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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亦平:论真武信仰的文化功能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孙亦平     时间:2017-03-20 13:17:39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内容提要:在中国道教中,出现较早的是与崇拜四方之神相联系的玄武信仰。北宋时,玄武在诸神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为避“玄”之讳,用“真”来代替“玄”,真武信仰在皇室朝廷与民间百姓的共同推动下兴盛起来。明成祖登基后,感恩真武大帝之灵应,开始“北修故宫,南修武当”,在全国掀起了信奉真武的高潮。明代出现的武当道就是奉真武大帝为主神,倡三教合一,内丹修炼,行武当内家拳的新道派。到清代时,崇祀真武大帝的祠庙宫观遍及天下,围绕真武信仰而出现的富有地方色彩的祭祀仪式、庙会文化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娱乐和民众精神的重要纽带。真武信仰所具有的消灾佑福的文化功能在东亚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道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它在继承与发展了中华民族先民的生存经验与智慧的基础上,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形成了独具的文化特色,后与儒、佛鼎足而立,在中国社会中传播了近二千年,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道教思想文化是否还具有现代意义?它的内涵丰富的神灵信仰对现实社会和人生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待道教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既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抽象地肯定,只有经过价值重估和理论重构,才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保持活力。文化功能是指一个文化系统内部体制、信仰和技术等相互依存诸因素的总和。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对该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所发挥的作用和功效。本文通过探讨真武信仰的历史形成及文化功能,来展现道教文化的丰富内涵及社会影响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武信仰源远流长且内涵丰富,与中国古代先民讲究“仰观俯察”,将天上的恒星分成为“三垣”和“四象”七大星区有关。尤其是“四象”将二十八星宿按每一方的七宿想象为四种灵兽形象,自西向东排列为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用来表示方位、季节、颜色及风水变化。道教创立后,重视天上星象变化对人生活的指导意义,“四象”也被奉为具有守护意义的四方之神,表达了重视自然秩序和人的生命成长之间相互感应的思维方式。东晋葛洪在《抱朴子•杂应》中将四方之神中作为太上老君的护卫:“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 在四方之神中,位于左右的青龙、白虎被作为镇邪神灵列于门神之位,常立于道观的山门、殿门、城门或墓葬建筑的入口处。朱雀被美化为端庄美丽的九天玄女,而威风凛凛的玄武则成为镇守北方天界的守护神。

玄武以天上的北方七宿(斗、牛、虚、危、室、壁)的形态为参照,以龟蛇合体为形象,因位于北方又称北帝,在五行中属水,为黑色,故曰玄;龟蛇身有鳞甲,故曰武,表达了所具有的“统摄万灵”的威力。如《太上元始天尊说北帝伏魔神咒妙经》已将北帝人格化视为领兵将军:“冠黑帻,著皂衣,身长二十五丈,手持钟鼓,兵士四十万人,羽服赫然。”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繁荣期,北帝信仰因得到皇室的支持,在江西、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传播开来,陆续修建了一批专门供奉北帝、玄武的北帝庙或四圣祠。玄武也成为城镇、宫殿、宅屋的守护神。例如,长安城内建有玄武观,宫城中有玄武殿、玄武楼、玄武阙、玄武门等。“武德九年(626)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 这一发生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的“玄武门之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北宋时,玄武在诸神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为避“玄”之讳,用“真”来代替“玄”,封其为“真武灵应真君”。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又增上尊号曰:“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宋钦宗再封之为“佑圣助顺真武灵运将军”。经过历代皇帝的加封,真武成为继翊圣保德真君、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之后又一个宋朝保护神。

由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850~933)删定、三洞经箓弟子仲励 修的《道门科范大全集》卷六十三中有《真武灵应大醮仪》先描绘了真武作为太上老君应化之身在天以龟蛇为神像,带领着神将神兵下降人间时,又具有披发跣足、仗剑以斩祆邪的武士形象:“恭惟北方真武灵应佑圣真君,乃太上老君应化之身,属北斗第六武曲纪星君。北方以虚、危二宿为蛇,营室、东壁二星为龟。龟有甲而扞卫一身,蛇如阵而首尾俱至,故有武之象。龟蛇合而为真武,有神主之,是为真君在天。上冠苍玉之冠,衣玄色之衣,与天蓬、天猷、翊圣,号北极四圣。降于人间,则披发跣足,仗剑以斩祆邪,部领六丁玉女、八杀将军、六甲直符、十二神将,各一十二人,符吏百二十人,神兵五千万人,雷电风雨之神,常随左右。”

