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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与审美超越——以“中国道教界为5·12地震超度大法会”为例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苏宁     时间:2017-06-06 13:51:30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提要:从美学的角度看,宗教宗教仪式的审美拯救功能在于“以意逆志”、神圣体验,在于能激起人心灵的提升与超越。本文以中国道教界为5·12地震举办的追荐超度大法会个案为例,从“与道相通的审美拯救”、“崇高的审美意象”、“神圣的复调叙事”三方面,分析宗教仪式与灾难修复之间意义上的联系。认为道教法会等宗教仪式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灾难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审美超越等诸多价值内涵。它以对精神深处奥秘的揭示,对超验物的象征作用,表达对逝者的追思和向死而生的生命价值,提振人心,从而能与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合为一体。   

关键词:宗教仪式;神圣时空;审美超越

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宗教界举行了许多相关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对中华民族面临苦难的哀伤所给予的抚慰。同时,表达了灾难拯救过程中宗教的审美维度,是宗教观念、宗教仪式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其审美价值体现在它内在的生命意识与生命力度之中,是审美想象与宗教象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与道相通的审美拯救

老子思想中便有超越现实苦难而直达内在精神境界的审美表达,认为通过“致虚守静”、“涤除玄览”等内心体验可展现独特的内审美境界,从而体道。又如庄子的“心斋”,孟子的“以意逆志”,刘勰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等神圣体验思想,重在体道。王国维把宗教与审美视为追求人生痛苦的解脱之道,朱光潜则认为通过艺术与宗教,可以净化心灵,将苦难升华。马克斯·韦伯也提出“审美拯救”之说。这表明在深灾大难面前,更需要人性美的暖意,需要心灵的提升与超越。宗教的拯救意义首先来源于神圣象征。从宗教的观点看,精神世界的神性美是真实而永恒的,对治苦难的宗教仪式可加强“普世性”的美学品质,在地震灾难发生之后,面对民族悲怆和苦难,宗教活动可将生命、死亡、苦难与拯救交织。从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上进行考察,既可以表现出个体生命的超度,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人类大爱的民族认同。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难拯救和价值重塑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缔结了多重的意义关系。宗教仪式的出现既是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大地震的历史书写,也是对隐秘的民族心灵史——信仰与审美超越的一种情感呈现。它以人的生命情感为内含,在仪式中感觉终极信仰的精神样式。

为了悼念四川汶川5·12地震遇难者,中国道教协会、四川道教协会暨海峡两岸四地道教界,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在成都大邑鹤鸣山道源圣城举办了“两岸四地道教界为5·12地震灾难祈福禳灾追荐超度大法会”。活动宗旨:超度与祈福,祈愿祥和重辉。两岸四地道教界共同祈祷地震灾区灾消福生,让所有死难的同胞安息;为了国家安宁,生者吉祥幸福。举办仪式有度亡科仪、度炼仪、放焰口、施食、放河灯、放孔明灯等等。这个法会,提供了一个道教度亡思想与审美拯救观念相融合的典型个案。

从宗教的角度看,为5·12地震举办的追荐超度法会主要功能是神圣象征:人神通感,祈福消灾。其宗教与审美拯救的主要依据在于宗教仪式能激起人精神上的投入,伴随特殊的宗教功能,宗教仪式可以通过想象产生虚幻的审美对象化,提振人心,从而能与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合为一体。正如美国现代哲学家苏珊·朗格所言:“宗教想象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时,美与宗教就无法分离,因为大量的实际感情都伴随着宗教经验……宗教确实也养育了艺术。凡是人们感到神圣的东西都能激发美的观念。”

首先,法会宗教仪式借助文学的审美效果,激发道教度亡思想的精神传递。如《中国道教界为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祈祷文》:

“深深地哀悼,为地震死难的同胞;深深地祈祷,为慈爱悲痛的母亲;深深地祝福,为神州创伤的大地。公元二00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一场浩大的劫难降临,汶川八级的地震,瞬间天昏日暗,山崩地裂,骨肉分离,阴阳永隔,家园毁灭,福庭倾圮,国殇凄楚,天地悲怆。哀伤切切,悲痛深深。”

爱与生命,是祭文的主题,也是整个法会的主题。祭文感情真挚,通过现场数千人念诵,相互感染,让人们的内心沉浸在怜悯的大爱中,内心感到痛楚和震撼,与神州大地患难与共,天、地、人同悲。

