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老子生平行迹因司马迁“莫知其所终”的判断，扑朔迷离，未有定论。佛教典籍《阿差末菩萨经卷》的记载，呈现了老子晚年致力于道、佛文化交流的大事件，显出了关尹子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弥补了老子晚年行迹绝少第一手资料，未有定论的不足，开了老学研究新方向。

关键词：阿差末  老子  关尹子  行迹

近代以来，关于老子行迹屡有争议，诸说纷呈，主要分歧在老子自洛邑王城免官后归居或归隐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老子“西行化胡”之说有无史料支撑和事实依据？本文即结合佛教典籍《阿差末菩萨经卷》的记载，对老子、关尹子行迹研究和辨析，以求有一个更为合理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一、老子行迹的三种主要观点

由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为老子作传时结末一句的“莫知其所终”的言之不确，自汉代以后，确切地说是道教产生并发展起来之后，关于老子的行迹便形成三种观点。

（一）生于前571年，卒于前471年，归宿地在陕西周至的楼观台

这是一种流行观点。主要原因是唐朝皇帝认祖归宗和对老子生地、生年、生平行迹的考证。具体说来，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追认老子为其先祖，以老子庙为太庙。贞观六年（627），太宗李世民敕修太上老君庙。乾封元年（666），高宗李治偕皇后武则天及文武官员亲至濑乡老君庙朝谒老子，虔诚致敬李氏祖先，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尊号。之后，朝廷又陆续颁旨，要求建庙造像，制礼拜祭，倡导研习《道德经》，设立崇玄学，培养老学人才。

对于认祖归宗这件事情，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的，围绕老子生地、老子生日、老子生平行迹和老子归宿地，着实下了一番实地勘察考证功夫。朝廷组织一批文人学士，围绕这位杰出先祖的诞生、成长，《道德经》的写作、传播，老子离开洛阳后的最终归宿实地考察，详加论证，最终得出老子生于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农历2月15日，生地陈国苦县，后经举荐到周王城洛邑供职，再后于函谷关著经，之后出关赴秦地归隐，最后在周至楼观台弘道并去世的结论。当然，鉴于司马迁“莫知其所终”的说法在先，唐代的一些文人学士对老子生卒年份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但由于朝廷的考证和提倡，关于老子生平行迹的上述观点遂成为流行观点而延续至今，学界多持这种观点，地方政府、道教界、李氏宗亲和民间均认同这一观点，并纷纷在每年农历的2月15日以不同方式拜祭老子，形成官祭、道教祭、宗亲祭、民间祭四种类型的祭拜方式。

承继宋徽宗重和六年（1118）把老子诞辰农历2月15日定为“真元节”的传统，老子诞生地河南鹿邑民间，除2月15日老子生日祭典外，每月农历的初一、十五日，民间自发形成庙会，纪念老子。而在老子供职地河南洛阳、老子著经地河南灵宝函谷关、老子弘道亡故地陕西周至楼观台，每年2月15日也举办老子生日祭典。道教纪念道祖老子的科仪和海内外的李氏宗亲的寻根祭祖，同样在这一天达到高潮。河南鹿邑及周边地区家家户户供老子，初一、十五必拜老子已成习俗，千年延续，香火不绝。

（二）生于前600年左右，卒年不详，归宿地不详

一部分学者持这一观点。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胡孚琛为代表。他认为，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老子比孔子年长50岁左右，约生于周定王七年，楚庄王十四年（公元前600年左右）。根据周代世卿世禄制度，老子的祖辈应为史官，通晓周代各国古文字，老子至周为守藏室之史，盖在楚子问鼎之后，楚共王之时。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盖周景王十四年，楚灵王十年之事。至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王子朝之乱，老子离周而去。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未闻道，乃南之沛，往见老子，乃周敬王二十年，楚昭王十六年（公元前500年）之事。孔子归，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则乘牛西去，至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不知所终。据《史记·老子传》云：“盖老子百六十有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这里需要说明，老子的儿子李宗为魏将，封于段干。老子的儿子李宗为魏将，盖晋昭公之时，此时晋六卿强，公室卑，政在私门。魏绛之后，至魏献子，事晋昭公，自有封地，任用李宗为将，封于段干，盖段姓亦为老子之后也。

清代学者汪中和近世学者如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等皆疑《老子》晚出，最早不过战国末期。更有钱穆先生考订《老子》出于东汉，似乎有理有据，《老子》汉墓帛书和郭店竹简本出，这些学者的考据不攻自破！《史记》明言老子名聃，老子即老聃。一说老子字“伯阳”，这显然是由西周太史伯阳父而来。

胡孚琛先生认为老子约生于周定王七年，楚庄王十八年（前600年）左右，比孔子年长50岁左右，这一看法，较流行观点提前三十来年，更易解释得通老子的《道德经》为何那么厚重与深邃。胡孚琛先生以史料和出土文物为据对上个世纪初及当今一些学者的观点所作的评判，对我们研究老子生平行迹颇有启发与教益。因为，不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对待老子和《道德经》，仅凭“推测”去研判，“失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

值得指出的是，陕西、甘肃一带的老学研究者也多持此种观点，并认为老子当年离开王城洛邑后，来到陕西宝鸡的大散关，在那里应关尹子之邀一边讲学，一边写作《道德经》，然后由关尹子陪伴，踏上了西行的路，先是到了四川的鱼凫国，老子甚至成了鱼凫国的国师，后来终老于四川。同时，针对老子西去流沙之说，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当年由关尹子陪侍，出函谷关，过大散关，由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入甘肃，经游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又回到陇西邑，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去世。之后，其子嗣在此繁衍，唐太宗李世民所修《氏族志》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于是有“天下李氏出陇西”之说。

（三）生于公元前571年，经历了周朝廷任天府的守藏室史和内部纷争后，回到生地，归宿地亦在河南鹿邑.