据该文序及文中记载,该醮仪是以杜光庭所作《北帝斋仪》、南宋四川广都人巢观(约生活于1127年前后)所修《真武醮仪》和太师史浩(1106~1194)所编《佑圣醮仪》为基础编成的,详细叙述了南宋道士修真武灵应斋醮仪式,在升坛法事、启坛、清旦、临午、晚朝、设醮行道等仪式中,多有“鸣法鼓二十四通”、“宣词”等演奏道乐的活动,并配合着持戒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程式。

值得注意的是,《真武灵应大醮仪》专门讲述了之唐武德三年(620)、北宋兴起至南宋建炎(1127~1130)间真武下降蜀中不断显灵的故事:“真君多降于蜀中,缘蜀中有玄武县。今避圣祖名,改为中汪。自汉迄隋,隶成都。唐武德三年,分隶梓州。其县有真武圣迹最多,后倚高山。山之上下皆有观,前临大江。江中之石,自然成龟蛇之状。近世无道士住持,更为金仙道场,威灵亦常示现,及降语于成都。宋兴之初,成都有燂灰李,置一阁奉事真君香火,真君降于其家,传以《五斗经》行于世。又有杜明,亦勤于崇奉,真君往往就明降语。咸平中,王均叛,贼帅遣卒召明。明往见贼师,殊不知口中历历道何语,贼师命送归。移时,方知身在家,举家惊喜。贼平后,遂罄金帛于天庆观三宝院,择地筑基,建堂殿,塑真君像,及绘灵官侍从,以谢脱贼之厄。上元节,殿堂彩绘新成,游者骈集。杜明遗其弟击磬,祗饬香灯。至夜,士女填溢。其弟于纱窗,窥殃妇女。真君怒使自擉,其眼几破。及祥符五年,又降语云:天蓬哥来则是客,吾当为主人坐,数有上真降焉。一日,明奉香火之次,降语令召道正明寂大师寒道冲曰:吾降此已数年,后吾于东都降现,以保帝祚,汝不得退前志。自此遂不闻真君之语。十年后,京师圣水观龟蛇现,若合符节。崇宁末,成都纪堂力学能文,圣寿寺刘氏命子弟从之游。真君降言,纪堂不孝后母,天曹已不收名字,后果无成,客死于药水铺。靖康初,京师失守,真君复降于成都。朝请郎扬广因祟害其女,来玉局观,设四圣醮,真君降于座,阖观惊骇,真君为其除祟。及言斋官众等祖先以来事,一一目击。又请江渎神王,应时而至。地司主者,阶下惶恐听命。建炎中,广都巢观夜梦真君遣人见召,心甚惊骇。至则真君降阶相接,圣颜温和,玉音清亮,待之如宾。觉而遂修醮仪,举家奉戒,愈切崇信。所以奉祀者,不可轻媟于建斋之初,当知此戒,其戒有七,众当谛听。” 这几则虽然讲述的是真武大帝在民间除祟罚恶的小故事,但却表达了守戒扬善才能得到真武保佑的信仰。

宋代建立后,一直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于是道教神灵中一批武神——天蓬元帅、天猷元帅、黑煞将军、玄武将军被塑造成辅佐天子、保家卫国的守护神,又被称为“北极四圣”、“四圣真君”或“北方四元帅”。“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祥符间避圣祖讳,始改玄武为真武。……后兴醴泉观得龟蛇。道士以为真武现,绘其像为北方之神。被发黑衣,仗剑蹈龟蛇,从者执黑旗。自号奉祀益严,加号镇天祐圣,或以为金虏之谶。” 真武将军作为道教的护法神,统率天兵,降妖伏魔,抵御来自于北方的侵略势力,故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真武信仰所具有消灾佑福的文化功能更具有吸引力。北宋时的金陵(今南京)“北门桥有玄帝庙,相传圣像乃南唐北城门楼上所供者,后移像于今庙。庙有签,灵验不可胜纪。人竭诚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隐与祸福之应,如面语者。”