祭文借用宗教文学的独特感染,将两岸三地同胞血浓于水的关爱之情表达出来,呼唤生命的神圣与尊严。“今三清信众,华夏儿女,偕海峡两岸四地道教界人士,怀度人之心,奉三元之仪,于鹤鸣神山之治,告奠于太上席前:朗朗乾坤,浩浩灵气,道佑中华,德润天地。汶川、北川、青川,大地载亿万之悲痛;大陆、港澳、台湾,同心赴度亡之宝筏。大道垂文,泽周环宇;天尊演化,恩及幽明。”祭文通过“大道”与“幽明”的对立,表达生命重生的可能,“伏愿死难同胞,乘此福缘,高升道境,蜕影丹台。”“伏愿三界群生,皆承应感,上真降鉴,辉光玄阙。众生吉祥,增寿百福之地;家园重辉。”

与盛世欢歌的艺术形式不同,道教度亡法会祭文文词悲切而不失优美,意境空灵而富于浩然道炁。对其产生的审美感受“不存在于自然的事物里,而只能在我们的观念里寻找”,“是我们心里所激起的超感性的使命感觉。”它通过宗教仪式的审美作用把人引向“至善”。宗教仪式的虚构方法与宗教信仰所要求的真诚形成了张力,通过想象人神交织的神圣空间,形成对超验物的象征作用和神性存在的诸种感觉符号,将地震灾难对人心灵的伤害给以慰藉。

二、崇高的审美意象

返观漫长的宗教历史可见,宗教仪式可借用审美化的表达方式凝聚情感和力量,从而将具有宗教理念和意义的符号系统,从内到外的表现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仪式形象体系。仪式可使人在特定的神圣时空中集中意念。用宗教仪式来抚慰人心,将苦升华,借用了柏拉图的意识美学理念。柏拉图认为审美是对灵魂的回忆,意识是先在的,是主体。在面临艰难险阻,在抗击灾难过程中,宗教仪式的积极作用能通过意识的作用,将感受到的惊心巨痛转化为可荡涤人胸襟的正气,转化为崇高的审美体验。从而凝聚起拯救的力量。祈愿祥和重辉、国泰民安,是此次大法会最富感召力的主题。

道教用灾异表示灾难,用于度亡的道教仪式主要有炼度仪、放焰口、施食科仪等。从仪式的主要构成看,度亡的道教仪式与模拟死亡的古老神话有关。如5月30日在鹤鸣山举行的这场超度法会,处处有这种模拟的样式。法会共举办3天。第一天,5月30日,共六坛科仪,首坛为“开坛启师(连坛解秽)”,之后有“关召符使”,“灵祖正朝”,“安奉灶君”,“安荐寒林”,“款驾停科”等。5月31日,共五坛,分别为“正启三元”,“正申东岳”,“正申冥王”,“三元真经”,“救苦正朝”,“停科回向”。6月1日,共四坛,为“中元庆圣” ,“贡祀诸天”,“圆满饯驾”,晚上7时举行“铁罐斛食”。这些科事来源于较古老的全真度亡科仪,《广成仪制》等道书均有记载。法会中道士按古制一一施演,将死难的意义加以神圣化,气氛悲悯肃穆令现场人员动容。在香烟缭绕的气氛中,伴随着音乐、诵经的声音完成仪式。它很好地扮演了宗教审美的叙述角色,通过模拟仪式的“应验”,人神沟通,产生种种梦幻般的想象,使宗教的悲悯意义进入神圣境界深处。

从仪式体现的意象效果来看,“应验”符号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应验”记录炼度科仪的宗教感应,其载体是法器的艺术化表达。如高功使用笏板、令、印、牌、章、表等法器,用以请出想象中的身中神。又如高功的种种舞蹈化的步伐,烟雾、圣像、使人在想象活动中,在心灵与实物对象之间达成直接的联系,产生超越对事物的印象所作出的思考。应验是宗教修辞的能力。宗教仪式中所用的器具和人的活动,是可见可触摸的对象。而宗教产生的效果是不可见的,这是外观上不可见的意义,如同水的“圣洁,光的神奇”一样,显示出神性之美。法会将法会中法器的指涉与法会行使人——指涉者与指涉意义联系起来,通过视象与梦想将神圣的“道”幻化为可感可通的“圣显”,表达拯救生命的希望之光。这是一种“至美”的审美心理内容。宗教仪式借助于应验想象,完成宗教情绪和审美感情的交融。

