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旭，1979年生，陕西延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现为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淮南子》与道家道教研究所所长，安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委员，安徽理工大学第三届中青年学术骨干，安徽省地域文化人才库成员，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庄子研究会理事，淮南市国学研究会会长，淮南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淮南子》与中国道学、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主持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极为关键的重大转型时期，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政治的出现和发展，使这一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挑战：如何治理规模空前的新政治共同体，选择何种理念及方式能促使其构建起坚实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进而得以良性发展，实现长治久安？也就成为他们必须积极回应与有效解答的首要的时代课题。

对此，经历秦王朝“二世而斩”的动荡剧变之后，汉代思想家从西汉政权建立伊始，就迅速展开深刻全面的历史反思，试图从“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理论追问和求解中，探寻到王朝新的大一统的发展之“道”，从根本上推动其克服秦政弊端，走向体现民本政治内涵的理想的“治政”与“治世”。受此影响，西汉前期出现了秦汉时代最为璀璨的思想星空，其间不仅闪耀着陆贾、贾谊、晁错、司马迁、董仲舒等思想巨星，而且还产生出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的思想星座。正是这些思想家的出现，赋予先秦古典政治思想以时代性的新诠释，激发了汉代思想发展的理论引擎，使王朝统治阶层的治国实践始终拥有来自思想界的有力支持，能够在“治思”与“治政”的密切互动中，深入展开其对大一统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

作为西汉前期地域特色鲜明，影响巨大的学术群体，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源自王朝各地的淮南宾客为基本构成的“淮南学派”，通过集体撰著《淮南子》一书，对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提出自身独到系统的理论认识。与同时代的思想论著相比，《淮南子》具有显著的理论优势：一方面，由于刘安的特殊身份及地位，《淮南子》的“王者思维”十分突出，能在最大程度上切中西汉统治阶层的政治心理与治国需求，深入把握与阐释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另一方面，《淮南子》也突出群体化的思维特点，能充分反映出西汉中下层士人的普遍的社会政治意识。由此而言，《淮南子》的历史价值，非同一般，是汉代思想史上少有的能同时反映统治阶层与社会民众的政治意识的重要论著。更遑论《淮南子》还在深入承绪先秦道家思想，以及会通融合百家学说的基础上，对西汉前期半个多世纪的黄老治国经验进行历史性的理论总结，进而提出和阐发其黄老新“道治”的思想学说，为西汉统治阶层贡献出一种颇具时代新意的内圣外王之道。历史的看，《淮南子》这种对西汉大一统政治发展理念的道家化构建与阐思，其能够得以取得重要的理论成果，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现实原因。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第一，西汉大一统政治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淮南子》中试图为西汉统治阶层探寻和设计一种理想的“经国之道”，其著述的根本立场始终明确定位在为“刘氏”立言，兴汉政之治，因此自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对刘安及淮南学派来说，代秦而立的汉王朝，基本的政治现实也是“天下混而为一”的“大一统”格局。如何为“刘氏”天下找到一条理想的发展道路，便成为其政治思考的核心要义，也是其强调“务于治”的理论宗旨所在。基于此，刘安作为淮南学派的精神领袖，最终选择其认为最能包容诸子、兼用百家的“黄老道学”为理论的根柢和主干，并以此为学派集体性论思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的根本视阈，进而在理论上构建与阐发其汉代道家的思想体系与治国学说。这种“刘氏”本位的大一统政治意识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刘安及淮南学派突破了地方性诸侯王国的现实局限，成为西汉前期少有的极具“天下”视野与胸怀的思想群体。由此而言，刘安可谓是西汉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王”，非正史中所构织的“反王”形象所能遮蔽其历史价值及意义。