宋代官方民间编制刊行有十余部有关真武的道书,保存在《道藏》中的有:《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注》《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真武灵应护世消灾灭罪宝忏》《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玄帝实录》等,宣扬真武大帝降于人间,扬善罚恶,辅正除邪,济世救人,劝人行善积德,孝顺父母,以获得福报的伦理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约出于宋代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在吸收汉族神话中有关玄武传说的基础上,依据太上老君信仰,通过元始天尊为妙行眞人讲说,对玄武进行了新诠释。玄武是太上老君第82次变化之身,托生于大罗境上无欲天宫之净乐国,成为国王之子。相传,净乐国善胜王后梦见自己吞日而孕,怀胎十四个月之后,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时,诞于王宫。王子生而神灵,长而勇猛。国王和王后喜爱至极,将他命名为“太玄”。太玄十岁时,读各种书籍而过目不忘。长大后不统王位,唯务修行。玉帝誓断天下妖魔,救护群品。王子也日夜于王官中,发此誓愿,父王不能禁制。后来,王子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中,修道42年,功成果满,白日登天。玉帝闻其勇猛,执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以断天下妖邪。真武以被发、黑衣、仗剑和蹈龟蛇的形象成为威镇北方的道教四方神灵之一。因此,元始天尊勑命位镇北方。真武神将带领天兵到下降,七日之内,天下邪鬼并皆清荡,从此还生人安泰,国土清平。

在宋代道教中,真武大帝脚下的龟蛇又被称为水火二将,成为真武大帝的侍从和护法。真武将军作为统理北方之神,经过不断加封,其全称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玉虚师相金阙化身荡魔永镇终劫济苦天尊”,通称北极玄天上帝,简称北帝、真武大帝或玄天上帝。真武因具有荡魔除邪之力,又称北极佑圣真君、真武荡魔天尊等,民间则俗称上帝公、上帝爷公等。

如果说,道书还是以一种文本方式来展示宗教信仰,那么,从宋代开始,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大大小小供奉真武的宫观在大江南北相继出现,以实体化的方式将真武信仰的诸因素整合起来。南宋朝偏安江南,时刻面临着来自于北方政权的政治与军事威胁,皇室对真武大帝的十分推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全国崇奉真武大帝的中心,社会中流传着有关真武大帝显灵的种种神话,临安周围的杭嘉湖地区原有的真武观得到修复,还新建了一些真武庙。每年三月三日的真武诞节逐渐发展为一种富有道教文化色彩的江南民俗活动一直持续下来,展现出真武信仰的文化功能。

从道教史上看,明代是真武信仰的高峰期。成祖发动靖难之役,以武力夺建文帝之皇位,登基当皇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方面努力清除与建文帝有关的一切历史记忆,如去除建文帝在位四年的年号、杀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等 、重修《太祖实录》等,另一方面,又打着寻找张三丰的旗号,大力建设湖北武当山,暗中寻找销声匿迹的建文帝,使一个崇拜真武为主神的新道派——武当道崛起。据元代刘道明撰《武当福地总真集》记载,“武当”之名就取自“非真武不足当之”。 武当道围绕着真武信仰而倡三教合一,内丹修炼,行武当内家拳成为明代道教中的一个亮点。武当山作为“真武”修真得道飞升之处,对广大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上山进香信众汇集为一股持续不断的朝圣活动,扩大了真武信仰在明代社会中的影响。

在道教众多的神灵中,真武大帝表现出多重神性:荡魔除邪的护卫神、以玄武为名的北方水神、促进繁衍的生殖神、掌管人生命寿夭的司命神、劝人为善的正义神,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神性相互交织,将真武信仰中消灾佑福的文化功能突显出来。这是真武大帝能够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追捧,从四方之神中脱颖而出演变为道教大神的重要原因。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及手工业中的冶炼、陶瓷和纺织等与水火有关的行业出现,具有司水功能的真武大帝被这些行业奉为保护神。广东佛山原为水泽之地,常遭水患,故佛山人敬奉北方水神真武大帝。南宋元丰年间(1251~1257)佛山建造了供奉北帝的灵应祠 ,又称北帝庙,作为佛山居民的祖庙,又称公庙,作为当地居民开展祭祀北帝活动的场所。每年农历三月三的北帝诞日,官绅民众一起到北帝庙中设醮拜神,进行烧抢大爆、演戏酬神等热闹非凡的崇神活动,以求平安康泰,逐渐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习俗。