正是因为对灾害性力量也就是“鬼”的恐惧,人们才需要将“鬼”——灾害性力量驱逐;而恰恰是那些具有灾害性力量的事物因其强力同时也对人具有保护性力量。因此,人们在“驱鬼”的同时也是在“迎神”,因为鬼和神是统一的,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这些集中了“鬼”与“神”两面的事物,成为仪式中的符号与物象。法会用仪式调遣出代表神与鬼的符号,这些符号与物象成为最初的“神”。它们是:具有双重“魔力”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风雨雷电;具有双重“魔力”的动物与植物,如蛇、熊、牛、常春藤、橄榄枝等。在法会现场用种种法器将其“调遣”出来以对抗魔力。通过高功法术,具有双重“魔力”的人成为人格化神,他们通常是非正常死亡的英雄和地下神灵,被神化的同时,得到超度。人和神一起成为“神力”的最终体现者。正如同鬼与神是同一“魔力”效果的两面,“驱鬼”与“迎神”也是同一仪式功能的两面。如果说炼度仪、铁罐斛食更多体现为驱鬼,那么,其最终目的则更多体现为迎神。

度亡法会中的炼度仪,体现了道教度化思想因素,直接继承了古代道教的济度思想。道教自古就有度脱幽魂于沉沦、使其早升仙界的思想。道教黄箓斋,专以济度为本。《太上黄箓斋仪》说黄箓斋“拯救幽灵,迁拔飞爽,开度长夜,升济穷泉”。《道门科范大全集》中收有“上清升化仙度迁神道场仪”和“东岳济度拜章大醮仪”。这两种仪式皆以香火为功,“济拔幽途,超升上境”,使幽魂“洗罪名于黑簿,炼生质于黄华,速出泉关,早登道岸”。其超度亡魂思想,以神秘的意境、象征的手法,为死魂可以受炼升迁的超越理想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炼度科仪传承绵远,流布广泛。在地震度亡法会中,通过浩大的场面,优美的程序,在香烟缭绕的气氛中,伴随着音乐、诵经的声音,来完成仪式。它很好地扮演了宗教审美的叙述角色,使其产生“想象的迷狂”,以便生者安详,死者超度。如《度人经》所说“死魂受炼,仙化成人”,所谓“炼度朽骸”。依唐代道士薛幽栖说法,即“死魂举度于南宫,则以流火之膏炼其鬼质,从兹改化,使得仙也。”

从超度仪式的效果看,达到了宗教超越的审美效果。通过某种方式或借助某种“魔力”安抚“鬼魂”,这些飘渺、严静的宗教仪式,能感发人的心灵,感应世界的灵性,使天地人神共生。这些仪式体现的是经过驱逐与净化仪式后生命战胜死亡、生命循环反复的宗教本质。通过仪式,调动人的符号记忆,伴随审美化的情绪体验,产生联想与神思。在仪式中体验和想象的美感是间接的,通过仪式化符号转换,将人施爱的内心需求及崇高人性激发出来。因而将仪式放大到社会人生,仪式的审美内容得以扩展,产生使人情绪震动、情感振奋的美。它产生的特定意象,展示出对生命美的赞颂。

三、神圣的“复调”叙事

为了传递其宗教审美作用,要进行情感体验。作为一种表达宗教迷狂的情感体验,借用内心的神秘与虔诚的感情,与神灵沟通是必要的。参与仪式之人,无论是高功,还是一般道众,都要全身心投入,体上天好生之德,感幽魂执滞之苦,这样,自己的情感、心性才能有所表现,达到超度的效果。

做法会时,现场参与者调动起悲悯的情感之情,能将修持之苦升华为美,达到超越的审美境界。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心里不断有所感念,感念自己有幸获救,没陷入地震的炼狱,使人恐惧的地震灾害也就不那么绝望了。这种以痛苦为前提条件的祈祷,是宗教生活的本质特征。感念自己幸免于难,直至感念国家、人民的拯救,是一个完整的宗教升腾过程,也是一个完整的审美置换过程。是振救之美、生命之约,是一种以“崇高”为教义的审美经验。它将苦难变成一种神性化的东西,这种崇高的忏美、感念之情,“依照心中美的感念的暗指性法则,使一样事物特定意义达到象征性的对象化。”