第二，淮南学派的产生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学术基础。刘安身为西汉前期著名的地方诸侯王，在位期间以礼贤下士著称，面向天下，广为招揽英才隽士，形成其时规模最为庞大的宾客群体之一。在此基础上，以刘安为首的“淮南学派”应运而生，成为西汉前期以“道家”学说为主要标榜的学术群体。这一学派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学术性与政治性兼具。淮南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依托西汉前期的著名诸侯王国——淮南国，而且其领袖人物即是学术文化素养极高的淮南王刘安，故此淮南学派表现出学术性与政治的双重发展需求，其为王者服务或效命的特点十分突出；二是全国性与地域性兼具。淮南学派的构成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为淮南国范围内的士人，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其中尤以后者为主，并且极为多元化。不仅有齐鲁之地的儒、墨之士，也后来自王朝各地的各类方士人等。但这些多元学术背景的士人，最终都集结在“淮南学派”的旗帜下，成为刘安所供养的门下宾客，体现出淮南国的士人身份与特点；三是道学化与杂学化兼具。由于来源的多样化，造成淮南学派尽管因刘安的学术爱好、政治倾向及旨趣影响，表现出强烈的道家化特征，但也同时具有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构成内涵，儒、法、阴阳、墨、兵、农、名、纵横等百家因素无不具备和反映，甚而显得有些杂学化。以上三种特点，在淮南学派身上的反映，都极为显著，而且非其他汉代学术群体可比。淮南学派的出现，让刘安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理论思考，不再受限于个体思维，而是在群体思维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延伸拓展，形成集体性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学说。这也是《淮南子》政治思想具有超越汉代诸子的理论容量的根本原因。也正受此影响，刘安才能从黄老“道治”的广阔视野出发，破除门户之见，学派之限，以开放包容，务实求用的精神，去思考和探寻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理想发展之道。

第三，道化改造，兼用百家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思维方式。《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最为明显的理论不同，就在于其“合百家为一体”的理论思维。一方面，《淮南子》在思想上始终突显出以“道”为体的根本立场，内在认同和坚持“大道”哲学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淮南子》对先秦百家学说不仅采取开放性的接受态度，而且更进一步对后者展开“道家化”的思想改造，试图将其涵融进自身黄老“道治”的理论体系中。经此，儒、法、阴阳、墨、兵、农、名、纵横等百家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与道家思想相“嫁接”的对象，表现出改变自身，适应后者的理论倾向。当然，由于《淮南子》毕竟是成于众手的思想论著，尤其是其中有着道、儒两大群体构成因素的冲突和制衡，所以对道家化的理论改造，淮南宾客中的儒者们并不完全认同和接受，而是时常表现出形式退让，实质固守儒说的立场态度。这也让《淮南子》在思想上难免产生不少龃龉矛盾的地方。但从理论的整体来看，显而易见的是，儒家因素更多的时候，还是表现出被道家化改造的一面，成为《淮南子》黄老“道治”思想的辅助构成和重要补充。对淮南王刘安而言，实际上也清楚地认识到百家之间并无法全然无异的被整合和融铸，所以在《淮南子》中，刘安更为强调的是以开放包容的“大道”理念及精神，对先秦百家学说进行“斟酌万殊，旁薄众宜”的理论会通与兼综，求得其与道家治国学说在最大程度上的优势互补，而非蛮横地进行裁剪去取，统一思想，以道家来简单取消和否定百家学说的独特价值及意义。这种开放性的理论态度，也让《淮南子》成为汉代思想史上最能发现先秦百家学说之间相通性、互补性的著作。特别是其对道、儒、法、阴阳四家的理论统摄与融合，为西汉统治阶层真正构建起一个贯通本体论、宇宙论、治国论、处世论、养生论、仙道论的思想体系。不仅使后者获得内外兼具的秩序理念的深厚支撑，而且让其能够拥有与大一统王朝政治发展相契合的理论视野与通变思维。

第四，承旧开新的大道哲学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理论根基与核心。《淮南子》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理论思考，是以其深刻独到的“大道”哲学为核心与枢轴的，这既是《淮南子》阐论黄老治国学说的基本视阈与思维方式，也是坚持和体现其道家主体地位的理论根基。从老子以来，道家就已提出和阐发“大道”为本的哲学观念及治国思想。但在老子那里，“大道”仍然主要体现为形而上的本体论玄思，其虽有落实于人间政治的表现，却并不充分具体。庄子由于自身“游世”的立身取向与精神意趣，对老子思想中将“大道”哲学贯彻于治国理念的一面，没有展开更为深细的阐发。相反，庄子以“齐物”的思想，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对老子的“大道”观念作出“道通为一”的新阐释，试图打通个体生命与宇宙万物，乃至道论本体的界限与距离，实现合而为一的“大化”境界。稷下道家及黄老帛书，对老子“道论”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挥，但也都缺少显著的“大道”哲学意识与思维，而是更多了一些实际的功利性的认识和论述。与前者不同，《淮南子》对老子“大道”哲学有着历史性的深化发展，充分表现出“承旧开新”的理论特点。究其根由，是因为《淮南子》产生于先秦道家所不具有的“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所以其理论思维展开的历史前提已非后者可比。这让《淮南子》对老子所提出的“大道”哲学产生新的理论认识的强烈诉求，力图立足于大一统的“天下观”来重新诠解，更进而将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理念，根本上转变为与西汉大一统政治发展相适应与匹配的治国学说。由此，《淮南子》所系统阐发的黄老“道治”思想，其为“新”的关键就在于对老子“大道”哲学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使其跳出小国寡民的旧有视界，以及消极“无为”的政治局限，而成为真正能够“牢笼”刘氏天下，务于善“治”的治国新思维与新理念。