一部分学者近年提出了这一观点。其中，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客座教授张松辉为代表。他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无论大国小国，均设有自己的关口，东周国也不例外。而尹喜看守的显系东周的一个关口，由于春秋末年东周地盘已经不大，这个关口应该就在洛阳附近。老子走出东周的边关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授徒讲学。

考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老子的后代基本是在魏、齐一带活动，魏、齐均在老子故乡的周围，这一事实从侧面说明了老子辞官后是回到了故乡。按照常理分析，老子辞官时年事已高，没有亲人陪伴，独自一人远游，似乎不合情理。

考以《列子》、《庄子》的记载，同样证明老子辞官后回到了故乡。《列子·仲尼第四》记载：

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叔孙氏曰：“吾国有圣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圣乎？”叔孙氏曰：“吾常闻之颜回曰：‘孔丘能废心而用形。’”陈大夫曰：“吾国亦有圣人，子弗知乎？”曰：“圣人孰谓？”曰：“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1）

这段记载说明老子的确是在故乡陈国教授过学生，不然，陈国就不可能出现一位与孔子基本同时并几可与之抗衡的圣人亢仓子。

另外，《列子·周穆王第三》还记载说：“秦人逢氏有子，及壮而有迷罔之疾。闻歌以为哭，视白以为黑，尝甘以为苦，行非以为是”（2）。其父很着急，在别人的建议下，就去鲁国寻找能够治疗此病的多艺君子，结果在路过陈国时遇到了老子，老子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导。把以上两则记载结合起来，更能说明老子在辞官后的晚年，曾生活在自己的故乡。

《庄子·天道》对此讲得更清楚：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3）。

这段记载中的老子“免而归居”，明确说明了老子离开东周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4）。

从老子创立道家学说开始，直到西汉初年，道家学派一直活跃在以河南鹿邑为中心的郑、宋、齐一带，诸如列子、文子、庄子、齐国稷下学派中的道家学派，这一现象有力地说明了老子晚年回到了故乡，悉心传授“道”、“德”理念，不然，这一地区道家代表人物辈出、道家学派如此兴盛的原因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建于汉代，直今仍矗立在河南省鹿邑县城区的老子升仙台，就是后人为纪念老子授徒讲学，传播天下大道的盛举，也是为纪念老子这位伟大乡贤、大圣哲终老于故乡而建造的。

二、应重视《阿差末菩萨经卷》的记载

《阿差末菩萨经卷》（5）（以下简称《经卷》）系佛家典籍，共七卷，属佛经三藏十二部中的“大集部”，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翻译。《经卷》系统记载了关尹子（在《经卷》中被尊称为阿差末菩萨）西行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与佛祖释迦弁尼及其弟子的交流与对话，其中突出记载了关尹子的讲述和观点。笔者认为，《经卷》所载是老子行迹研究中新的重大发现，应当作为老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予以立项和探讨。

（一）被忽视了的关尹子其人其说

关尹子其人其说在老学和老子行迹研究中被严重地忽视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仅仅是他在函谷关（或大散关）仰观天象，看到紫气盈关，推断将有圣人降临并热情地迎接老子的到来，殷殷陪侍，倾心交谈，请老子写下了五千精妙《道德经》。以为在促使老子留下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部原创性的哲学经典上，关尹子功不可没。也许是被老子《道德经》所表达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所遮蔽，人们把注目的焦点、研究的视角更多地放在老子其人其书上，对关尹子的行迹和思想，则大大地忽视了。只看到他是《道德经》的第一个读者，为老子的博大思想所折服，辞去关令不做，追随老子而去，至于去了以后都做了些什么，便没有过多地探讨。甚至一个时期以来，对他的著作《关尹子》的真伪尚有争议，只是泛泛地指出他创立了“关尹学派”，即便如此，也为声势浩大的“老庄学派”、“黄老学派”所淹没。佛教经典《经卷》的发现与解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传统看法迥异的关尹子其人其说。

关尹子，字公度，名喜，曾为关令，与老子同时，道家“关尹学派”创始人，道教的文始真人，楼观派、文始派祖师。周至县龙乡闻仙里（今陕西周至县）人，一说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人。据说关尹子初生时就是眼有日精，姿形长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少好学坟索，善于天文秘讳；在成长的过程中，关尹子苦苦钻研、好学求索的名声越传越广。据说他竟然对人间祸福，风云变幻，仰观俯察，莫不洞悉，虽鬼神无以匿其情！但他秉性雅好清静，高洁自古，大度恢杰，不修俗礼，损身济物，不求闻达。所以他到处寻找幽柄隐居之地，终于在终南山中寻到一处势若飞凤的宝地，即于此结草为楼，仰观天象，精思至道，号为草楼。他隐居山中刻意修持，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学识更是声高自古，加上高尚的学养人品，使他闻名遐迩。东周时的周平王听到他的许多传闻，很欣赏他的学识，封他为大夫，后又召为东宫宾友。关尹子并不看重封赏和爵位，主要的精力仍然在于观星望气。据说有一天瞻见东方有紫气西迈，天文显瑞，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他据此推断出圣人西行经过的途径，于是请求周王任他为函谷关（或大散关）守令，获准到任后，他恭敬斋戒，并率属下扫道四十里以候。

