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教典籍中的贵农、重农思想

《道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所阐发的这些重农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成为道门“农耕之道”的思想渊源，为道教徒确立“农道合修”的修道思想奠定了基础。

道家的重农思想首先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得到充分发挥。《太平经》从“治身安国致太平”的社会政治理想出发，将饮食、男女、衣着视为天下三大急要之事即所谓“三急”。《太平经》卷三十六云：“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中，人以食为天，“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13]]；男女配对结合繁育后代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故此饮食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14]]；衣着对人类生存也是不可缺少的，“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可以衣之；……夫人不衣，故不能饮食，合阴阳，不为其善。衣则生贤，无衣则生不肖也。”[[15]]《太平经》认为饮食、男女、衣着乃天下太平之本，也称“三本”或“三实”，告诫道：“不守此三本，无故妄行，悉得死焉。”[[16]]《太平经》卷三十六还载有“守三实法”、“三急吉凶法”等法术。然而，三实的基础是农桑之事。要守得住这三实，必然要重视农业。《太平经》重农的言论很多，如云：“王者（居家）主修田野治生”、“促佃者趣稼，布谷日日鸣之”等等，不遗余力地宣扬“下士当理田野，各守其责”、“夫人各自衣食其力” [[17]]的思想。其重农思想有许多闪光之处。例如认为种植业是事关国家贫富、天下太平的大事，圣人明君应顺天应时，根据土地地力状况，选择适宜品种种植，让万物各得其适宜的土壤，茁壮成长，从而使天下物产丰富。否则，“不卜相其地而种之，则万物不得成竟其天年”就会造成国贫民饥，社会动荡，引起天下大乱；又如反对酿酒狂饮、珍惜五谷粮食：

真人问曰：“天下作酒以相饮，市道无据。凡人饮酒洽醉，狂咏便作，或即砍死，或则相伤贼害，或缘此奸淫，或缘兹高坠，被九之害，不可胜记。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日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复缘此致害，连及县官，或使子孙呼嗟，上感动皇天，祸乱阴阳，使四时五行之气乖反。如何故作狂药，以相饮食，可断之否？”神人曰：“善哉！饮食，人命也。吾言或有可从或不可从，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从今以往，敢有无故饮酒一斗者，笞二十，二斗杖六十，三斗杖九十，……以此为数，广令天下……愚人有犯即罚，作酒之家亦同饮者”[[18]]

土地公和土地婆（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太平经》作者在这里用真人与神人一问一答的形式表明其反对滥用粮食来酿酒狂饮的立场。因为如果社会上纵酒成风，必然耗费大量粮食，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不利天下安定。“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复致如此祸患”[[19]]因此，《太平经》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制止这种“损废五谷”浪费粮食的行为。与《太平经》这一主张相呼应，张鲁的五斗米道则制定禁酒法令，“又依《月令》，春秋禁杀；又禁酒。”[[20]]当然，《太平经》也不是一概反对酿酒，如果是用来治病的药酒，则不在反对之例，故道经中有所谓“家有老疾，药酒可通”的说法[[21]]。

此外，《太平经》还强调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有明君国得昌，流客还耕农休废之地，诸谷得下，生之成熟，民复得粮。更奉先祖，鬼神得安。”[[22]] 《太平经》中还有许多禁烧山林，保护植被、水土资源，反对滥伐林木的思想,有其现代性意义。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在阐发“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的道理时，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事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关注，在注文中有不少重农思想。《还淳第十九》注解“民利百倍”一文云：“农事修，公无私。”[[23]]《俭武第三十》则以“农事废，田不修”来说明“师之所处，荆棘生焉。”[[24]]与此类似，《益证第五十五》也以“农事废，不耕治”、“五谷伤害，国无储也”注解“田甚芜、仓甚虚”[[25]]。这些释文表明了河上公对农业地位的认识，为了实现身国同治理想，必须重视农业。否则，农事不修，必然造成粮食短缺，危及百姓生命，所谓“五谷尽则伤人也”[[26]]。天下饥饿也就容易会引发社会动荡，“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27]]所以，河上公疾呼偃兵息武，兴修农田：“（治国者）兵甲不用，却走马（治）农田。”[[28]]显示了《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重农思想特色。