第五，积极的“无为”观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思想动因与依据。刘安及淮南学派在治国上仍然坚持总体性的“无为而治”的原则理念，但其所言“无为”，不论是是作为“治道”来体现，抑或是作为君人南面的“治术”来反映，都已具有极强的“经世”内涵及事功性。与其说是“自然少为”，毋宁说是“因循自然而善为”，使其从一种消极性的自然“无为”，内在变化为积极性的“通而无为”，成为西汉统治阶层能够在实践中具体施用的治国理念。也因此，老子的“道治”思想被《淮南子》充分体现在养生、处世、经国及修道信仰的各个方面，成为切实可被认识、把握与实践的理论学说。“道”何以为“治”，如果说在先秦道家那里还时常处于抽象的哲学玄思中，那么在《淮南子》中则与纷繁复杂的人间之“事”、帝王之“事”极为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政治主体面向治国现实的指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现，《淮南子》实际上更为关注的已不是“道”本身，而是“道”与“事”的实践结合。或者说，是“道”如何在“人”的主体认知和把握中，得到后者的理性运用与落实，成为一种善于为“治”的表现形式。在此作用下，“无为而治”在《淮南子》中也不再是被动的顺应自然，而是能够与“人”的行为有着内在的衔接性、融洽性，成为其改造和利用自然或客观政治条件的主动行为。这时的“无为”，实际上“无”的是人对政治发展的盲目性，而更有“为”的是人对于政治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和运用。因此，《淮南子》的黄老新“道治”思想，是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观念的重大发展，这也让《淮南子》所代表的汉代道家始终展现出积极经世，欲有所为的理论倾向。

第六，“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理论主体与精义。对《淮南子》而言，其“道治”思想的理论主体内涵最终需要具体落实与体现在“治国”与“治身”两方面，这也是其对先秦道家“内圣外王”学说的历史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因此，《淮南子》以“治道”与“治术”为思考中心，对西汉统治阶层进行治国理念及模式的理想设计，试图促使后者继续坚持和推行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政治，并在“因循”用“权”的政治实践中，构建起君、臣、民三者之间良性的政治主体关系，实现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的内在和谐，稳定有序。《淮南子》对“治国之道”的思想阐论，也隐含其对西汉前期中央皇权与地方王权的关系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反映出《淮南子》渴求确保王国自治权利与发展空间的内在意愿，以及希冀西汉统治者实行较为开明宽松的大一统政治的现实期待。与“治国”的“外王”之道相一致，《淮南子》也提出和阐发其“治心”为要，“治身”为先的“内圣”思想。在其看来，在专制君主政治的发展条件下，“治身”即是“治国”。统治者的政治主体修养不论是在“治道”意义上，还是在“治术”意义上，都事关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兴衰发展，决定着广大民众的生死存亡。因此，《淮南子》以道家“养生论”为主，以儒家“道德论”为辅，对西汉统治阶层提出“心”“身”相治的内圣主张。而且，由于刘安及淮南学派具有浓厚的神仙思想及“修道”习尚，因此《淮南子》的内圣理念中注入了大量先秦道家所缺少的生理学、医学以及特定修炼功法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其对“形”“气”“心”“神”“志”等养生要素的理论阐发，更是对中国古代道家养生思想与生命哲学的极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要指出的是，《淮南子》在其“内圣外王之道”中，不但着重体现出世俗的政治信仰及追求，并且还在“心身国同治”思想突显出“仙道化”的生命信仰及理想，甚至于变“圣王”理想为“真人”理想，赋予汉代帝王观以超越性的宗教意涵。由此，《淮南子》为西汉统治阶层贡献出一种既承绪自先秦道家，但又在全面综合老、庄、黄（老）的基础上，有所重铸和再创造的内圣外王之道。《淮南子》这种兼具“经世”与“出世”双重诉求的思想学说，使其实际上成为有别于先秦老、庄、黄（老）的道家新形态——淮南黄老道家，充分显露出鲜明的汉代道家的理论特点及时代精神。

