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家施舟人教授曾说“仪式是文化的真正的纪念碑”，而这也正体现在中国道教之中。道教的斋法科仪有着精致完备的构架系统，这使得玄妙幽深的教理能够得到阐释与敷演；而地域性的道派传承又与民俗交融，在大传统之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派系与风格。因此，道教科仪不仅是我国本土宇宙观，乃至礼法、信仰的载体，更是一种集合音乐、舞蹈、建筑、美术、书法、剪纸、沙画、刺绣等多种艺术的综合性文化遗产。近代以来，随着文化思想、社会结构、仪式空间的巨大变化，道教科仪面临衰变，形式日趋简化，种类日渐减少，个别地区固有的民间道教活动基本绝迹，道教文化的整体性与延续性正在面临新时代的考验。

上海所处的江南苏松地区，自宋代以来便与“正一教主”张天师所在的龙虎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互动。明清以来，上海籍（松江）道士多于北京内廷供奉，为皇室举行斋醮道场。民国时期，六十二代天师在上海发起成立“道教总会”，六十三代天师又常住于此，上海因此有着一批“天师门生”的老道长。由此，上海正一派道教的科仪道法尽得龙虎山真传。但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上海道教的科仪传统也面临着传承上的问题，随着许多老道长相继羽化，大量科仪后继无人。早在1983年，时任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的陈莲笙道长，便与上海音乐学院合作，拍摄录制了上海、常熟、茅山等地区的部分道教科仪，但由于条件所限，这项工作并未完全展开。作为陈莲笙道长的弟子，现任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的吉宏忠道长不仅是一名深谙科法的高功法师，也深刻地意识到对道教科仪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2011年冬，“上海道教科仪数字化保存项目”在刘巧林道长的带领下正式启动。

一、收集、汇编，形成纸质成果

与以往的从外部入手的科仪资料片拍摄以及学术性的田野调查不同，刘巧林道长带领的团队立足于教内，其根本目的在于延续科仪道法的传承。团队成员除少量外聘人员外，主要由上海各宫观推荐年富力强、好学上进的骨干道友，计划在5年时间里，围绕着“法有师承”这一核心，以“数字化”的手段，将上海地区目前仍能传承的科仪进行“自内而外”的保存与整理。

道法的传承在人，因此团队将工作核心锁定在作为道教科仪传承者的老道长们身上，希望能够尽得老道长们的心法与真传，并以此为中心，用一整套系统的收集方法向外展开。

道教科仪是集多元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在一部科仪的阐演过程中，高功法师的手诀罡步、道众的唱赞、送化的文书、坛场的陈设等等，无一不是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站在教内传承者的角度有机地、完整地、全方位地记录这些信息，并非易事。经过反复的讨论，工作团队逐渐形成了一套谓之“六脉三段”的工作框架系统。

“六脉”是对科仪资料进行收集时需要时刻关注的六条脉络，即：科仪阐演的整体过程、内秘道法、科仪文本、科仪音乐、坛场布置、法服法器，其属性不同，操作细节也有差异。

“三段”是指对以上六脉所涵盖的信息以三个时间段进行分别收集，即：前期调研、中期拍摄、后期整理。

在后期整理中，按照科仪品目分册编纂的《上海道教科仪资料汇编》系列（以下简称《汇编》）成为纸质的工作成果。《汇编》的体例围绕着单项科仪展开，涵盖7个专项：科仪框架、科仪文本、科仪文书、坛场器物、科仪乐谱、内秘传承、科仪专访（可依情况增减），其每一项又分若干内容。

二、数字化保存

为了方便查询和使用，提高资料保存的价值，工作团队在对已取得成果进行分析与考量的基础上，做了不同程度的电   子化的处理：1.文献类资料是指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并不一定直接与科仪相关，如道法问答、经忏等；也有部分历史录像、录音。文献类资料一般以文本的翻拍、扫描的电子图片为主。2.科仪文本经过翻拍、扫描形成电子图片，一部分需要用来拍摄的文本会经过输入成为word文档。科仪的录像、录音、照片包含正式拍摄以及前期采访的文件。3.口述历史类主要包含了采访中的录像、录音、照片及总结笔记。4.器物类主要包含了法衣、法器的照片，以及绘制的图纸。5.其他来源资料包含了组员或其他地区道友贡献的与科仪相关的一切资料。

经过收集并数字化整理后的科仪资料被存储在“上海道教科仪资料库”中（下称“资料库”）。“资料库”即是一个数据库，旨在科仪资料的数字化汇编和检索，它将种类繁杂的科仪资料有序地保存起来，并最终通过检索终端对资料进行利用。

“资料库”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植入互联网供远程访问，具有用户管理、数据汇编、数据检索、数据访问、系统安装及数据备份等功能。

“资料库”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后续所收集的资料，均可按照既有的分类方法，以对应的数字格式上传存储并利用。这正如道教科仪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一项永不封顶的工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