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关尹子终于迎来了大耳长须，童颜鹤发，仙风道骨，气宇超凡，大智若愚的老子，并恳请老子讲学著书。老子亦知其奇，感其诚心诚意，将自己对大化流行、茫茫自然、人类社会、人自身的细微的观察、深刻的剖析、精辟的认识，以简洁的词句，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授予关尹子。史载老子出关，关尹子辞官相随，一直陪侍。

关尹子有著作九篇，书名《关尹子》，道教称为《无上妙道文始真经》。西汉经学家刘向评价关尹子说：“浑质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则，使人冷冷轻轻，不使人狂。”《吕氏春秋》称关尹子在坚持重本的同时，以“贵清”为思想的主旨。庄子将关尹、老聃乎并列，在庄子的认识中，关尹子与老子具有同等的地位，他们都是“古之博大真人”。今本《关尹子》一卷，收入《道藏》洞神部本文类，九篇为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

关尹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沿着老子学说的方向发展的，继续追求个性自由的“清静无为”。关尹子十分重视道德修身，“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为人十分清白：“人爱我，我必爱人；人恶我，我必恶之。”“存亡兴废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强调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尝随人。”所以，《庄子》“天下篇”描述关尹子的思想是以无、道为精，以外物为粗，知足守分，清廉虚淡，不为物累，精神独立。

总之，关尹子的思想以“贵清”为特质，既直承老子“道”“德”理念和抱朴守静、涤除玄鉴主张，又作了创造性发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其“贵清”思想对中华“清”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贵清”思想也体现在关尹子与释迦弁尼的晤面交流和向他的弟子的讲授之中。因此，关尹子及其思想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尹子其人其说是不应被忽视的，恰恰相反，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

（二）关尹子其人在《经卷》中的呈现

首先，要弄清《经卷》中的阿差末是否关尹子？这是本文立论的前提和关键。

佛经三藏十二部中“大集部”的《阿差末菩萨经卷》，与别的经籍具有明显的差异，这部经卷不是记述释迦牟尼宣讲的佛法，而是记录整理的一位客座思想家的讲授内容。这种处理方式清楚地表明，一向排斥“外道”的佛教对于这一客座思想家的讲授和经由这种讲授所展示的思想流派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和礼遇。“阿差末”的汉语意思是“法性无尽”，其含义与“道”相同，“道”作为本体的基本特点便是遍一切时、一切域。那么，经文中提到的关尹子是否是老子的学生关尹子？他是在什么地方与释迦弁尼晤面的呢？

兹从《经卷》透露的人物活动的相关行迹入手，分析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经文显示，晤面地点是释加牟尼游历中的某处。“闻如是，一时佛在如来所游居土。”释加牟尼传法多在印度讲经，地点都有具体记述，本经所载应是一次较远的游历，从安排讲学和赠送礼品看，应是有所准备，专程安排的会晤。史料记载，释加牟尼的确到过缅甸中部的曼德勒，直到现在在这座缅甸的第二大城市，居民仍自称是“佛祖眷顾之城”。与当时已有南丝绸之路和老子、关尹子皆在古鱼凫国活动联系起来分析，这次由释迦牟尼专门安排的会晤，应该是在缅甸的曼德勒。

第二、经文显示主讲人关尹子的国度是中国。“佛告舍利弗，有一菩萨名关尹从东方来”。“佛告舍利弗，东方去此度十江沙，诸佛国土满中诸尘，过若干刹有世界，名阿尼弥沙。”释加牟尼说的是“十江沙”，并非佛经中常见的以亿万为单位尽指非常遥远的地方，可见这里是实指毗邻的国度。印度次大陆东是缅甸、中国的西藏、四川等地区，再参照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各地区的思想成果与达到的高度，可以认定关尹子来自中土。而且“阿尼弥沙”“不作、无为”的含义，与中土的道家思想一致。

第三、经文中提到的族姓具有中土色彩。“佛言：汝自以此问阿差末，当见发遣。时舍利弗问阿差末，答曰：仁族姓子。”“时舍利弗问关尹，仁族姓子，所从来处去此远近？”由发问看关尹子来自东土“仁族”，在介绍中土文化时将“仁”字冠以“族”前，系春秋末年活跃于中土的道家、儒家皆使用的基本概念，这里是以“仁族”泛指中土的文化精英。至于“子”则是春秋战国时士族的标志性字词。同时，经文中直接提及“关尹”。“时舍利弗问关尹，唯族姓子，吾今以此仁有辩才故欲相问。所以然者，欲得听采本所未闻。犹族姓子，关尹主者，应得推问出入往反，设有重货，若复空行，欲得责税故宜难诘。卿何所赍以时输税。”这里的“关尹”，找不到可能有的歧义，可以确定即是老子的弟子关尹子。况且关尹子做过关令，“责税”、“以时输税”云云与验关公务相关，也与关尹子曾经拥有的身份相合。