唐代道教学者李荃继承了《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太平经》的重农思想，也提出“劝民农桑而致富强”的理身治国主张。《黄帝阴符经疏》卷中《富国安人演法章》云：“人理性命者必须饮食滋味也。……谷者，人之天也。天所以兴，王务农；王不务农，是弃人也。人既弃之，将何有国哉！”[[29]]民以食为天，农桑不兴，谷粮短缺，民不裹腹，国家治理无从谈起。所以，李荃在其另一部兵学著作《太白阴经》中指出国富在粟，国强在兵。“国之所以富强者，审权以操柄，审数以御人。课农者，术之事，而富在粟。……按兵而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30]]农桑之业是富国强兵的基础，故要做到“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 [[31]]李荃对此还做了进一步解释，“乘天之时者，春植谷，秋麦，夏长成，冬备藏。因地之利者，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器用不备也。”[[32]]李荃提出以农强兵富国的主张，告戒统治者“人主恃农战而尊，三时务农，一时讲武。”[[33]]要实行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农战的战略方针，独具特色。

道教重农思想还可以从《正统道藏》所收录的题为“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的《刘子》一书中窥见一斑。《刘子》一名《刘子新论》，《正统道藏》本无序言，未标明撰人，他本有袁孝政序，题刘书撰。《刘子》十卷，计有《清神》、《防欲》、《去情》等五十五篇，主要宣传黄老清心寡欲、韬光养晦之旨，并兼有儒、墨、农、名、法、阴阳、纵横、杂诸家之论。《刘子》卷三立《贵农》专篇，云：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给民衣食，故农祥旦正……[[34]]

从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内容完全反映了农家“以农为本”的思想。《正统道藏》将带有农家思想的著作收入，也说明道教对农家思想的重视和汲取。

五代道士谭峭所著道教哲学著作《化书》在阐述“虚化万物”、“一切皆化”的道教“化生”哲学思想时，还专列《食化》一卷，对道教重农思想作了专题阐述。其中有三点值得重视：

其一，谭峭主张“我耕我食，我蚕我衣”的重农自养思想。继承发挥了《太平经》“三急”思想，认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因为人“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35]]。三日不食则死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它表明了《化书》对粮食与民生关系重要性的极大重视。粮食是事关民生的大事、急事，但农民辛苦劳作收获的粮食却常常被“七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36]]农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地养蚕、种田，然而由于包括道释二教人员在内的七种侵食和无情盘剥，到头来却依然过着“缲葛薴之衣”、“食橡栎之实”的凄惨生活。因此，谭峭疾呼“我耕我食，我蚕我衣。”[[37]]这一思想对道教中人形成农道合修传统有很大影响。

其二，谭峭认为粮食问题不仅事关民生大事，而且是天下“兴亡之机”：

疮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饥谓之疮，比饿谓之火，盖情有所切也。夫鲍鱼与腐尸无异， 鱼逐鱼夷与足垢无殊，而人常食之。饱犹若是，饥则可致。苟其饥也无所不食，苟其迫也无所不为。斯所以为兴亡之机。[[38]]

谭峭在《化书》中惯用比喻手法来阐明其深刻的道教哲学思想。以疮和火来比喻饥饿之痛苦难忍，借鲍鱼与腐尸、鱼逐 鱼夷与足垢来说明人在饥饿状态下会被迫铤而走险，并进而说明粮食与天下兴亡之关系。十分形象，富有感染力。谭峭还针对世间存在的“食不均”的不平等现象，指出：食不均会导致“食之争”，引发社会动乱。所以“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39]]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食均”呢？谭峭继承了老子“吾有三宝，一曰俭，二曰慈，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云“俭者，均食之道也。”[[40]]谭峭在《化书》卷六《俭化》中指出：“俭于德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是知俭为万化之柄。”[[41]]强调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俭朴之道。

其三，“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的饮食伦理观。《化书》认为衣食既是生命存在的必要基础，也是社会人伦教化的先决条件：

是知君无食必不仁，臣无食必不义，士无食必不礼，民无食必不智，万类无食必不信。是以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乾藜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42]]

《化书》将儒家伦理仁、义、理、智、信“五常”确立的条件归之于“食”，“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43]]还认为“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44]]这种观点别具一格，凸显出道教尚农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