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佛学

朱熹论佛学史，认为佛学在中国的流传是由斋戒之学发展到义学，再发展到禅学，这是对的。这重意思朱熹曾反复陈述，说明他对佛学的流变问题十分敏感。朱熹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佛学从老、庄、列子那里借鉴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剿窃很多。做这件事的人主要是中士的士人。他说：

宋景文《唐书赞》说佛多是华人之谲诞者攘庄周、列御寇之说佐其高，此说甚好。如欧阳公只说个礼法，程子又只说自家义理，皆不见他正赃。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赃。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说耳目口鼻心体处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为十八戒。初间只有《四十二章经》，无凭地多，到东晋使有谈议，如今之讲师，做一篇议总说之。到后来谈议厌了，达磨便入来，只静坐，于中有稍受用处，人又都向此。今则文字极多，大概都是后来中国人以《庄》、《列》说自文，夹插其间，都没理会了。攻之者，所执又出于禅学之下。

佛氏乘虚入中国，广大自胜之说，幻妄寂灭之论，自斋戒变为义学。如远法师、支道林皆义学，然又只是盗袭《庄子》之说。

今世所传《肇论》，云出于肇法师，有“四不迁”之说:日月历天而不周，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山岳偃仆而常静。此四句只是一意，只是动中有静之意。如适间所说，东坡“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语出庄子)之意尔。此是斋戒之学一变，遂又说出这一般道理来。及达磨入来，又翻了许多窠臼，说出禅来，又高妙于义学，以为可以直超径悟。而其始者祸福报应之说，又足以钳制愚俗，以为资足衣食之计。遂使有国家者割田以瞻之，择地以居之，以相从陷于无父无君之域而不自觉。

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如晋宋间自立讲师，孰为释迦，孰为阿难，孰为迦叶，各相问难。笔之于书，转相欺诳，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变换推衍，以文其说。《大般若经》卷帙甚多，自觉支离，故节缩为《心经》一卷。《楞严经》只是强立一两个意义，只管叠将去，数节之后，全无意味。若《圆觉经》，本初亦能几何，只鄙俚甚初便是，其余增益附会者尔。

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国，只是修行说话，如《四十二章经》是也。初间只有这一卷经，其中有云:佛问一僧:“汝处家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问: “弦缓如何？”曰:“不鸣矣。”“弦急如何？”曰:“声绝矣。”“急缓得中如何？”曰:“诸音普矣。”佛曰:“学道亦然。心须调适，道可得矣。”初间只如此说，后来达磨入中国，见这般说话中国人都会说了，换了话头，专去面壁，静坐默照。那时亦只是如此，到得后来，又翻得许多禅的说话来，尽掉了旧时许多话柄。不必看经，不必静坐，越弄得来阔，其实只是作弄这些精神。

评注：这个本来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说的人大都是儒家的学究，其实也没看懂佛教的根源所在。但是由此看得出朱子为人刻薄，偏要拣出来坏人家名头朱子道家（道教)观与佛学(佛教)观简述。不过虽然没有足够深度，但是表面的流弊的确抓的狠劲！中土人士喜欢添油加醋的那股子劲都提点明白。贫道以往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汉奸文化温床就是从此时此刻渐渐穰成坐大，莫不是华人鼓吹过头，加以渲染。此事可以作一篇好文章，摸摸中土传外教人士的心理，一定有趣。都是借助洋人打击本土文明的做法，向来是华夏奇景之一，自古有之，蔚蔚可观。但是有一点的确是贫道甚为趣致的是为何华夏高人们只学的东西洋人的二三流货色就那么知足！

 这里朱熹称佛经多为“中华文士相助撰集”的“胡本”，恐不确切。依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国初期传译的佛经，大都是通过西域得来的。佛经通过西域各国文字的翻译而成为“胡本”，再用汉语翻译传入内地。在文字的转换过程中，自然会有改动，不能说与印度的完全一样。如般若经系统，最初支忏译的《道行般若》，与朱士行译的《放光般若》、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都与印度的梵本有所不同。但这些经文并不能因此而看成是中国士人“撰集”的。至于佛学抄袭《庄》、《列》，特别是《列子》，目前学术界恐尚难以定论。许多年前就有学者(如季羡林先生)断定《列子》为伪书，近年来学术界呼吁“走出疑古时代”，对于以前的很多论定都有所正，但对《列子》尚未有共识。