第四、经文中有很多道家或中土词语，这在一般佛经中是极少见的。如“仁者”、“无极”、“圣道”、“阴阳”、“党”、“无”等等，特别是“道”，是中土和道家的标志性字词。同时，依经文内容分析，关尹子系依《道德经》讲学，甚至向释迦牟尼及其弟子赠送了老子的著作。“关尹言，是舍利弗，菩萨所行八十品第而不可尽，诸佛世尊皆由此法，八十无尽而出生矣。……奉敬归此无极经要。……佛取体衣赐关尹，一时嗟叹关尹菩萨言，善哉善哉快说此经。如来所劝代之悦豫，十方江沙今现在佛亦共咨嗟，时关尹取佛所赐。”关尹子客座讲演共80品，而老子的《道德经》恰好81章，这不是一般的巧合。释迦牟尼将自己穿着的衣服回赠关尹，则表明佛祖对关尹子所赠老子著作的十分珍视。

第五、经文中专门记述了关尹子对中土特有的跪礼的介绍。“若见沙门梵志辄以五体而自归礼，何谓为五，两手两膝及其头脑稽首足下，所以者何？因得佛道一切归故。”如果印度早有相似的跪礼，听众会制止关尹子的介绍。正因为印度没有跪礼，释迦牟尼和他的诸位弟子才听得津津有味。同时，讲演结束时关尹子的谦辞清楚地表明他是佛门之外的思想流派。“时关尹菩萨前白佛言，唯然大圣当见原恕，向者我身所讲经典，力少智薄所宣句谊或能不备，是故归佛见舍罪衅。”自己将讲学谦责为“罪衅”，显然是佛教之外的思想流派，这个流派由于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识见深刻而为释加牟尼所重视，所以才亲率弟子会见关尹子，并允许关尹子给诸位弟子系统讲授。由于内容丰富，多达80品，应该至少讲了二至三周（6）。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经卷》中来自东方中土的阿差末即关尹子，他在缅甸的曼德勒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相见，并系统讲授了老子《道德经》的基本内容，得到释迦牟尼和众弟子的接受与认可，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是佛、道两家交流互鉴，彼此会通的标志性事件。

其次，要弄清关尹子何以能与释迦牟尼晤面并讲学。

研究相关史料，综合近年来陕西、四川的考古发掘信息和老子生平行迹研究成果，可以还原关尹子与释迦牟尼得以晤面并交流讲学的全过程。

老子辞官西行在函谷关（或大散关）应关尹子请求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后，关尹子为老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辞去关令职务，陪伴老子出关西行，到了秦地终南山的楼观台（一说地处秦岭的大散关），住在关尹子的宅邸。在那里，老子接触到了地处巴蜀，距今三星堆遗址不远的鱼凫国文化。鱼凫国与周早有来往，曾得到周的帮助，在周遇到事变时也曾出兵相助。因了这个缘故，鱼凫国的军队被周留在宝鸡建立新的鱼国，但与地处巴蜀的鱼凫国联系依然紧密。此时的鱼凫国正面临执政的危机，多年来成为立国支柱、被巫师集团竭力提倡并施行的升天信仰，由于其血腥残暴、无知愚昧而走到了尽头。同时，只奉升天信仰且以此愚民的巫师集团，惧怕社会的进步和已经出现的文字。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便拼命排斥文字，大肆制作青铜器。其制作体量之大，工艺之精，世所罕见，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可作证明。但青铜器的制作不断消耗着鱼凫国的国力，将至消耗殆尽。鱼凫国的国君、大臣与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不断地与巫师集团抗争着，但效果终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鱼凫国王族中的变革图新势力便派人去中原寻找智者和思想家，以与巫师集团相抗衡。于是，鱼凫国的使者到了地处宝鸡的新鱼国，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助寻找。自然而然的，已经名满天下，且有原创性著作《道德经》的老子成了鱼凫国的首选。他们拜访老子，请老子入川，关尹也陪伴老子去了鱼凫国。老子抵达后，与王族集团联手，揭露批判了巫师集团竭力维护的升天信仰，血淋淋的事实真相警醒了世人。于是乎王族顺应民意，决定毁弃升天信仰，把千百年来围绕升天信仰而制作的各种青铜器和平的整体收藏起来，不再当作升天信仰的礼器而放置和使用。

鱼凫国升天信仰的和平有序毁弃，是该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大觉醒和大事变，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对外影响是巨大的，毕竟是延续了几千年，曾经是鱼凫国人们的精神支柱的信仰啊。取而代之的，则是王族集团大力提倡的老子“道”的信仰，他们安排老子传道弘道，让贵族子弟、文人士子学道悟道，逐渐在鱼凫国内树立起以老子“道”“德”理念为核心的新的信仰，并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这一进程和所带来的举国上下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引起了在鱼凫国访察的佛门弟子的注目，他们在为鱼凫国意识形态巨变所震惊的同时，也为在老子思想引导下鱼凫国的巨变所折服，便将这些情况通报佛祖释迦牟尼，请老子这位智者西行晤面，并传播“道”“德”思想。因为考古发掘已经证明，远在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既前2000年前，就有一条从川（成都）——云（云南）——缅（缅甸）——印（印度）——阿（阿富汗）——欧洲的古商道，这是一条向西南与恒河文明连接的通道，现在称其为南方丝绸之路。接到邀请后，老子年事已高不便亲往，便派关尹子代表自己经南方丝绸之路抵达缅甸。于是，两位年龄近50岁的先贤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晤面，关尹子向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系统阐释了老子的“道”、“德”思想和自己的“清静”理念。

