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修练由于强调个人的内在转化与超越，往往给予人出世甚至与世俗社会分离的观感。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道教却往往以集体的教团形式出现，并与当世社会上不同的群体有着紧密的互动。这种现象似乎显示出追求超越的个体修练与社会参与是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两者是互相依存。在道教传统中，全真道是明确强调出家修行的宗派。如果回顾早期全真祖师的教导与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修练并不是强调个人与社会的隔离，而是会同时注重累积真功真行，在社会处境的实践中作内在的转化，从而达至心性上的超脱。心性的修行锻练并不必然指向与社群的分离。反之，不能在俗世纷尘中体证的修行只是孤芳自赏，并不能经历考验与磨练。真正的超越境界，正如《重阳立教十五论》〈论离凡世〉提醒我们：「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

伦理的讨论绝不可能忽略个人的角色，而要从个人走向集体就不能不讨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将会以早期全真祖师对教团的发展以及心性与身体修练的教导与实践为基础，探讨个人修行与在社会中实践的紧密关系。这种回顾与反思亦希望能够为道教伦理的核心义涵讨论带来启发。

一.全真道早期的教团创立与活动

王重阳（1112-1170）在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前往终南山南时村掘地为隧作「活死人墓」，自此开始了离家弃俗的修道生涯。但他的修行历程并非只有孤独一人。在翌年，史处厚（1101-1174）闻得王重阳遇仙并得受秘诀，就到终南山请求为师，成为了王氏最早期的入门弟子。大定三年（1163），王重阳填堵了「活死人墓」，并迁居到刘蒋村结茅居与和玉蟾及李灵阳一起同住修道。而和、李二人亦是王重阳最早期的道友。《重阳立教十五论》中刻意提到「合道伴」一论，反映王重阳肯定群体修行的重要。在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焚毁刘蒋村茅庵西行至现今山东一带传教。他陆续收了刘通微（？-1196）、丘处机（1148-1227）、谭处端（1123-1185）、马钰（1123-1183）、王处一（1142-1217）、郝大通（1149-1212）等人为徒。其中王重阳劝化马钰入道的事迹可谓当中之经典。马钰原为宁海的缯帛商人，生于殷富之家。同时代的宁海州东牟乡贡进士马大辨形容他「家赀巨万」。马钰首先在范明叔的遇仙亭与王重阳相遇。王重阳知道马钰夙有仙契，劝勉他学道修真。马钰遂邀请他到城中的南庵居住，日夕与之问道。王重阳十分希望马钰夫妇能够弃除家缘、离乡背井修道。虽然他们二人起初并没有立刻跟从，但在王重阳分梨赐芋栗、重重入梦以天堂地狱十犯大戒罪警及送赠诗词传达教化要旨的循循诱导之下，马钰遂在大定八年（1168）弃俗出家。王重阳劝化马钰的故事，显示他从深山结伴修行，转移到主动走入世俗人家度化皈依的转变。

随了广纳门徒，王重阳的传教行动亦立足于基层社会。他在山东区内的州县积极成立会社。大定八年八月，王重阳先于文登县（今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姜实庵建立七宝会、在次年八月在宁海军（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的金莲堂成立金莲会、九月在登州福山县（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立三光会、又于蓬莱（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组织玉华会及在十月于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成立平等会。至此王重阳在山东地区短短的两年之间「普化三州，同归五会」。秦志安在《金莲正宗记》中记载了五会名字的意涵与愿景：

窃以平等者，为道德之祖，清净之源。乃金莲玉华之本，三光七宝之宗。普济群生，遍超庶俗。银焰充盈于八极，彩霞蒸满于十方。人人愿吐于黄芽，比比不游于黑路。玉华者，气之宗；金莲者，神之祖。气神相结，谓之神仙。

王重阳在短时间内频繁创立会社，是希望能够「普济群生，遍超庶俗」。他的传教对象并不局限于文人精英或慕名来投的人士，而是不分层阶身份，希望能够令普罗大众踏上修行之正途。这种扎根基层的传教方式亦为王重阳之弟子继承。例如丘处机虽然先后与金朝及蒙古的名臣帝王有所往还。陕西路统军使兼知京兆府事夹谷清臣、武定军节度使兼奉圣州管内观察使移剌霖、定海军节度使刘师鲁、蓬莱州节度使邹应中、金世宗（1161-1189在位）及成吉思汗（1206-1227在位）都曾经与丘处机有诗词酬和或与之会面请教。但丘处机在晚年西行回到燕京（今北京）后，仍然借着显赫的名望建立了「平等」、「长春」、「灵宝」、「长生」、「明真」、「平安」、「消灾」、「万莲」八会。可见他没有放弃在广大民众中传教弘道。除了建立会社，《元史》〈释老志〉还提到丘处机运用其宗教影响力在华北地区救助万民：