评注：中国的学术界其实对宗教向来都是门外汉，自以为旁观者清，其实都是慧力尚未能升堂入室，喜欢猜哑谜的高手。《列子》是伪书不要紧，也是咱东土的伪书，让人家抄去毕竟有些名堂在。但是抄庄子，乃至《文始》都是佛教徒一定要做的，避不开的一关。而且尤其是中土的佛教教义中极力要高出本土玄义这一点上，看出了许多明显抄袭的痕迹和漏洞。抄袭儒家的地方可以转义，抄袭道家的地方只能拖泥带水混他不过去，这一点将来可以留给教内人士做些趣文朱子道家（道教)观与佛学(佛教)观简述。

朱熹对于佛学的数次流变，多少有些鄙薄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对佛学义理的发展有许多推崇。他不承认佛学有高于儒家之处，但却承认佛学要高于一般士大夫的儒家修养。对于此种事实，朱熹颇多感慨。他说:

老氏(指道教)只是要长生，节病易见。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

佛学其初只说空，后来说动静。支蔓既甚，达磨遂脱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使心静见理。此说一行，前面许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难为抗衡了。今日释氏其盛极矣，但程先生所谓攻之者执理，反出其下。吾儒执理既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胜也!

 道之在天下，一人说取一般，禅家最说得高妙去。盖自庄老来，说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阗阗在天地间。后来佛氏又放开说，大决藩篱，更无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圣贤言语来看，全不如此。世间惑人之物，不特于物为然，一语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说足以动人如此乎？有学问的人，便不被他惑。

 盖道释之教，皆一再传而浸失其本真。有国家者，虽隆重儒学，而选举之制，学校之法，施设注措之方，既不出于文字言语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无越于释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大法，一切不复有行之者。

 谦之问:今皆以佛之说为无，老之说为空，空与无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无之名，道家说半截有，半截无。以前都是无，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谓之空。若佛家之说，都是无。以前也是无，如今眼下也是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万事万物，细而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

 唐之韩文公，本朝之欧阳公，以及闽洛诸公，既皆阐明正道，以排释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传》，宋景文、李蔚《赞》，东坡《储祥观碑》，陈后山《白鹤宫记》，皆足以尽见其失。此数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强为，是以终有不满人意处。至二苏兄弟晚年诸诗，自言不堕落，则已躬陷其中而不自觉矣。

儒者见道，品节灿然。佛氏亦见天机，然只是绰过去。因举佛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如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又曰:朴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看他是什么样见识？今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为他麾下也。

 此是法眼禅师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禅家皆破其说，以为有理路，落窠臼，有碍正当知见。今之禅家多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谓之不落窠臼，不堕理路。妙喜之说，使是如此。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养数十年。及其出来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伟，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动。

 禅只是一个呆守法，如麻三斤、干屎橛。他道理初不在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乱，久后光明自发。所以不识字的人，才悟后便做得偈颂。

 僧家所谓禅者，于其所行，全不相应。向未见几个好僧，说得禅，又行得好？自是其资质为人好耳，非禅之力也。所谓禅，是僧家自举一般见解，如秀才家举业相似，与行己全不相干。学得的人，有许多机锋，将出来弄，一上了，就收拾了。到其为人，与俗人无异。只缘禅自是禅，与行不相应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己，解是禅也。

 禅僧自云有所得，而做事不相应。观他又安有谇面盎背气象？只是将此一禅，横置胸中，遇事将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论说，不论行。昔日病翁见妙喜于其面前，要逞自家话。渠于开喜升坐，却云:彦冲修行，却不会禅；宝学会禅，却不修行。所谓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又无钱。皆是乱说。大抵此风亦有盛衰，绍兴间最盛，闽中自有数人，可吃可叹!先王之道不明，却令异端横出竖立。