同时，关尹子讲学过程中，释迦牟尼向弟子介绍了未曾见过的关尹子的宗师普贤如来（注意《经卷》中不是普贤菩萨）指的就是老子。所以，道教产生于四川并非偶然，普贤道场设在峨眉山也绝非偶然。明白了这一过程，就不难见出佛教大乘思想在中国得以普及，而在本土却消亡的原因了。

（三）关尹子其说在《经卷》中的呈现

了解关尹子其说在《经卷》中的呈现，就要认真地研读《经卷》文本，并拿老子的《道德经》、关尹的《关尹子》与之作必要的对读。

《经卷》开篇即记述释迦牟尼与关尹子晤面的时间、地点，陪同晤面的诸位弟子。从中可见释迦牟尼对这次晤面非常重视，他把主要弟子带来听讲，并一同晤面关尹子，意在使弟子们开阔视野，增长识见。接下来，便详细记述并渲染释迦牟尼会见关尹子时的繁盛吉祥景象：“于时，东方自然出现大金色光。其光照此宝净道场，及曜于三千大千世界靡不周遍。”“其明通过照于三千大千世界，至无择狱极于上方。”并且“于佛左侧宝净道场，寻自然生六十亿垓七宝莲华。其香芬馥普悉流布，闻莫不欢……”在此至盛至景的“宝净道场”，释迦牟尼告诉诸位弟子：“有一菩萨名阿差末从东方来，与六十亿菩萨俱，与眷属围绕欲至此土故前现瑞。”释迦牟尼说完之后，“阿差末菩萨应时现身”，且以义偈赞颂释迦牟尼，在行跪拜大礼后，获准入莲花宝座。这里，释迦牟尼以含有“法性无尽”意义的“阿差末”为关尹子命名，并称之为“菩萨”，充分表达了佛家对道家的尊重。

面对舍利弗“仁族姓子，所从来处去此远近？其佛所号？世界云何？”的提问，关尹子没有急于自报家门，而是反过来问舍利弗“耆年续有去来想乎？”亦即看您已然六十有余了，还有什么想法没？舍利弗回答：“唯族姓子，吾想已断。”关尹子便抓住舍利弗“吾想已断”，联系他刚才的“所从来处去此远近”的提问，反问一句“何缘兴念而发此问从何所来？”并由此引入对“圣道”的解说：“其有来者为合会迹，假使去者为别离迹；若令不会无别离者，彼无去来，其无去来为圣道行。”明确指出：“计罪福者为自然相。……无往相者圣道所趣（趋）……其所愿相离所往相则圣道相。……无所往者则圣道相。……生无教授无尽之门则趣（趋）圣道。”强调“若有往来则堕于俗，无有去来乃谓为道。”很显然，关尹子由舍利弗询问“所从何来”切入，其实已经开始向释迦牟尼及其弟子讲道了。他的切入点甚为自然，就是借着舍利弗问他从那里来的话题说起，指出无来无往、无别无离、无始无终是“圣道”所固有的品质与特点，“无有去来乃谓为道”，既然如此，就要自觉追求这种无有去来的“道”，亦即“趣（趋）圣道”，学道、悟道、体道、修道而达于“圣道”的境界。具体要求便是：“设除音节文字因缘径路”，因为“道”乃“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7），“道”是一种“大”，而“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8）的无方之方，无音之音，无象之象，如果太具体了，就不是“道”了。关尹子非常聪明，他如此自然地引出“道”、“圣道”，便巧妙而又自然地将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引入了他所创设的语境中，然后再从容不迫地向众人传道弘道了。

舍利弗，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由他代表佛祖和诸弟子向关尹子提问，是因为他素以智慧猛利、能解决疑难见长，在佛界被称为“智慧第一”。舍利弗还通晓外典，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善于与人辩论并摧伏外道。让有如此专长的弟子向关尹子发问，审核考察的意味甚浓。但舍利弗这次遇到了对手，关尹子机智的回答，引出了更深层次的话题，连同舍利弗也为之吸引，洗耳恭听了。

由此也可见出，作为老子弟子的关尹子确实深得老子“道”之意旨，他在《关尹子》中以“宇”喻道，明确指出“宇者，道也”，并展开阐述道：“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镂尘。圣智造迷，鬼神不识。惟不可为，不可致，不可测，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元，合曰道。”如此解“道”，与佛家所倡言的“三千大千世界”的理念非常相似。关尹子正是找到了道、佛两家交流会通的切入点，才取得了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对话的“通行证”，并成功地说服释迦牟尼，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老子关于“道”的观点，并援道入佛，升华了佛家意旨，使之更多了思辩色彩、理性色彩。同时，免却了大乘佛教原先的冗长繁琐，概括性更强，也更为简洁明了，更易为天下信众所接受。从这个视角看，这次西行与释迦牟尼会面，老子虽未亲往，派关尹子代表他去，与他亲往的效果是一样的。不亲往，显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使得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对老子更加崇敬和神往。