第七，道义为先，民本为重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政治价值与理想。《淮南子》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理论思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探讨，而是始终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思维与严肃的批判态度。在其眼中，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理想发展之“道”，需要深入反思先秦以来国家政治的兴衰得失，尤其要总结“周政”与“秦政”为代表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经验。因为正是从此二者身上，刘安及淮南学派深刻认识到，西汉王朝“存亡治乱”的关键，根本上就在于其是否具有深厚的道义性、民本性的政治内涵，能否合理解决好大一统政治发展中君、臣、民等政治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构建起现实的政治良序，促使王朝实现稳定发展。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在治国上始终突出强烈的“义政”理念，甚至提出“以法禁君”的权力制约观念，以及对民众反抗暴政的生存权利进行积极肯定，试图以此平衡“君本”与“民本”的政治关系，推动西汉统治阶层形成民本主义的政治理性，避免重蹈亡秦之失，走上“与民为仇”的覆灭之路。《淮南子》这种道义为先，民本为重的治国理念，是其对先秦古典“公天下”思想在西汉大一统政治条件下的历史回应，反映出淮南宾客们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士人的政治意识与理想。正是受此影响，不仅使《淮南子》在“义政”的共识基础上，能够以道为主，将百家学说尽可能地紧密结合起来，为西汉统治阶层探寻最为合理的治国方式，而且也让《淮南子》根本上不认同秦政式的大一统政治，而是内在反对和拒斥极端独裁强势的皇权政治，追求实现有利于民众生存与诸侯王国宽松自治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

第八，与世推移，务实通变是《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得以形成的政治理性与时代精神。《淮南子》在治国上对黄老“道治”思想的阐发，并没有固守先秦道家的理论藩篱，非道家学说而不用。相反，在其看来，只有基于“务于治”的现实要求，以通变求宜的态度来对待和整合百家学说，才能让先秦道家的政治学说在西汉大一统政治的条件下，重新获得新的思想活力，成为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必须重视和利用的理论资源。故此，《淮南子》所主张的“治国之道”是与世推移的通变之道，因“宜”之道，能够反映出西汉前期统治阶层开拓进取，积极求治的精神风貌。这也是《淮南子》在治国理念上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重要原因。正是受此精神影响，《淮南子》在政治上最为关切的始终是西汉大一统政治“所以”为治的规律性探索，而不是拘泥于表面纷繁复杂的理论形式。在《淮南子》看来，无论何种思想学说、治国经验，只要有利于西汉统治阶层的治政实践，就具有对其进行改造融合的理论价值，也能由此让其成为自身黄老“道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阐发出新的理论内涵。可以说，与世推移，务实通变的政治理性与时代精神，让刘安及淮南学派能以《淮南子》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为核心理念，积极应对西汉大一统政治带来的理论挑战，为西汉统治阶层治国思想上的重要指导。

总而言之，《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历史形成，并非偶然，既是西汉大一统政治发展的现实产物，也是刘安及淮南学派对西汉王朝理想发展之“道”进行自觉反思与探索的理论成果。如从理论的整体出发，揭示出《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的核心要旨，或可以“大道通治”来概括：“大”是说《淮南子》黄老“道治”思想是应西汉大一统政治需求而得以形成，这决定其理论思考建立在新的天下观、王朝观的基础上，具有超越先秦道家的广阔的政治视野；“道”是说《淮南子》坚持和阐扬“大道”哲学，力图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予以更为具体化、事功化的落实，使其在“心身国同治”的政治实践上得到充分体现，形成既“经世”又“出世”，由“圣王”而为“真人”的黄老新内圣外王之道；“通”是说《淮南子》的“道治”思想极具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会通性与融合性，能够秉持与世推移的政治理性及精神，对先秦百家学说进行灵活的道家化改造，使其与自身所坚持的道家思想紧密结合，形成内涵丰富，务实求宜的治国新理念；“治”是说《淮南子》追求实现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试图推动西汉统治阶层坚持和贯彻黄老治国理念，确保王朝政治发展始终能彰显出深厚的“义政”“民本”内涵，由此实现其长治久安的根本目标。可见，《淮南子》黄老新“道治”思想，既蕴含着中国古代道家治国学说的历史菁华，也寄予着淮南王刘安对“刘氏”天下的兴治理想与期待。

（该文系2016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淮南子>中儒家政治哲学及其儒学史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AHSKY2016D122）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