这种特殊体验往往借助音乐。炼度仪中的道教音乐既是敬神奉道的形式,也是召请亡魂,表达哀思的手段。5·30法会大量运用炼度仪音乐,似乎缓慢平淡,内含悲悯之情。其中高功的行炁、运炁与音乐的律动速度保持着紧密联系。它与古之炼度仪的音乐相通,基本采用宫调。《太极祭炼内法》称:“修炼则土为主,火次之,水又次之。关尹子谓:水火土者,即精神意也。果能圆三者而一之,此长生之所以长生。欲妙于祭炼者,亦当圆三者而一之。”意定,方能升降水火。静气,方能进入意境之中。炼度仪中韵腔的吟唱,全部用道士真音,曲折绵长,高功调动自己丹田之气,徐徐吐音,使得韵腔传至幽远,充满天地法界,威慑神鬼,情感天人。

注重细节的对位,是度亡法会另一种审美表现。以此次大法会最后举行的科仪:“铁罐斛食”为例。施食科仪,通常被称为“焰口”,或俗称“放焰口”,是度亡道场的法事的主要部分。施是布施,普施的意思。食就是食物,食品。在道教叫斛食,也就是说使“诸鬼神久住幽冥,形体饥渴,想念世间饮食,无顷刻意。”用施食一事,慰冤死的灵魂,慰其想念,济其饥渴。在施食科仪中,有丰富的细节铺层,展示圣与俗的对位联系。世俗生活细节与宗教科仪异质共生,指向生命价值的延伸与穿越灾难的努力。施食,包含着引亡、召孤、安位等仪式。把引来的亡魂,安放牌位,设立香案,香案上安置香炉、净水、美酒、先天后天供品及鲜花等诸多细节。其美学意义在于与神同一,神人以和的审美感悟,触物起情的宗教心理体验。

施食科仪,内容包括了很多程序,如,三上香,慈尊座,仰启咒,三信礼,金炉添柱返魂香,救苦咒(高功戴五老冠),运神化身变相妙用,礼请上圣,五供养,吾今悲叹,小救苦引等等。施食类有斛食,将阳世饭食施给阴世孤魂食用,就要变其为“法食”。高功法师于咒食之所执手盂,焚食符,画变食讳,念请神咒,存身为救苦天尊,下降变食。然后在从杨枝水洒食,诵请秘咒,为亡灵开通咽喉,旋绕斛食。变化法食,回味无穷。这一类仪式则体现了死亡与生命、人性与苦难的意义关系。这是一种力图改变命运的主观努力,是以人的方式向神秘世界发出的呼号。

应该说,这样的苦难叙事是世俗与神性共存的,宗教方面可达“人神通感”;审美意义上,则可产生 “澄怀味像”、“澄怀道观”的审美心理活动,战胜死亡的恐惧,抚慰心灵的伤痛。三天大法会结束的晚上,广场上摆放了巨大的九幽灯图,袅袅烛光升腾,河里放流莲花河灯,空中升起孔明灯,这一系列仪式,与全国各地摆放的心形烛光灯一道,共同组成度亡、祈福、穿越灾难的心愿。

赈灾过程中,宗教仪式体现出独待的审美文化思想和现象。它们或直接与美、艺术发生关系:如在醮坛仪范、斋醮仪式等方面审美化,将人与现实的关系由世俗化向神圣化转变;或运用象征、移情等审美符号手段,注重审美体验并且共时性的将宗教与审美符号关联;或通过“以神幻道”方法,通过科仪和法乐词章在审美中宣达神意。

事实上,赈灾超度法会已超出了宗教的思想原型,在这些充满“神圣化”的苦难叙述中,苦难已不仅仅是个体与生命、死亡的意义关系,而已经成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苦难记忆,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死者只是短暂的“告别”,“施食”与“归家”、“离开”与“拯救”构成意义关系,其内在结构是拔苦得度宗教叙事的基本模式。

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地震和宗教仪式建立起了一种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活动之于大地震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关系,其中还存着在一种意义关系。这种精神性的活动与现实发生的灾难修复产生了意义上的联系。道教法会等宗教活动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灾难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和审美超越等诸多价值内涵。它以对精神深处奥秘的揭示,表达对逝者的追思,向死而生的生命价值。它与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合为一体,从人的顿悟开始,以对信仰的坚守告终,使人从苦难中振奋起来。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4期。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道教美学、文艺学,长于研究早期道教美学以及巴蜀地域文化艺术问题。现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2项:《三星堆文化的审美阐释》、《道教壁画宗教审美类型研究》;承担《巴蜀文化通史. 艺术卷》等省级课题15项。出版《三星堆的审美阐释》、《以道相通的美学——早期天师道美学思想与审美活动研究》、《宋元明清巴蜀艺术史》等专著11部,编著16部;在《文艺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报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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