关尹子围绕“道”“圣道”“趣（趋）圣道”所作的开场白，显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和兴趣，故而舍利弗才再次让他自报家门。舍利弗接下来的问话表明关尹子的确是从远处而来，因为其中已经问到了买卖和纳税之事了。搞贸易，做买卖需要缴税，所以要报清姓甚名谁之类基本情况，以便监管，并且舍利弗问及关尹子“吾今以此仁有辩才故欲相问”一句，其中的“仁”，儒家、道家均使用，“辩才”即是指关尹子言辞谈吐的滔滔雄辩，更是指他所阐释的义理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上自释迦牟尼，下至诸位弟子，听到原先闻所未闻的滔滔宏论，均觉得很有道理，大受启迪，崇敬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愈如此，愈想弄清这位东方中土来的阿差末菩萨的真实身份，以知根知底，便于与他深入沟通和交流。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关尹子便巧妙地让舍利弗询问释迦牟尼，看他咋表态。其实，关尹子是想观察释迦牟尼听了他的开场白后的反应。果然，释迦牟尼说道：“舍利弗，谛听善思！彼世界名有称功勋，及如来号若有闻者，勿得怀疑，悉共信之。”亦即要求舍利弗并诸弟子，认真听关尹子的讲授并深入思考，他所来的地方文化发达，文明灿烂，对他说的话要深信不疑。释迦牟尼感叹道：“如来至真无所挂碍亦无阴盖，一切敏达靡不通畅。”亦即关尹子所从来的东方中土至真至性，没有任何障碍，也不会隐瞒什么，一切皆敏达通畅，因此众弟子要“咸言受教”，并从听讲中获得深深的教益。同时，释迦牟尼结合关尹子的讲述，有感而发，展开介绍了东方中土境况，并从佛法义理的高度作了分析概括，使得参与晤面的诸位弟子“闻诸菩萨功勋之德”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明心生焉！则取天上青黄红白上好莲华及诸意华，佥共供养佛，散阿差末诸菩萨上，同俱举声称扬威德……”看到诸位弟子听进去了自己的话，对来自东方中土的关尹子表达出了应有的敬意和热情，释迦牟尼因势利导，适时介绍了“阿尼弥沙土”即东土的盛况。从人民的生活状况，到土地疆域、社会发展状况，均有涉及。尤其对“人民无上中下好丑差别”的评价，似是针对古印度森严的种姓等级制度而言，现实性、感染力甚强。

释迦牟尼结合关尹子的开场白所作的阐发是层层深入的，接下来，便解说“何谓得佛心定意？”这是佛家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他揭示了“佛心定意”的基本内涵，其中“六根”眼、耳、鼻、口、身、意和“六衰”色、声、香、味、滑、法的提法，与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猪，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9）的譬喻有暗合之处，意在说明不受“六根”“六衰”的诱惑，不沉湎于其中，便可保持定力，达致神清目明。其中所言“不可以目而见众相，不可想处见不可见，不起不灭其不终者则不有始”和“无所见者亦无所得，无所得者可谓脱矣”，与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10），“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1），“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12）也颇有暗合之处。由此可见，道家与佛家在基本理念上是息息相通的，芸芸众生中象老子、关尹子、释迦牟尼这样的大智慧者、大圣哲们，他们对大化流行和茫无际涯的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人自身的思考是相通的。只不过有思考的层面、切入点、重点的差别。两相比较，释迦牟尼讲的诸多佛家义理，稍显冗长，在老子那里，用两个概念“道”和“德”便说明白了。需要指出的是，释迦牟尼这里所言，其实用老子的话概括一下，便是“无”“有”之辩。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3）用简洁的十一个字，便说明了“无”“有”的创生性及相互转化性，与释迦牟尼的“不起不灭其不终者则不有始”、“无所见者亦无所得，无所得者可谓脱矣”是相通的。两相比较，无论从概括抽象和运用概念说理的确切程度上，释迦牟尼均不及老子。同处于公元前六世纪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老子、关尹子、释迦牟尼，他们在思考层次、切入角度、阐释重点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也正是体悟到了这种差别，抑或是在与道家代表人物关尹子和由他所代表的老子的思想碰撞中有一种仰视的感觉，释迦牟尼才心生钦佩，并发出“如来至真无所挂碍亦无阴盖，一切敏达靡不通畅”的由衷感叹。假若再拿释迦牟尼的这种感叹与孔子向老子问礼后所发出的“其犹龙邪”的千古之叹相对比，在始源和元点上，道、释、儒三家的视野辽阔与否，思辩层面高低与否，思考大化流行、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前行方向的深刻程度与否，便历历如在眼前了。

值得提出的是，释迦牟尼听了关尹子“道”、“自然相”、“趣（趋）圣道”的阐释后，大受启发，提出了“六度无极”的理念，包括施度无极、戒度无极、忍度无极、进度无极、寂度无极、智度无极。将施度、戒度、忍度、进度、寂度、智度与道家的“无极”联系起来，融为一体，上升为佛家的重要概念，充分显示了释迦牟尼善于吸取众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言的恢弘大气，也昭示了老子道家思想跨越时空的巨大穿透力。到了这里，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终于明白关尹子此番交流讲学只是代老子言，真正的高人是老子，“道”“圣道”“趣（趋）圣道”的理念是老子提出并作了全面发挥的。很自然的，《经卷》中详细记述了释迦牟尼率众弟子遥拜东方中土的普贤如来即老子的情形，只是由关尹子代表老子端坐莲花宝座上接受了敬拜而已。《经卷》记载道：“时，普贤佛演身光明通照十方，彼诸菩萨及众会者皆睹此土。”尔后，关尹子的讲座正式开始，释迦牟尼和众弟子皆洗耳恭听。