佛山每年除三月初三北帝诞之外,还要于正月初六、二月十五、七月八、九月九进行迎北帝巡游的活动。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正月初六日,灵应祠神出祠巡游,备神仗,盛鼓吹导神舆以出游,人簇观。愚者谓以手引舆杠则获吉利,竞挤而前,至填塞不得行。” 北帝出祠巡游的时间是一天一夜,每一宗族首领要率领百姓到北帝庙迎请北帝神回祠祭拜,以“肃静”、“回避”、“紫霄宫”“玄天上帝”等八对十六件木雕宫伞形高脚牌仪仗开路,之后是铜铸八宝仪仗和兵器仪仗,北帝小铜像端坐在神舆上,在八音锣鼓的吹奏下威风凛凛的在镇内巡游。 每于此日,百姓都涌上街头,以手摸神舆杠,求图吉利。尤其是二月十五日与七月八日,是皇帝为了感谢真武的佑护,而以诏令的形式要求地方官员每年必须在这两个日子举行祭祀活动,“十五日,谕祭灵应祠北帝,先一日,绅耆列神仗,饰彩童,迎于金鱼塘陈祠,二鼓还灵应祠。至子刻,驻防同知诣祠行礼,绅耆咸集。祭毕,神复出祠。” 又为真武信仰涂上了一层官方色彩。

同时,北帝也受到佛山百姓的热烈崇奉,据记载,从正月初六到三月底的83天的时间里,佛山八图的80户居民中,每晚轮流,要有一户迎请北帝神像到自己宗祠中供奉一夜,第二天再送回灵应祠。除二月十五和三月三日这特别的两天,北帝神像出祠巡游,再回到灵应祠,由官员供奉祭祀。 因此,“北帝游神所引发的祭祀仪式的争端,比祭祀土地坛所引发的争端更加激烈。” 反映了官方正统祭祀与民间百姓节庆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以北帝崇拜为中心的祭祀圈,促进了真武信仰的地方化与民间化。

再看明代江南地区的真武信仰又别具一格。无锡运河环城流过,每年二月中旬,虔诚的信众组成进香船队在无锡北塘齐集,然后通过古运河,经长江、汉江,到达湖北古均州后。人们下船后再登上武当山朝拜真武大帝。“明代时,每年二月中旬,苏州、松江二府去武当山烧香的船常在无锡北塘齐集。因无锡北塘至黄埠墩一直到现在的吴桥一段江南大运河河面开阔,所以一聚就是几百艘。这些香船来时,鸣锣为号,锣声自东南向西北,无锡百姓听到锣声,就知道香船到来,于是纷纷从四面八方到北塘运河边去观看香灯。” 由于无锡北塘具有四通环形的水路,相传在修建武当山的过程中,耸立在武当山最高峰天柱峰上的标志性建筑——金殿的所有构件的铸件都是先在北京完成,然后通过水路,由运河经长江、汉江运送至湖北古均州,再搬运至武当山的。这条通道为江南地区信众组织的一年一度的武当朝圣香会开辟了道路。曾任明朝兵部侍郎的王永积在《锡山景物略》卷四《北塘香灯》一文记载:“香灯,他邑未有也。岁二月,无定日,巨舰百十艘,无定数,乃苏人之武当山进香者,蠲吉启行,至北塘,谓之齐帮,毕集焉。其来以鸣锣为号,自南而东而北,声振林木。” 这种朝圣武当的香船规模和朝圣方式为“他邑未有也”。无锡年复一年的举办香船活动,形成的“北塘香灯”的水上盛会,在明朝持续了上百年,这种朝圣武的活动后来发展为一年一度的民俗节日,折射出明代江南人真武信仰的特殊情怀。

