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阴符经》曰："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这个观点意在说明人与自然必须维护一种恩害相抵的生态平衡关系。生态的贼盗性质是人们在充分利用自然有用的一面而又饱尝自然灾害的另一面之后而认识到的。《列子·天瑞篇》讲："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这就是人们充分利用自然有利的一面，但是，人们往往因为受恩于自然而过分地掠夺自然万物，自然万物就要采取天发杀机，人发杀机，或者天人合发杀机的形式报复人类，使人类反受害于自然，这就是"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的道理。虽然古人没有我们今天对生态失衡、环境危机感受这样强烈，但是，道家智慧总是从一个更大的自然理性法整体出发看待人生世界，从更深的自然内在价值层面反观万物关系，理性的光辉早早透视出自然的贼盗实质。《孟子·离娄下》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所以"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如果"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细网)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早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懂得了维护生态平衡的道理，晚出的《阴符经》更是对这一古老的智慧从哲学理论高度作了精辟的概括和总结。

因此，生态系统失衡并非现代的事，古代就已经存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定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人为活动对这些能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活动方式不当，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倒退甚至崩溃。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臭氧层变薄以及许多生物物种的消失等，都是人们活动造成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恶化。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并且是不可逆的。这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引起的一种负效应累积，人们耕种农田，开山采矿，建造运河、水库，发展交通运输系统，建设城市、工厂，所有这些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种活动是以向自然界单向索取为代价的，即贼盗了天地万物，然而天地万物又以无情的自然理性法则贼盗了人类社会本身。在渔猎文明时代，人类消灭了大量物种，导致地区性生态失衡，不得不以迁徙度过危机；在农业文明时代，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的土地危机，一些地方的人口长期外流；在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失衡更为严重，变成全球性现象。自然界本身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即自净能力、再生能力、报复能力，也就是《阴符经》所说的"人，万物之盗"的贼盗功能，它是自然理性内在价值的表现，自然理性并非人格化的意识活动，而是非人格非意识的客观运动规律，正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论语·阳货》)；内在价值并非人类目的的意志取向，而是客观事物的自身调节功能，正所谓"天何言哉?……百物生焉"(同上)。

因此，生态危机的实质不是自然危机，而是人类危机。人类危机的认识根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人虽为万物之灵，但并非万物之神，更不是万物中心；人虽有认识万物之理的能力，但并不能支配万物变化之理。人所能做的不过是遵循自然、借取自然而已，因为自然本身具有理性法则和内在价值，它不能为人所创造，也不能为人所消灭，自然物虽可为人所盗取，但绝不能过分过量，否则自然就要反盗于人。所以，不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新环境伦理不可能建立起来。人类仅仅知道自己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自觉的把自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积极主动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使其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达到最佳效果，结构和功能保持良好状态。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自然观，建立一种全新的"大自然观"，即不仅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理性，而且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也具有自身价值。

第二、《阴符经》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这是说明要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道理。因为天地、万物与人存在一种"贼盗"关系，人在盗取万物以为己生的同时，已经埋下了死亡祸根，因为万物也在贼害着人的机体，消耗着人的生命。所以人们要一方面保持节制，减少损害；另一方面适度开发，持续利用。经中"日月有数，大小有定。""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认为自然有定数，生物有时机，"定数""时机"概念就是典型的持续利用资源观念。天地、万物、人之间不仅存在一种贼盗关系，而且在种类和数量上也有定数，就一定的范围、一定的个体而言事物都是有限的，正如我们的世界中不论是矿物，还是生物；不论是水源，还是空气都有极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物质能量的转化和守衡也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的，并非任何条件任何时候都能转化。古代的人们从"竭泽而渔"的事例中就懂得持续利用资源的道理，河湖中保持一定数量的鱼类生物，不仅可以长期供应某一地区人们食鱼之需要，而且有利于发展其它水禽事业，所以古人禁止使用细网捕捞鱼类，一方面保证水产的持续利用，另一方面保持肥沃的水源有利于农业灌溉，从而使粮食、鱼肉、蛋奶的生产和供应保持均衡不断。《阴符经》从有限的生活实践范围内深刻地洞察出人与环境、社会与自然的持续利用关系的道理，完全是由于作者基于尊重自然规律的基本态度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高屋建瓴而得出的精辟结论。

实际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必然伴随着正负两种效应，这种效应随着人类发展的增长，特别是社会生产以自然生产无法比拟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就不能不打断自然生产的过程而造成资源不能持续利用的恶果。尤其是工业社会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对资源无限掠夺，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生态价值，只重视生产的正效应而轻视它的负效应，更不懂得二者之间的贼盗关系。人们以为生产只是把极小一部分资源转化为产品，而绝大部分资源又以废物的形式排放出去，殊不知就是这些排放出去的绝大部分资源成为自然贼盗人类社会的代价，因为这一部分资源绝大部分不能转入自然再生产的过程中去，从而减少了自然界中的有效资源数量，当这个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其它物质资源的畸变或灾变，甚至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很有可能全面恶化，进而彻底崩溃。比如森林砍伐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大规模水土流失，旱涝不均，洪水泛滥，土地沙化，这时粮食连年歉收，遍地饥荒，人口锐减，原有的繁荣萧条了，高度的文明衰落了。古代许多文明地区的衰落和消失归根结底是因为不能持续利用资源造成的，例如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今日都是一片沙海和荒漠；而古希腊文明却是荒山秃岭。这些文明都是在森林砍伐殆尽、水土资源枯竭后而毁灭和衰落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是至今存在下来的两大古文明，但是也有大片干旱土地和沙漠，如果不及早改变这一状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绝不能把自然看作是人外在的东西，自然与人的价值是对立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不改变，就不会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生产方式，丰富、扩大和深化社会生产的内容、范围和层次，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生产观"，全面调整社会生产和自然生产的关系，使社会生产的速度与自然生产的速度保持一致，人的增长与自然的增长保持一致，社会需求与自然循环保持一致，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阴符经》曰："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说明作者注重时事变化，强调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反映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社会能否实现稳定发展，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环节，实现人生在世最终目标的关键，所以，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要注意社情民风，人心向背，随时从一些微小的事件中发现百姓的好恶，及时调整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其既成为正确引导社会生产的绿灯，又成为恰当调节社会生产和自然生产关系的杠杆，使政策能够顺天时，尽地利，遂民情，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作者从道家传统的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把人生目的的实现过程看作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方面就表现为稳定发展，而社会的稳定则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经济利益的获取渠道，生产部门的关系协调以及人群意识、地域差异、民族观念、政治意向等等层面，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对全系统产生影响，特别是某一极端现象出现，会导致系统的失衡和紊乱。

因此，明哲的人，特别是明君一定要留心时事，观察民情，注意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情况，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努力了解社会发展脉搏，洞察时代精神趋向。及时调整政策，使社会各方面关系顺遂畅达，既要考虑生产的效率，又要兼顾社会的公平；既强调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保持社会形势的稳定，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上凡是短命的王朝或衰落的文明，都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种关系，调整好这一政策而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公平，不但贫富悬殊严重，而且下情不能上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盛行，世风日下，最后必然是衰败而来，灭亡即至。所以，道家居安思危、慎终追远，把万物有序、社会稳定看作理想社会。为此，人类必须改变原有的思想认识和生产方式，及其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社会观"，即建立一种从根本上适合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建立一种人类能够自觉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贼盗"关系的根本观念。

总之，《阴符经》这本奇异的道家经典，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环境伦理观念，对于走入新世纪的人类无疑是一思想宝藏，值得我们认真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