此时，关尹子便重点阐释“不可尽法”，他直接运用“清静”理念来阐释。从《关尹子》一书看，“清静”理念是关尹子竭力推崇并倡言的。他对老子“道”“德”理念体悟颇深，认为若践行“道”“德”理念，必用“清静”之法方可奏效，方可经由修身养性途径而体悟“道”“德”之真谛。此外，关尹子也大量引用了老子的虚空、无极、功德、圣王、道本等概念，同时，运用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4）和“天道圆圆，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15）等思路和观点来解说“不可尽法”。与老子倡言的“致虚极，守静笃”方能“万物并作”（16），生生不息终至“不可尽”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舍利佛“地水火风”四大“亦不可尽”，“修奉道愿故不可尽。……一切诸法根源无穷，故不可尽”的体悟，亦颇合老子意旨。

从关尹子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尤其舍利弗的对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方听了关尹子的讲授后，颇受启发，已初步悟出了老子“道”的博大精深和“道”如“月印万川”（朱熹语）般的功力。因此，关尹子在结束时解答的何谓“不可尽法”，实质上是援道入佛，以道解佛，收到了很的效果，受到舍利弗等菩萨的理解与响应。舍利弗在听完关尹子答复何谓“不可尽法”后的一番感慨，既是有感而发，也是学道悟道后的结论。这也表明了关尹子的讲授为对方接受，并经消化吸收后应用到佛法义理的改造中，提升了佛理的理性思维层次和抽象概括水平。此后，佛教义理未经任何承继便从最初的阿含期而进入般若期，义理跃升感很强，有了质的飞跃，获得突变性发展，无论理性思维的力度和核心理念表述的简洁凝炼、清晰准确程度均超过既往，与这次释迦牟尼带领弟子与关尹子深度交流后，吸收借鉴了老子和关尹子思想有很大关系。这种吸收借鉴直接促使般若（空）思想的萌生，以致于使佛法义理进入到般若期后，获得了长足发展。

三、几点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充分认识《经卷》所载史实在道、佛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意义。

佛教经典浩如烟海，皓首穷经尚不及十一，《经卷》的记载未能引起学界注意，似在情理之中，但又在情理之外。以佛教典籍而指名道姓地言及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所见的就是来自东方中土的关尹子，且沉下心来用了大约三周时间听他系统讲解了“道”“德”理念、“清静”之法和老子的八十一章《道德经》，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和道、佛两家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雄辩地证明，文化的发展如同空气的流动一样，不分疆域与国界，种族肤色和语言，一直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交流会通，共同发展的。

由此也引出了所谓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是唐代六祖惠能的功劳，他为了便于信众掌握佛法内容，删繁就简，援道入佛，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凭借禅宗法统的象征意义和禅师实修实证的特点，赢得了人心，拉近了众生与佛的距离。惠能的这些主张，丰富了佛教意旨，方便了中国信众接受。而《经卷》所载，则把道家、佛家交流的时间足足提前了一千余年，在前六世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尚未有道教和佛教，有的只是中、印两种思想流派对全人类终极命运、茫无际涯的大化流行终极命运的深度探索，这种探索的成果经由这次重要晤面所形成的思想的结晶直接被后来的佛教所吸收，演化成了佛法义理而播洒至四面八方，滋润着诸多佛教信众的心田。从这个视角看，老子思想、关尹子思想对佛家、佛教的影响是在源头上的影响，决不是六祖惠能改造佛教使之更适合在中国传播时才有的。当然，这与充分肯定六祖惠能在创立中国式佛教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相矛盾，二者不属同一个论题。

道、佛两家在核心理念上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恰恰证明老子思想的涵天覆地，博大精深。老子围绕“道”“德”理念所架构的天道自然、人道守中、治道无为的思辨框架，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财富，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犹龙”之叹，到释迦牟尼听关尹子讲道论清后的“如来至真无所挂碍亦无阴盖，一切敏达靡不通畅”之叹，儒、释、道三家浑成一体，其学说教义，皆是对老子思想精华的悉心吸取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关尹子代表老子会见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系统讲道论清和接受这一重大思想影响后佛法义理所发生的质的提升与飞跃，可以作为范例学习与借鉴，以推进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和中外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建一个和谐、和睦、和合、和美的人类精神家园和新世界。

（二）依《经卷》所载史实，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能够成立

西行是老子行迹中的一个基本方向，无论辞官归居然后再归隐，抑或辞官离开周王城之后直接走上归隐的路，老子前行的基本方向是向西。先有老子（关尹子）“西去流沙”之说，见于南朝裴骃《史记集解》的记载，其中说：“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胜实，莫知所终”（17）。裴骃引的是神仙家言，但其中亦有历史的影子。再有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之说。东晋道士王浮在裴骃“西去流沙”说的基础上，作《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到了西域，教化了佛祖释迦牟尼。其实，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的说法，至少在东汉后期就已经出现，《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载，襄楷在给桓帝的奏章中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作为当朝大臣向桓帝上奏章，若无一点儿真凭实据，是不会信口开河的。

