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是我国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是我国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关键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而从宗教界的角度来说，就要在“适应”上做文章，要正确认识本宗教的历史和现状，对教义教规作出系统的梳理，以坚持中国化方向为尺度，进行自觉的反思与调整。

道教是植根于中华沃土的传统宗教。它在历史上，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就道教的现状来看，勿庸讳言，与其他宗教相比，差距确实不小。2015年中国道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工作报告就指出，道教在“道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人才培养、文化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由此带来了信仰淡化、不守戒规、借教敛财、人才匮乏、道士素质不高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明显制约了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程度以及道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道教界清醒地认识到差距所在，对于如何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有几个重要理论问题急需解决。

道与术的关系

道教文化底蕴十分深厚，《道藏》5000多卷，藏外道教文献也数量庞大。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等道士在当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作出过贡献。而司马承祯、吴筠、王重阳、丘处机、白玉蟾、张雨、黄公望等高道，也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文化名人。

但是，若让当下的普通民众谈谈对道教的印象，估计大多是与各种方术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人眼里，道士擅长的就是看相算命、风水八卦、画符念咒等等。因此，有专家就曾撰文批评道教是“神仙有术，黄老不彰”。

事实上，深入道教文化的殿堂，我们就会发现，道教包含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除了某些表层的东西之外，还有其精致深刻的思想、微妙玄远的教义，有足以震撼人们心灵的真精神。

但是，由于道教重视“以术证道”“以术行道”，人们便对之产生了片面的印象。道教界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摆正“道”与“术”的位置。道教祖师历来强调“道”为本，“术”为用，认为“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术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因此要有“术”（“道无形，因术以济人”）；但只有“术”，而无“道”，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道士”就变成了“江湖术士”。

道教以“道”名教，树“道”为标帜，“道”被列为道教徒皈依对象“三宝”之首，为道教之最高信仰、道教教理之最高范畴。不同时代、不同风貌的诸多道派会合于“道”的名义下而统称道教，这一切，说明“求道”是道教的主体精神，“得道”是道教的理想境界。因此，当代道教界应该彰显“道风道貌”，改变以“术”示人的色彩。

“术”在民间确实有市场。但宗教毕竟要超越尘俗，而不是迎合世俗。道教要以信仰的力量、教义的精湛、道士道行的高深来吸引民众，才能起到净化人心、淳化世风、促进社会伦理道德提升的作用，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

道与神的关系

人们常说，“道”是道教的最高信仰，“神仙”是道教的核心信仰。这二者之间隐然有某种张力：最高信仰似乎被虚化了，实实在在的是对神仙的信仰。那么，道与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比较容易说清楚，但在现实中却往往只见“神”而不见“道”。

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以鬼神崇拜为主要内容。古人从“万物有灵”的观念出发，认为天地日月、河海山岳，都有主司的神灵。又认为，人死之后，灵魂离开肉体，即变成鬼。由此在古代的信仰世界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天神、地祇和人鬼的庞大神灵系统。而对鬼神的崇拜方式，则主要反映在祭祀上。祭祀鬼神，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左传》说：“祀，国之大事也。”又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与军事并列，可见其重视程度。

东汉张道陵天师创立正一盟威道，一般被视为道教教团组织建立的标志。正一盟威道，与以前的民间信仰的重大区别就是，张道陵提出，祭祀不是信仰的本质表现。《老子想尔注》说：“天之正法，不在祭啜祷祠也。”信仰的核心在于信道。无形无象的道才是宇宙的根本。《老子想尔注》中说：“道者，天下万事之本也。”

张道陵的主张深契老、庄“以道统神”的思想。《道德经》第三十九章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关于“一”，一种解释认为“一”就是指“道”；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一”是道所生。不管认同哪一种解释，经文都在强调“道”是神之为神的根源。

《庄子》之《大宗师》篇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里同样强调，无论是“鬼”，还是“帝”，其“神”都是因“道”而“神”。

张道陵进一步指出，道本身即是最高的神。《老子想尔注》说，“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这种“神源于道”的道神一元论思想，对民间鬼神信仰的提升，有着重大的意义。

“神源于道”，彰显了神依道而行。既然神依道而行，因而神意即体现着天道。敬神之人，应该做到“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以臻于“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的境界为目标。

可见，张道陵在传统的鬼神信仰中注入了“道”的内涵，从而提升了信仰的层次。人们信奉神灵，不仅在于神能消灾免祸，赐福生财，更在于神与道通，由敬神可进而体悟大道。

张道陵还从“大道清虚”的观念出发，主张“神不饮食”，反对杀牲祭祀。信徒只需以清水、香、花向神表达诚敬之心就可以了。这是对传统祭祀方式的重大变革。

然而，天师创教的精神，在历史流传中，往往因民众功利性的“消灾祈福”诉求而隐而不彰。民众只求“灵验”“怪力乱神”照拜不误，导致信仰市场“鱼龙混杂”。一些道教宫观，也迎合民众的功利性信仰，放弃了提升民间信仰、教化民众的责任，从而把“正信”混同于各种“迷信”。由此，道教的形象也颇受影响。我们现在仍能看到，在有些地区，各种动物神灵信仰、“出马仙”等附体信仰仍盛行不衰，甚至侵蚀正统的道观。这是值得警惕的。道教不能走向下滑落的路，而必须走向上提升的路，这样道教的“真精神”才能得到彰显，道教的生命力才能长盛不衰。

