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祖上南渡迁居句容后，耕读传家。“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58]]葛洪早年丧父，“饥寒困瘁”，本人从十三岁起就“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59]]葛洪在农隙之暇，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60]]。这种农耕与修道并行在葛仙翁－郑隐一系的道派中并非个别现象，“他（指葛洪的老师郑隐，笔者注）弟子皆亲仆使之役，采薪耕田。”[[61]]《抱朴子内篇》时常用农桑为例来说明修道学仙的“道理”，如卷八云：“非躬耕不以充饥，非妻织不以蔽身”[[62]]。并以“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63]]自勉，终成一代高道。葛洪虽然以金丹为致神仙之要道，但他反对一味孤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的行为。云：“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64]]桑稼乃生民之事，故不可不重视。葛洪还自叙“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65]]农桑为“本业”的思想表明道教科学家葛洪对农业地位的肯定。在道教史类似葛洪这样的“农道合修”高道还有不少，例如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和金元时期的全真道、真大道宗师，都倡导并力行农道合修。

四、“农道合修”的意义

“农道合修”的意义有宗教本身和科学思想两方面的基本意义。首先，农桑之业事关道俗生计，对道士个人来说是立身安命之本；同样，对整个道教教团的发展来说，农桑也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立教之基，“农道合修”的宗教意义显而易见；同时，“农道合修”也促使了道教与农学的融通关系，道门中人积极投身农桑之业，究习农之道理，在农学领域有许多创获发明，其中全真子陈甫的农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农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道教农学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农学科学思想。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受篇幅所限，另文讨论。本文着重就“农道合修”的宗教意义展开分析。

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在巴蜀、汉中地区以医传教、借医弘道[[66]]，每一位入道者必须缴纳米五斗，作为对教会的资助，故三张所创的道派被史家称作 “五斗米道”，或径称“米道”；而道徒则称“米巫”或被统治者蔑称为“米贼”。虽然学术界在“五斗米道”名称的来历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早期道派用粮食来作为入教的凭信确是事实。道书《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就指出米对道教组织的重要性，云:“家家立靖崇仰，信米五斗。以立造化，和五性之气。家口命籍，系之于米，年年依会，十月一日，同集天师治。付天仓及五十里亭中，以防凶年。”[[67]]从这些事例中折射出农业对道教组织创兴发展的重要性。五斗米道经典《老子想尔注》反对“民不念田”[[68]]的行为，张道陵在注释《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视人”一文时，特别强调道人所必须尊奉的一些教诫：“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宁避人，勿为人所避；宁教人为善，勿为人所教；宁为人所怒，勿怒人；分均，宁与人多，，勿为人所与多。其返此者，即为示人利器也。”[[69]]此种宗教伦理必须会强化道人重农的思想意识，所以五斗米道主张道人要自食其力，力耕而食，即所谓“陈力殖谷，栽令自足”[[70]]。“五斗米道”在创造发展过程实行了“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行宽惠”[[71]]，动员教民耕荒殖谷，从而奠定了其统治巴蜀地区长达三十余年之社会经济基础。

早期道教“农道合修”的潜流在后续道派发展中一直暗淌着，以至一些道门名士还专门对农桑之业进行研究。例如，据《旧唐书·李淳风传》[[72]]，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李淳风就写有一部农书《演齐人要术》，是书乃对《齐民要术》的推演发挥，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名“齐人”。南北朝时期后魏人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农学名著，在世界农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李淳风《演齐人要术》虽然现在已失传，其农学思想已无从考察，但我们据此仍可以推断李淳风的农学水平不低。

及至宋元，道门“农道合修”的涓涓细流已汇成一股洪流，宋元新起的全真道、大道教纷纷以“农道合修”为修行时尚。

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将金元之际兴起的道派全真道、大道教、太一道称为新道教，并就新道教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陈垣先生认为：全真道创教初期，采取“以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73]]的方式来传教，因此获得巨大成功。王重阳、丘处机等全真七子多野居苦修，以期吸引信徒。如《玄都万寿宫碑》云：“千载而下，重阳王公将革其弊，号称全真，作者七人矣。麻袋而衣，耕凿而食，以还淳返朴为功，以少私寡欲为务。”[[74]]《长春真人本行碑》则记载：“师（指丘长春）乃入石番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人谓之蓑衣先生。”[[75]]全真道在教义上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其教风也体现出三教融通的特色，“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淡无营为则又似夫。”[[76]]由此可见全真道创教时期教风之俭朴刻苦。全真道主张士农工商各敬其业，人民力耕而食，“士农工贾各有业……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养生送死而无憾。”[[77]]因此，全真道士在修建宫观时，常常自力更生。这方面的史料颇多，如修建开阳观时，“其辟土垦田积十余顷”[[78]]。《创建真常观记》则详述了全真道士李真常创建真常观的艰苦过程：“暇日稍稍，芟除荆棘，辇去瓦砾，发地而土壤膏腴，凿井而水甘冽，遂茸治蔬圃，种艺杂木，版筑斧斤之工未尝施而道宫琳宇幽栖高隐之象已班班于目中矣”[[79]]全真道士住观修行时，也常常通过开垦荒地种粮种菜来维持日常生活所需，《顺德府通真观碑》就有“观之南别置蔬圃以资道众”的记载。这表明全真道在修炼真功真行的同时，也把“耕而食，蚕而衣”纳入其日常修行之中。全真道这种“农道合修”的道风与佛教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制度颇为相似[[80]]。需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水利是农业之本。因此，有些全真道士还热心于兴修农田水利事业，造福一方。元朝至元十六年所立的《栖云王真人开水涝记》记述了一则全真道士王志谨在终南山地区兴修农田水利的珍贵史料。滋节录如下：