而通过对《经卷》的解读与研究，虽然其中记载的是关尹子西行至缅甸的曼德勒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晤面，但显然是受老子委托或时人了解到他是深得老子之道的人，能够传达老子思想之真谛才殷殷相邀，请他讲学的。而且，老子与释迦牟尼在年龄上有交集。老子生于前571年（或前600年左右），卒于前471年或再早一些。而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依南传佛教的观点是前624—前545年，或前623—前544年；北传佛教则一般采用《众圣点记》的说法，认为其生年当为前565年，涅槃之年应为前486年，存世80岁。从《经卷》记载所透露的老子、关尹子行迹分析，北传佛教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较为合理。释迦牟尼带领众弟子晤面关尹子发生在前480年左右，其时老子已91岁，的确不能亲往。即使按南传佛教界定的佛祖生卒年，依老子生于前600年左右的观点，两人年龄的交集也是显而易见的。联系到《经卷》中述及释迦牟尼诸弟子遥拜普贤如来亦即老子，可以认定老子当时仍存世，确因年事已高而派关尹子代表他进行这次颇具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见，并系统地讲解《道德经》，弘扬其“道”“德”理念。不然，就无法解释《经卷》中的遥拜普贤如来（老子）的记载。

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大凡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情，有的没有史书记载，却以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使后来的人们隐隐约约地看到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影子，为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老子（关尹子）“西去流沙”、“西行化胡说”也不例外。不然，就无法解释在陕西宝鸡、四川成都、甘肃天水、临洮等地民间千百年来何以流传着那么多的关于老子、关尹子的故事传说。目前，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虽然没有出土文物资料予以证实，只有神仙家言和民间传说，但凭着《经卷》的详细记载，就足以证明自东汉流传迄今的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实有其事，能够成立。笔者期待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史料的问世，并据此开展深入研究和探讨，以使老子（关尹子）“西行化胡说”在立起来之后有更多的学理支撑。

（三）对老子生平的晚年阶段应当认真深入地开展研究

弄清楚老子这位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行迹，不仅仅停留在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莫知其所终”的认识层面上，是历代学人孜孜以求的。限于考古第一手资料的缺失，才形成前文述及的关于老子生平行迹的三种观点。孰是孰非？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各有千秋。但是，随着《经卷》记载的发现，对老子生平的晚年阶段重新审视和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笔者认为，老子晚年到过大散关并在那里讲学论道应当肯定。唐代的司马贞在为《史记》作索隐时说：“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18）唐代张守节“正义”说：“《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尹喜著《道德经》一卷。’”（19）若无此事，司马贞 、张守节这两位治学严谨的人是不会如此轻率地记载下来的。同时，考虑到前文曾述及的古代的南丝绸之路是从四川开端的，古鱼凫国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有明显的联系，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点之一，而新鱼国则在陕西宝鸡。古鱼凫国执政集团为了去除巫师集团之害而欲到中原寻找能与之论辩抗衡的智者和思想家，他们派使者来到新鱼国，恰好老子在大散关论道弘道，便邀请老子和尹喜入川同往古鱼凫国任国师的阐释，老子由关尹子陪侍自大散关入川是可信的。这样，关尹子代表老子经南丝绸之路抵达缅甸的曼德勒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晤面也就顺理成章了。再联系到陕西周至西楼观的大陵山下有一地下通道直达四川成都青羊宫的民间传说，老子自陕西到了四川应该是实有其事的。至于到了鱼凫国之后做了国师，是长期居住在那里，把那里作为归宿地了，还是又与关尹子一道回到了陕西周至楼观台，在那里找到了归宿，抑或是又沿川—甘—青—藏—疆的古民族迁徒之道走得更远了，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四）应当重视对关尹子其人其说的研究

《经卷》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修道悟德，深邃睿智，谈锋甚健，颇有辩逸之才的关尹子形象。佛教经典以“阿差末”名之，本来就含有“法性无尽”的寓意，与老子的“道”无处不在的含义相同。以“阿差末”为关尹子命名，饱含着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对关尹子的钦敬之意，对其老师老子（普贤如来）的尊崇之情。作为老子忠实的学生，关尹子深悟老子思想真髓，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了老师托付给他的文化交流使命，就此一项，关尹子的贡献就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比之下，学界原来对关尹子是轻视了，或许是老子其人的伟大、老子思想的光辉遮掩了他。应当重新研究关尹子，研究他的著作和思想，肯定他在中外文化交流、道佛两家交流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目前，由中国倡导所施行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正在顺利实施。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具化，也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经贸交流、文化交流大融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而关尹子能够实现在缅甸曼德勒晤面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系统讲授81章《道德经》、与佛家深入的说道论清并获得肯定与赞许，就是经由南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经贸通道传递信息并最终成行的。当代的“一带一路”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延续，既是经济发展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互鉴之路。今人理当深入借鉴老子、关尹子、释迦牟尼等大圣哲跨越国界，深度开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并最终会通提升的历史经验，把新时代“一带一路”的文化会通互鉴推向新阶段，提升至新层面，以让道、佛文化造福全人类！

注释：

（1）《列子集释》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7-118页。

（2）《列子集释》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1页。

（3）《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册，第477页。

（4）以上参见张松辉《老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4页。

（5）见佛教经典大乘大集部·第0070部。

（6）以上参见网络“不不铺”文章：《关尹子——被历史低估的人物及他背后隐藏的大事件》。

（7）《道德经》第41章。

（8）《道德经》第25章。

（9）《道德经》第12章。

（10）《道德经》第47章。

（11）《道德经》第19章。

（12）《道德经》第44章。

（13）《道德经》第40章，竹简《老子》作：“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

（14）《道德经》第40章。

（15）《道德经》第16章。

（16）同（15）。

（17）《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注，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703页。

（18）《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注，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702页。

（19）同（18）。

（陈大明提供，作者系郑州大学老子学院（研究院）特聘教授，周口师范学院老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