神圣与世俗的关系

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各大宗教都不能回避的老问题。从当前来看，道教的情况是神圣性不足，世俗化过头。道教的商业化问题，就是世俗化过头的表现。

道教从本质上来说，是追求超凡脱俗的宗教。张道陵天师在《老子想尔注》中就要求学道之士“于俗间都无所欲”“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东晋道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阐述“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道教著名经典《清静经》指出，只有澄心遣欲才能进入“清静”的得道境界。创立于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更要求道士们过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把物质生活的需要抑制到最低水平。如全真道“七真”之首的马钰说：“道人不厌贫，贫乃养生之本。饥则餐一钵粥，睡来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全真道著名掌教丘处机说：“出家之人，恶衣恶食，不积财，恐害身损福也。”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道之人全都要离尘绝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炼内丹功。道教并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利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全真道的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

可见，道教认为，对于修道者个人来说，不能追求任何金钱名利和生活享受，但同时要心怀天下，济世利人。《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修道者能体会到自己与整个宇宙的合一，因而人间的悲欢忧乐，都在心头，所谓“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故丘处机说，在社会需要时，修道之人就要“大起尘劳”，不能以自己是“世外高人”为借口，不关心民众疾苦。丘机处本人以73岁高龄，接受成吉思汗的诏请，不惮万里风霜，从山东起程，远赴中亚地区，以“敬天爱民”之说劝诫一代天骄，充分体现了一个宗教家的济世情怀。

对于当前的道教徒来说，首先要以修道为本，要苦心炼志，自觉地严守戒律，安于清贫的生活，在扰攘不休的尘世中树立起一道超凡脱俗的亮丽风景线。其次，要树立济世利人的社会责任感。吕祖有诗云：“烟霞匿迹虽无事，造化关心最有情。”修道者个人虽已超脱尘俗，但修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当“自了汉”，而是要普度众生，故宇宙间一草一木的变迁都与自己有关。作为道教界人士，济世利人的方式很多，如以我之德行去感化他人，以我之能力去帮助他人，以我之学识去教导他人，以我之宗教修持为大众服务等等。

当然，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析。一是，有人也许会说，修庙需要钱，做慈善也需要钱。没错。但是，首先，这些钱，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为也”。其次，这些钱是庙里的钱，慈善事业的钱，不能用于自己的消费。全真高道马钰经常吟诵两句话：“纵日消万两黄金，正好粗衣淡饭。”用于事业的钱财，数量可以很大，但个人生活仍然要坚守清贫。还有人认为，传统的“贫道”谦称，现在已不适用，全民都在追求富裕，道士也可以富裕。首先，这是对“贫道”一词的误解。按《道典论》所引《太上太霄琅书》，“贫道”是道士谦称自己对道的修证不够，体悟不深，“于道未富，自言贫道”。其次，古人讲“安贫乐道”。修道者以道为务，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以“恶衣恶食”为耻，不需聚积过多的财富。二是，有人也许会说，济世利人就要与人打交道，而世间之人形形色色，道士难免不受影响。这就要坚持底线思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要坚守向道之心，绝不能同流合污。宋代大儒程颢有言曰，“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道教典籍中也经常引用。所以，应世之行迹，并不能改变本心之清静。

继承传统与适应时代的关系

《道德经》第十四章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如何理解“古之道”？“古之道”，乃亘古不变的原理、原则，而不是任何具体的教规教制。因此，不能以“执古之道”为理由，来反对调整教规教制中一些具有鲜明历史性的内容。

《庄子·天运》以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周朝的那一套政治制度，到了春秋时期，就好比是“先王已陈之刍狗”（祭祀中已经用过的祭品），完全不合时宜了。任何典章制度都有其时代性，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法先王”，不是照搬先王制订的具体典章制度，而是要“法先王制作之意”，即体会先王制订典章制度的用心，因为先王“精神之运，炳然见于制作之间”（北宋王元泽《老子训传序》）。典章制度只是“可道之道”，而非“常道”，因而需要“与时俱进”。同理，祖师高道制订的教规教制，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当今时代也应重新进行梳理和修订。

这个道理比较容易明白。但是，在当今时代，哪些教规教制应该保留，哪些教规教制需要作出修改，哪些教规教制应该废止，却是需要认真研究、广泛讨论的，以便形成共识。

道教界这些年来，笼统地强调“与时俱进”，却并未组织人员对传统的教规教制进行系统的梳理，提出具体的取舍意见。由于未形成共识，很多人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合己意的遵守，不合己意的不遵守，各行其是。而一些坚持传统的人，则对此现象痛心疾首，慨叹“人心不古”，由此走向另一极端，主张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好的，一点都不能更改。

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道教界必须高度重视。古人说：“一道德，同风俗。”如果都是各行其是，道教究竟以何种面貌呈现给世人？人们如何辨认真正的道教？什么才是道教的“正统”？当务之急是组织教内外专家对教规教制进行系统的梳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时代要求，作出分类：应该保留的，需要调整的，可以废止的。还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补充完善原有教规教制中所欠缺的内容。拿出初步方案后，让各地道教界充分讨论，广泛听取意见，最后提交理事会议或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

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道教界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积极行动起来，跟上时代的步伐。

（转自中国民族报，作者尹志华系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