明代郑成功去台湾,将“真武大帝”视为守护台湾岛的海神,称之为“玄天上帝”而大加祭祀,其影响在台湾尤为深远。民间百姓称之为“上帝公”、“上帝爷”、“帝爷公”等。“玄天上帝是道教所奉祀的主要神祇之一,在台湾信众人口数,仅次于男神中的王爷信仰。” 迄今“玄天上帝”在台湾仍受到百姓的热烈崇拜,香火相当旺盛。

随着东亚文化的广泛交流,真武信仰也传到朝鲜与日本。朝鲜王朝建立后,专门设立道教宫观——昭格署,作为国家醮祭星辰的场所:“昭格署祀老子为首之外,大抵以星辰为醮祭,主要之对象可知也,而其所谓星辰者,曰火星、曰北斗、曰金星、曰太阳、曰太阴、曰直星、曰真武、曰星变。祈禳即如太白昼见慧星经天等时之醮祭禳灾之事也。” 太宗四年(1404)要求昭格署提调金瞻(1364~1416)专门负责制定“醮礼天帝星辰之事”,把包括真武在内的道教星辰醮祭纳入国家宗教的管理体制之中。

真武信仰而且还通过广西、云南传至越南。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云南巡抚陈用宾在昆明东北郊凤鸣山依照武当山天柱峰金顶的太和宫造型和规格重建真武殿,祭祀真武大帝,该殿以金铜为顶,明亮耀眼,故称“金殿”,俗称铜瓦寺。明崇祯十年(1637)云南巡府张风翱将“金殿”移至宾川鸡足山。今天,越南河内市还保存有几座真武观,成为道教传播到越南的实证。1681年,后黎朝的政治军事家郑柞(1606~1682)重修河内镇武观,正殿中供奉的镇武真君铜像,高3.46米,重4吨,散发披肩,左手握印,右手持剑,膝下有龟蛇合体之造型,表现出玄天大帝的造型和威武神态。因历代君王常到此施法镇妖,镇武观也被视为皇家道观。

清代初年,真武信仰在东北的兴盛与清王朝推动有关。据民间传说,康熙帝于三十七年秋(1698)第二次东巡吉林时,听信江湖术士之言,说城北的九龙山(北山)龙脉会再孕真龙天子,之后要与大清争夺天下,于是命令吉林将军削九龙山头,断山脉,建庙宇,以镇龙气。雍正五年(1727),具有悲怜心的蓬莱派第四代传人廉毓礼道长从山东云游至此 ,看到大火燃烧船厂的惨景,为请水神真武大帝下降古船厂,以保佑古城人民不遭火患,于是他在玄天岭结草为庵,招收弟子,修行布道。乾隆帝即位后不久便东巡吉林,听闻康熙帝虽破了吉林九龙山之龙脉,但与九龙山相邻的玄天岭峭壁上仍有九口泉眼,以“九龙口”吐水之势,四季喷涌,旱涝不竭。乾隆这乃召集群臣商议镇压之法。钦天监献策,唯“下堵泉眼,上盖奇形寺庙”,方可镇压玄天岭之龙气。于是吉林将军奉旨礼聘结庵于玄天岭上的廉毓礼道长修庙。廉毓礼道长带领众人经过艰苦努力,建成玄帝观,供奉真武大帝等神灵,又称真武庙。乾隆帝特地为真武庙题匾“玄天圣境”。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前来叩头跪拜、焚香行祭,通过崇拜真武大帝,以祈求神灵保佑免遭水火之灾,多福长寿,万事吉祥,后演化为当地的一种文化庙会,“真武庙会上香烟袅袅,钟钹齐鸣,万人攒动,叫买叫卖。是时,还要‘演戏报赛’酬神,以求真武大帝保佑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亦是当年吉林古城一民间盛事。” 真武庙会为当地乡民、士绅、商人的聚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为社会的和谐繁荣提供了一种文化样式。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推动下,明清时崇祀真武大帝的祠庙宫观遍及天下,围绕真武信仰而出现的富有地方色彩的祭祀仪式、庙会文化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娱乐和民众精神的重要纽带,真武信仰所具有的消灾佑福的文化功能在东亚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更多链接:首届中国(吉林市)道教文化艺术周专题报道

(孙亦平,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论文出自“北极镇天•万类咸亨”真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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