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在启程东归时，成吉思汗曾经下令丘处机门人能够悉令蠲免，且赐圣旨文字一通，并盖上御宝。丘处机在为全真教门获得政治上的优待时，反过来以此惠泽百姓。秦志安在《金莲正宗记》末以「赞曰」的形式记载了自己游历河北时，时人对丘处机的评价。由此反映出对修道者功德评论的思考：

仆尝游燕台，见三人相与论丘仙翁之功德，其一人曰：「我以为磻水溪边七年苦志，宝玄堂上数载流光。炼金丹太药之基，种火枣交梨之树。出神入梦，斡地回天。此功德之最大者也。」

其一人曰：「非也。我以为修宫立观，传教度人。开全真七朵之莲，种无影三花之树。受簪冠者半天下，谈道德者匝世间。无人不饮于重玄，有物尽沾于至化。此功德之最大者也。」

其一人曰：「乃二公之所说，见其小不见其大，得其麤不得其精，取太山之半拳，拾邓林之一叶也。我则以为当蒙古之锐兵南来也。饮马则黄河欲竭，鸣镝而华岳将崩。玉石俱焚，贤愚并戮。尸山积而依稀犯斗，血海涨而髣髴弥天。赫威若雷，无赦如虎。幸我长春丘仙翁应诏而起，一见而龙颜稍霁，再奏而天意渐回。诏顺命者不诛，许降城而免死。宥驱丁而得赎，放虏口以从良。四百州半获安生，数万里率皆受赐。所谓展臂拒摧峰之岳，横身遮溃岸之河。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不啻乎百千万亿，将逾于秭穰京垓。如此阴功，上通天意，固可以碧霄徃返，白日飞升。又何用于九转丹砂、七还玉液者也？」

秦志安引述的论点讨论了丘祖三个功德的面向：个人内练修行的超脱、立观度人弘扬道学使道教广披四方、以及拯救万民于危难中的功德。明显地，这三个评价分别对应修行者在个人、教团、社会三个层次所作的贡献。秦志安虽然没有明言哪一种功德更为优异，但我们不妨将此框架视为一种宗教发展的次第，亦可以响应全真道由创立至兴盛的历史进程。

王重阳在体悟到修行的圆满时并没有止步于个人的得道，而是在自知「寿命不过五十八」的前提下，仍然抓紧时间东至山东广收门徒及创立教团，以达至「你还般在寰海内，嬴得三千八百筹」的弘教目标。在第二代的门人如王处一及丘处机的努力往还下，全真道的领导者逐渐得到金朝皇帝的注意，并得到赐匾予宫观的认可。从弘扬教门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谓得到了整个社会不同阶级的认同。但在获得广泛的信任后，全真道并没有只顾及自身教门的发展。丘处机晚年身处的山东是四战之地。不仅是金朝、南宋、蒙古军事争夺的要冲，更是地方武装势力盘据的地方。他曾经协助金朝将领仆散安贞在登州及宁海抚谕平息动乱。在列国兼并的时代背景下，他毅然谢绝了金朝及南宋官员的出访邀请。而是接受了成吉思汗的使者，不惜前往千里之外的西域与这位蒙古领袖会面。当时人们都认为丘处机应当南行，因为南宋尊奉道教的意愿浓厚，而北方蒙古人则杀戮过多，而且彼此言语不通。但丘处机选择西行的目的却不是仅以教门发展为考虑。他在兴定四年（1220）十二月出行至德兴府（治所在今河北省涿鹿县）时，曾以诗寄燕京诸友，道出了他选择西行的原因：

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索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丘处机在心中牵挂的是山东民众如何在战乱不息的环境下得以安生。在西行面见成吉思汗时，他以节欲清静之理回应了这位蒙古统治者关于长生之道的追求。同时亦提出安定黎民生活的建议。《玄风庆会录》如此记述丘祖的建言：