鲁可幾问释氏因缘之说。曰:“若看书，‘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则报应之说诚有之，但他说得来不是。”又问:“阴德之说如何？”曰:“亦只是‘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耳。”德粹问:“人生即是气，死则气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间人为恶，死若无地域治之，彼何所惩？”曰:“吾友且说尧舜三代之世，无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后有浮屠，而为恶者满天下。若为恶者必待死然后治之，则生人立君又焉用？王质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无始以来，自家是换了几个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无父，其祸乃至于此!使更有几个如王质，则虽杀其父母，亦以为常。

 佛法说君臣、父子、兄弟，只说是偶然相遇。赵子直戒杀身，又末为因报之说云:“汝今杀他，他再出世必杀汝!“此等言语，乃所以启其杀身。盖彼安知不说道:“我今可以杀汝，必汝前身曾杀我!”

次日，因余国秀解物则，语及释氏。先生曰:“他佛家都从头不识，只是认知觉运动做性。所以鼓动得许多聪明豪杰之士，缘他是高于世俗。世俗一副当污浊的事，他是无了。所以人竞趋他之学。

或问: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禅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你平生读许多书，许多记诵文章，所藉以取利禄声名者，到这里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的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谁不悦而趋之？王介甫平生读许多书，许多道理，临了舍宅为寺，却请两个僧来住持，也是被他笑。你这个物事，如何出得他？

今之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何故？盖为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奈何这心不下，没理会处。又见自家这里说得来疏略，无个好药方，治得他没奈何的心。而禅者之说，则以为有个悟门，一朝入得，则得后际断，说得凭地见成捷快，如何不随他去？

此却是他实要心性上理会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独如今学者，便是程门高弟，看他说那做工夫处，往往不精切。

从朱熹评价佛学知“天理”、“大本”、“天机”等数语来看，他对于佛学有明确肯定的一面，所肯定者主要是佛学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认识。

儒家与佛学的根本分歧，是在出世与入世上。朱熹所说的圣人无二道、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主要是指出世与入世之别(道教亦同)。朱熹论述了佛学的流变，着重讲佛学在其初入中国时，多讲修行，到神宗兴起以后，修行便没有了。禅是禅，修行是修行，二者已然分开，人虽被尊为禅师，为人却与俗人无异。儒家本是最讲究 “行己”的，孔子说:“虽未之学，吾必谓之学矣。”荀子说:“学至于行而已矣。”孟子讲“义”，孔子之“仁”与孟子之“义”的主要差别，即在于“仁”是一抽象概念，而“义”则加入了行为、行动的含义。所以朱熹特别强调讲儒家的治世教民、敬父母、尽孝，并由此断定佛学“从头不识”、“从劈初头便错了”。

在有些具体内容上，朱熹也指出佛学有弊陋。如说佛学行善说和阴德报应说，在中国则古已有之。又说报应说在逻辑上也有错误，既可以由此推导出不杀生，也可以由此推导出杀生。

 比较复杂一些的是朱熹对于佛学中语言、论证方法、佛学智慧的评价，在此方面朱熹的态度有模糊、矛盾之处。朱熹一方面批评异端横出竖立，要求儒者不被他惑，另一方面又对佛学的高妙精到、把定一心、光明白发、捷快省力、不识字的人也能作偈颂、出家人资质光明俊伟等等，抱以极大的赞赏，同时并说一般儒生所学多不扎实，所以不吸引人。禅宗一方面，一言一话足以惑人，另一方面，一言一话足以动人。至少在不立文字、心静见理方面，禅宗可叹为观止。细揣朱熹对禅宗学说的引述，甚至对“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等极端言论，也抱有理解和欣赏之意。

 孔子曾说:“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揣摩朱熹的意思大概是虽不把辞令放在首位，但仍比较注重它的作用，而在此方面佛学高于一般的儒者，儒者有向佛学学习的地方。实际上朱熹本人是向佛学的思想概念、语言逻辑做了许多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