终南涝谷之水，关中名水也，渊源浩瀚，随地形之高下，批崖赴壑，枝分其流，去山一舍，径入于渭。然无疏导之功，初不能为民用。丁未春，栖云真人王公领门众百余，祀香祖师之重阳宫，至自忭粱，寻馆于会仙堂之西庑，爱其山水名秀。……即与一二尊宿，亲为按视，抵东南涝谷之口，行度其地，可凿渠引而致之。……公乃鸠会道侣，仅千余人，挥袂如云，荷插如雨，趋役赴功，其事具举，曾不三旬，大有告成之庆。涝之水源源而来，……连延二十余里，穿村度落，莲塘柳岸，蔬圃稻畦，潇然有江乡风景，上下营磨，凡数十区。虽秦土膏沃，但以雨泽不恒，多害耕作。自时厥后，众集其居，农勤其务，辟荆榛之野，为桑麻之地，岁时丰登，了无旱干之患。[[81]]

碑文记载的率道众千余人开凿渠道、引涝水灌田的王公，字志谨，曹州东明人，自幼入道，师事全真七子之一的郝大通，得全真性命之传。王志谨“以高明博大之器，为时所重，尝游历四方，每至其处，辄以兴利济人为己任。”[[82]]开涝水仅是其众多惠人义举之一。

金元之际兴起的新道派大道教，又称真大道，创教人为沧州乐陵人刘德仁，号无忧子。刘德仁于金熙宗皇统二年遇高人授以《道德经》要诀，开始传播大道教。从刘德仁为大道教所立的九条教规内容来看，大道教以“农道合修”为基本教规。这九条教规第四条为：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特别强调“不务化缘，日用衣食，自力耕桑”[[83]]现存许多金石碑刻也记载了大道教“农道合修”的特点，《重修隆阳宫碑》：“真大道祖师无忧子之阐教门也，衣取以蔽形，不尚华美，目不贪于色也。祈祷不假钟鼓之音，耳不贪于声也。饮食绝弃荤，口不贪于味也。治生以耕耘蚕织为业，四体不贪于安逸也。纤毫不乞于人。”[[84]]大道教第五祖师太玄真人郦希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重修隆阳宫过程时“运石启地，剪荆棘而构屋筑垣，载枣殖桑而垦田野，载离寒暑，已成其趣。”[[85]]大道教以农道合修为立教之本，主张力耕自养，悯贫救苦，这种教风在金元战乱不断，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的年代颇有号召力，正如元代吴澄所撰《天宝宫碑》所云：“吾教之兴，自金人得中土时，有刘祖师，避俗出家，绝去嗜欲，摒弃酒肉，勤力耕种，自给衣食，耐艰难辛苦，朴俭慈悯，志在利物，戒行严洁，一时翕然宗之。”[[86]]百姓纷纷入教，教门兴盛一时。

综上所述，道教之所以形成农道合修的传统，其内在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第一，道教教义以“贵生重生”、“生为第一”为显著特点，生命的存在必须有足够的食物保障。所以从逻辑上分析，道教“重生”必然“贵农”。第二，道门奉行“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的教戒，主张“我耕我食，我蚕我衣”[[87]]。《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也告诫世人：“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野人言，则劝于农。”[[88]]道教以力耕自养、利物济世为修行规范，这一宗教伦理对于密切道教与农学的关系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第三，处于扩大教团组织的需要，因为宗教的发展与宗教自身的寺院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随着道教宫观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出家入道的道众数量猛增，维持宫观日常生活的开销也增大，单靠乞食化缘已难以为续。而力耕自养、农道合修则一方面可以解决道众的生计，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农桑之业来扩大宫观经济实力，为道教实现济世度人的宗教关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为巩固发展教团组织提供恒久动力，即所谓“创立观院，垦田兴农，以为永久之基。”[[89]]《重阳全真集》卷1有《善友问耕种助道》诗，说：“世间凡冗莫相于，清静精研礼念初。慧照时时频剔拔，心田日日细耕锄。增添福炷油休绝，剿剪烦苛草尽除。登莹苗丰功行满，登苗携去献毗卢。”[[90]]第四，道教信徒多来自农家子弟，自幼对农桑之业耳熟能详，具备农道合修的基础和条件。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农道合修的传统在道门中一脉相承，至今在一些宫观中仍有余韵，以至一些道门中人在农学领域还颇有研究和建树。例如，四川青城山道教近现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着农道合修的传统。此外，一些道门中人在农学领域还颇有研究和建树，特别是全真子陈旉的农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农学史有着重要地位，这些都值得引起学术界同行关注，进行专题梳理与发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