今已为民，有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能干官规措勾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之，兹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余万里之外一召，不远而来。修身养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国保民之术何为惜口？

而《元史》亦记载丘处机在与成吉思汗的交流中「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可见向蒙古统治者劝谏保民安康是丘处机西行之旅贯彻始终的目的。他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个人及教团的荣耀，而是在战乱中苦苦挣扎的天下苍生。

二.在个人与他者之间的修练

早期全真祖师提出「真功真行」的修练理念。王重阳教导门人首先要保持心中清静，当能够怀着聪慧细细省悟，便可以「庶几不流落于他门」，从而认识「功行乃别有真功真行」。马丹阳将「真功真行」总结为「学道完全性命，养身乞觅残余。真功清净证元初，真行救人疾苦」。丹阳的弟子晋真人则有更详细的解释：

如今略说道果之因，上天只秪佑真功真行。如大善德之人，自可感动天地。经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迭精神。无动无作，真清真净。抱元守一，存神固炁，乃真功也。若要真行，须要修行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

又曰：

若人修行养命，先须积行累功。有功无行，道果难成。功行两全，是谓真人。

因此「真功」可以视为收摄心神达至清静的内练功夫。但空有「真功」亦不能得道，必须在「真功」的基础下实践及累积「真行」才可以功行两全。「真行」需要是先人后己的无私行动，可以是济贫救苦的助人善业及劝化众生修行的弘道宣教。在救助贫苦上，王重阳曾经提及三种方法。认为「修行助饥寒者，唯三事耳。乞觅上，行符中，设药下」、「乞觅行符设药人，将为三事是修真」。从当代帮助贫困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难以套用乞讨为上、行符次之、设药又次之的理念。但我们不能忘记这语境是套用在「修真」的过程之中。即是并非单纯帮助他人，而是同时要为自己在行动中带来深刻的转化。王重阳曾经在一次修行中令马丹阳下山权与陆仙作伴。并作词云：

我行符水，公修药饵。一居山，一居鄽市。两处崇真，暗相洽，即非彼此。无为漏，共成不二。扶风儒士，同为教旨。辟得正，上合天意，行满功成。去蓬莱，却寻旧止。如今且，休言异寄。

丹阳后亦和之曰：

风仙符水，陆公药饵。两处住，一山一市。遣钰居鄽，敢相违，便当离此。怀真一，难为有二。予非秀士，道通奥旨。认根源，伏降心意，缚马擒猿。觉狂游，喝声便止。休相侮，假身是寄。

从王重阳与马丹阳的词文唱和，我们可以发现如何在山野及城市之间分别通过行符及施药的实践，以降伏自身不定的心神，才是修练本身的奥旨。故此不仅助人，亦是练己。而乞觅就是这种入世修行法门的极致。王重阳在诗词中多次提到乞觅的重要，如在〈自咏〉中言：

有个王三，风害狂颠。弃荣华，乞化为先。

在一首与马丹阳酬和的〈四言长篇〉中，他亦指出：

也无财产，也无家乡。任云任水，乞食为长。

在可能是赠予谭处端的〈赠弟子颂〉里他亦提及：

绝尽人我，绝尽思虑。或饥或饱，或寒或暑。便戴青巾，便衣纸布。决要上街，觅钱乞去。

由此可见乞讨于王重阳而言是一种在社会中弃绝物质享受，并消解人我之执的修行法。刘处玄（1147-1203）在大定十四年（1174）与马、谭、丘三位师兄在鄠县（今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秦渡镇真武庙谈论日后修行的志向。处玄在此决志以「志志」为目标。按孙周在《长春真人传》的解释，「志志则守道不渝，应物全真」。故处玄隐于洛阳市土地庙的市廛之中，是希望通过游走于市井之间以克服种种诱惑以坚定修行的心志。因此真正的修行不一定要脱离世俗社会环境，反而是要正视诱惑，才能坚定己心。

早期全真道的清修方法还有专注静坐的环堵。马钰曾经在王重阳仙去后「至终南重阳旧地，筑环堵以居焉。无尘事之萦，无火院之累，专心致志以精穷内事」。他本人亦曾经以词文誓证居于环堵刻苦修行的决心：

