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核心教义和信仰，集中含蕴在《道德经》这短短的五千文中。《道德经》言简意赅、博大精深，世人皆知。论道，讲经，首先就应该从这部伟大的元典开始。回顾历史，世界上不同文化源头的经典，几乎都是每当社会发生变革时都要出现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需求而重新进行阐释的浪潮。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对圣经的重新阐释几乎每隔三四十年就要进行一次。我国历代对中华文化元典的阐释一直在进行，但真正大范围的潮流，大约需要经过几百年才出现一次。现在当我们面对麦当劳式文化的挑战和逼迫的时候，站在今天的高度，以全球的视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来一次对《道德经》的认识和阐发，无疑已经紧迫地提到了所有出家人和在家的道学研究者的面前。对此，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否则就要落伍，就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概言之，时代需要道学道教，道学道教需要理论，理论需要创新，创新需要继承。我之所以说这次论道和讲经“对中国道教界的自身建设、对学界今后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认为，在当前以这次论道和讲经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标志，在道教和道学今后的发展壮大中，需要注意并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我不揣冒昧说出来，请各位高道、大德不吝赐教。

    一、学道与修道的关系

   学道对于出家人的重要性，无需多说。但是，学道，亦即以钻研经典为中心的学习代替不了修道。《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明，非常名。”这是说，老君所发现并坚持的道，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我认为开宗明义先把“道不可道”说在开卷第一章，是有深义的，是一开始就告诫后人，要在实践中用心去体验，而不应该拘拘于语言和文字。按照中国古代哲人的观察认识，人类的语言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感情不是语概念就没有下过西方式的定义；颜渊在称颂老师的时候也只是用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类语句来作模糊的描述。佛家“捻花微笑”的故事，固然是为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确立依据，但却也符合语言的实际。这是中国古代圣哲绝顶聪明的地方。但是，多么深奥的道理总还是要用语言作为传递的媒介，因此《道德经》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垓），周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是说“道”这个词充其量只是“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怳兮忽兮”之“物”的别名，称之为“道”，也是不得已而名之。

    因此我认为，我们学道，在钻研经典时，既不可人人斤斤于一字一音的考证，也不可只停留在文句的表面，而应该静思沉虑，体悟道之至大永恒，道之为一切的本源；同时还应该结合参与社会和谐的构建和社会各界人民意气风发的生活实际，体味道之无穷。《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而“生”就在我们眼前、身边，无处不在。我高兴地看到，“生活道教”的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道内人士的赞同。我想，“生活道教”既符合党的宗教政策，也符合道教的教义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有利于道教中人士对教义的领悟。宗教的神圣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纯洁性，而纯洁性又主要来源于出家人严守戒律，“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持戒，这也是修道必须的环节，归根结蒂，是让奉道者清静寡欲，能够“道心不二”，深入体验“道”的真谛。只有这样，受箓者才能成为信道众生的表率。毋庸讳言，现在全世界处处弥漫着浮躁，出家人清正宁静的表率作用太有意义了。要之，戒律既保证了道教的纯洁性，自然宗教所应有的神圣性也就自然而升。

二、道与儒、佛的关系

    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在儒学突破了董仲舒及其末流的束缚、佛教在经历了六七百年对中土的适应过程中，道教同时走过了创立、发展、理论系统化的几个阶段，三家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了。三家曾经有过对立、冲撞，彼此的每一次挑战都诱导着对方认真思考、建树、进一步完善自身。兴盛于明代的三教合流论，不管其科学不科学，可行不可行，却是三教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反映。我曾经说过，中国三大宗教的相融共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文化包容大度的表现。正是因为三教自古相融共存，更增强了中华民族对异质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的包容能力，所以此后陆续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也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中国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现在，三教的教职人员和信徒彼此间融洽相处，正是大家在享受着自古以来无数先哲的遗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