倡导谦逊谨慎、宽厚慈善的传统美德,不仅对教风建设有所帮助,且对社会和谐有所裨益。

三、全真教惜命贵生的理念与生态和谐

在当今世界,期望让人们能在和谐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并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已经成为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而热爱和平,尊重生命,善待万物,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正是全真教思想中的精华。

在全真教的发展历史上,蒙古成吉思汗十五年(1120),丘处机应成吉思汗邀请,不顾年已73岁的古稀高龄,胸怀“道德欲兴千里外”、“欲罢干戈致太平”的雄心壮志,率18位门人,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严寒、酷暑、暴雨、流沙,万里跋涉远行,历尽艰辛,赴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会见成吉思汗,劝其止杀保民,布德行仁,以成大业。往返时间长达3年之久,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请他管理并全权处理蒙古国军队占领地区全真道事务的机会,拯救了一大批战争中处于水深火热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百姓。《元史.释老.丘处机》中记载,当时蒙古军队大肆掠夺与杀戮河南、河北等大片土地上民众,百姓无处逃命。丘处机祖师让门徒持成吉思汗诏令,救人无数。直到元朝灭亡后,明王朝编写《元史》时,中原人民还极力赞扬丘处机当年的大恩大德。

在保护大自然生态方面,全真教同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例如,陕西著名的道教名胜华山的林木,在古代即被全真教道士尊崇为神林仙树,得到很好的保护。《西岳华山志》载,华山上、下,或谷内,或庙道中,树木均名为“神林”,禁人采伐,犯者立祸于身。 华山顶东北峰上有紫柏,叶际碧露,农历五月五日用油饼接露水食之,可成为“地仙”。这些神奇的道教传说从古至今,对保护华山的林木和生态,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民国时代至今,长期生活和修道在华山的众多道长,对保护华山的森林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958年,已经是华山服务社成员的道士们还在山上山下普遍造林,绿化华山。

白云山道观位于佳县黄河岸边,生态环境极为恶劣。但是,自明代全真道士李玉凤来此设化教民、营造宫观开始,数百年来一直坚持水土保护,植树造林,并有大量林木被保存下来,使其成为黄河岸边的绿色明珠,是典型的道教生态实践的历史遗迹,被视作陕北道教宫观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示范实例。白云山道观占地面积8.1万亩,其中三分之二土地用于绿化。直到今天,道观每年平均投入上百万元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八仙宫历史上也有植树的传统。据碑文记载,在清雍正、乾隆年间,一位叫李德吾的道长组织道友在各个殿前、屋旁种植松柏,有好几百株。一直管护得也很好,直到同治年间,这些松柏仍然“如幢如盖如幄”,当时那种蔚然成林、绿荫遍布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植树造林、美化宫观的传统以及保护大自然生态的种种善举,现今仍然是全真教道士的普遍行动。由此可见,全真教生态理念与实践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应该继续传播和弘扬。

总之,全真教倡导的贵生理念,不仅是对人生的关怀,更是对人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的关怀,这无疑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非常宝贵的指导意义。

四、全真教俭约朴素的风尚与身心和谐

如何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与人们的身心和谐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真教对世俗的物欲进行了负面定性,揭示了贪取虚名浮利对求真修道、长生成仙的人生追求所产生的多重负面效应,进而规劝世人摆脱名缰利锁、舍弃虚荣浮华,最终达到身心和谐的合道状态,获取真实、久远的幸福。

全真教坚持道祖提倡的俭啬的物质生活,同时追求明心见性的内心深度,这在记载全真高道的言行的著作中亦屡见不鲜。

道祖曾告诫世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重阳祖师更是苦口婆心以诗歌劝导劝世人,如:“几个同流会养躯,我今独自炫痴愚。饥来粝饭常哺啜,寒后粗衣任盖铺。”“堪嗟浮世如何度?酒色缠绵,财气沉埋,人人都缘,四般留住。因上上起荣华,节节生迷误。”“酒,酒,恶唇,脏口。性多昏,神不秀,损败真元,消磨眉寿。半酣愁腑肠,大醉摧心首。于己唯恣猖狂,对人更没惭忸(niu)。不如不饮永醒醒,无害无灾修九九。”“财,财,作孽,为媒。为买色,会招杯。更令丧德,便若殃来。积成三界苦,难脱九幽灾。至使增家丰富,怎生得免轮回。不如不要常常乐,无害无灾每恢恢。”重阳祖师还指出,修道之人粗衣粗食,不理解者认为其痴呆愚蠢,只有志同道合者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和玄机。