我今誓死环墙内，夏绝凉泉，冬鄙红烟。认正丹炉水火缘，师恩欲报勤修养。炼汞烹铅，行满功圆。做个蓬瀛赤脚仙。

环堵的修行是克服身体的舒适享受以磨练心性，勤修内功，因此生活力求简朴。《丹阳真人语录》记载了马钰在环堵内的生活面貌：「师居环堵中，但设几榻、笔砚、羊皮而已，旷然无余物。早晨则一碗粥，午间一钵面。过此已往，果茹不经口」。环堵看似是一种孤独的修行。但到底是否功成，并非自我感觉良好即可，而是要在人际之间的交流里验证。《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记载了王志谨（1178-1263）向门人分享了两个关于环堵修行人被试探的故事：

师因人论居圜守静事。乃云：昔有道人坐圜有年。一日众人请出，随意行止。旧友见而问之曰：师兄向静处得来底，于闹处可用。未知师兄得到端的不动处也未？其人傲然，良久不言。友人进云：某有试金石可辨真伪，师兄试说汝数年静处得来底心，看如何也。其人云：静处有甚么可说。友人曰：似恁么则披毛载角，还他口债去也。其人忿然大怒，以至出骂。友人笑曰：此是汝圜中得底也，果试出矣。其人遂怨，终身绝交。此人不曾于境上炼心，虽静坐百年，终无是处。但似系马而止者，解其绳则奔驰如旧矣。

上述故事表明坐圜修练虽长，但如果不能克制心猿意马达至内心的真正转化，一旦离开环堵回归原有的人际交往时，一切都会原型毕露。另一则故事则提到长春丘真人的经历：

或问曰：守圜之人其功如何？答云：昔长春真人在山东时，行至一观，后有坐圜者。其众修斋，次有人覆真人，言圜中先生欲与真人语。真人令斋毕相见去。不意间，真人因出外，寻及圜所，以杖大击其门数声。圜中先生以为常人，怒而应之，真人便回。斋毕，众人复请以相见。真人曰：已试过也。此人人我心尚在，未可与语。遂去之。大抵居静本为性命事大，收拾固济，涵养为功，遇境不动，乃是验也。今此击门之声是境，应者是心。心若忘我，如同灰灭。拨之有明，亦无火焰。遇境不动，安详应过。便是心上有工夫也。今闻些子虚声，便早动心，一切恶境怎生过去？虽居圜中，济甚么事？受人供养口债，怎生不还得？却不如向动用境中，物上事上，专一磨炼此心去。却是个有见趣底人也。

这则丘真人的经历点出了真正的内修是要消去人我等阶级名望之别。遇有境况亦要平淡面对，心不可因此被牵动。所以真正的修行成果还要通过环堵外的世界去验证。正如《重阳立教十五论》〈论打坐〉提到：

凡打坐者，非言形体端然，瞑目合眼，此是假坐也。真坐者，须十二时辰住行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能如此者，虽身处于尘世，名已列于仙位。不须远参他人，便是身内圣贤。

真正的打坐不是单纯的外在肢体动作，而是对心性收摄守中的锻练。如果能够达至这个境界，即使身在尘俗之中亦无碍功成登真。

三.余论

本文意在指出早期全真道的教团发展及修练要旨，都与对他者及社会的关怀密不可分。修行并不只是一个人孤立的变革，而是要不断在教团及社会之中维持高度的实践，最终使自身得到内在的根本转化。全真道历来注重社会救济、累积有益于众生的「真功真行」、在修练中往来个人与他者之间。这都反映当中的伦理准则是关注人与自身、与教团及与社会如何建立互利共生的关系。在修行的过程中，自我这一「私」的范畴将会被逐步消解，而重新建立的是「无私」、不分人我的新价值观。在这框架下的道德及行为准则，亦必然不会以个人的成败得失为对与错的依归，而是探索如何在和谐的群体生活中惠泽他人以圆满自身。在这意义下，个人修行并不仅仅是追求一己之福或超脱，同时亦包含如何对他者以至整个社会作出回馈。全真祖师们于短短数十年间在两代领导人的努力下，即已由教团之创立，达至修己度人、普济苍生的崇高境界。如此丰盛成果实足资后人之所鉴。

（原文来源于孝忠诚信与伦理道德分论坛发言稿。作者：李志诚，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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