马丹阳在《劝世》诗中更是明确指出:“酒色财气四害人,苦中最苦苦生辛。贪迷世俗浮华景,不悟仙家久远春。”在马丹阳看来,如果贪迷酒、色、财这类世俗浮华的东西,不仅害人,更是修道成仙的大障碍,其警示和劝勉的意义是很明显的。郝大通则讲得更直率,他说:“浮名浮利,不如逍遥而寂淡;饱食珍馐,不如粝食而饥肚;罗绮盈箱,不如粗衣而遮体;荣华宴乐,不如超然而守静;……非义得财,不如贫穷而自乐。”这些话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十分费解。但是,在阅历丰富、饱经沧桑和世态炎凉且学养深厚的高道看来,追求浮名浮利、荣华宴乐、饱食珍馐和不义之财者,很自然的会给人带来许多烦恼,身心失衡,甚至做伤天害理之事,成为社会的罪人。

全真高道们对此不仅口传心授,更重身体力行。他们弃浮华、舍巨富,毅然决然地走上明心见性的追求精神信仰的道路,过着甘贫乐道的修行生活。据《七真年谱》及《洞玄金玉集》等记载,金大定十八年(1178)八月初一,马丹阳离开全真教祖庭祖庵,赴龙门山弘道。他在龙门山创立重阳会,纪念全真祖师王重阳。他在重阳会讲道时向大众说,修道者平日做事,不得欺瞒天、地、人三才,要常谨慎言行,不能虚度时光。他要求门人修道时,“薄滋味所以养气,去嗔怒所以养性,处污辱卑下所以养德,守清静所以养道。”马丹阳在祖庭修道弘道时,服不衣绢,手不拈钱,夜则露宿。人怜其寒,答曰“莫讶三冬不盖被,曾留一点在丹田。”不难看出,马丹阳不负师教,继续弘扬王重阳简朴淡泊、苦修苦行的传统,为其他修道者作出了表率。

而丘处机则每每告诫道众“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每计庵粮,不可积剩。治身衣物,不可贪求。或常住之物有馀者,济赡往来经过贫难之士,或于他处行缘,或以备斋设会”,他自己更是“日止一食,门人供送者,唯许米面,虽茶果饼饵,辄被诃责”。

后来淸初全真中兴之师王常月将这些主张与表现作为全真戒律,列入其著名的三坛大戒,如《初真十戒》第七戒:“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中极戒》第三十戒:“不得多积财物,不思散施”;在《天仙戒》中也将“绝声色法”“俭爱欲法”作为“观慧增益数十事不可称量”之法。

清朝同治年间,由陕西留侯祠方丈任永真主持编写的《三乘集要》一书,收有大量有关道教清规的教义,其序言中写道;“清以洁其心,规以范其身,乃修行之径路,入道之阶梯也。此书日用行持,眼见耳闻,须千磨百炼,磨去贪嗔、痴爱,炼去淫杀道妄。戒恶口,净心地,立人品,得正道。阴曹消罪,仙籍书名。”

简言之,物欲与精神追求的平衡和谐状态,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和精神面貌。在全真高道眼中,过多的物欲是致病害生、役心败身、乱性丧德之源。为了达到人的清净元初的本真状态,坚守“我今与你不同尘”的超然境界,就需要时时检阅自心,清净为本,就需要轻财重身。全真教祖师们不仅有金玉良言,还有榜样示范,这样告诫世人并进行道德教化的全真之修,很值得人们深刻反省和认真思考。全真教关于身心关系的理念,提倡简朴淡泊、不尚奢华社会风气,有助于当代人形成合理的身心观,有助于防止精神异化、涵养真正的幸福感,形成追求身心和谐的内在动力,培养完善人格,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不同社会阶层人们之间因差别造成的矛盾。

综上所述,全真教的教义思想以及宗教实践,不仅对当今的道教徒继续发生着宗教功能,其实通过挖掘阐释,对于当今社会的许多人、社会、自然的问题同样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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