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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精神专一

西北道教与一带一路的历史担当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樊光春     时间:2017-12-12 18:10:02      繁體中文版     

一、西北道教在一带一路上的作为勾陈

兴起于汉代的丝绸之路,与同期大行于世的道教,相遇于西北,连同久远的历史记忆,勾勒出一幅幅令人神往的仙迹图景。

最早为丝路剪彩的大仙是周穆王和西王母。

众所周知,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的数千年间,就有一条中原通西域的“玉石之路”存在于西北地区,它是丝绸之路的前身。据先秦古书《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为了征服八方,曾驾八骏马车西巡游猎。他从中原出发,途经甘肃、内蒙古和新疆,最终抵达昆仑山西麓,与部落首领西王母相会,获赠八车宝石。周穆王东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处获取不少玉石,满载而归,“玉石之路”因此得名。

据《列子》记载,周穆王之西巡,其缘由起于西域有魔术师来中国表演幻

术,加之早有黄帝登昆仑之传说,勾引穆王前往西域探访神秘之境,因到昆仑之丘,得见西王母

这次历史盛会之后,就有了《山海经》一系神话的滥觞,西王母成为道教阶

次最高的女仙,玉石成为修仙必备的食材。世人如欲仿效淮南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故事,必先登昆仑,方得飞升天界。又因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故产生了嫦娥奔月的神话。到汉代,西王母神话达于鼎盛。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返回长安后,向汉武帝报告了沿途的地理及神话传说、风土人情。因汉武帝迷恋神仙,向往与西王母相见,因此,张骞特别报告了有关西王母所在地域的情况,但是并没有确定古籍所称“昆仑山”在哪里。于是,汉武帝根据张骞从于阗南山带回玉石推断,命名此山为“昆仑”。因此,直到清代,还以天山为昆仑山:“昆仑山即天山也,其首在西域。

老子则是周穆王和西王母之后活跃于丝路上的第三位圣贤。

有关老子的历史真实性,现在学界大概已经没有人怀疑。但是对他的生平,史书记载非常简略,因此为神话的出现给出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正史最早记录老子事迹的是《史记》。据记载,老子生平有两大特点:一是隐居,二是长寿。他在秦地授给尹喜《道德经》后,“莫知其所终”。到哪里去了呢?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任光禄大夫的刘向开始了神化之旅,他在《列仙传》中说尹喜随老子游历流沙之西即西域之地,并且服食巨胜即胡麻(芝麻)。后来经由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的第一部汉译佛经《浮屠经》陆续发展为老子化胡之说。我们略去后世因《老子化胡经》而产生的佛道纠葛来看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汉代人认为老子确实游历过西域的,是丝路上的一位圣贤使者。再后来,东汉大儒马融、史学家班固、曹魏诗人杜挚、魏晋著名道士王嘉、西晋道士王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唐代章怀太子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分别记载了西北各地老子西行的踪迹,以及他在西域的发明。二十四史和方志中,也有零星材料记录老子西行的信息。

丝路上现存的人文遗迹及口述材料,则有甘肃天水的伯阳镇、临洮的凤台山、敦煌三危山老君台、新疆和田比摩寺等处,也是久远历史记忆的零散表征。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罗尚贤在多年研究老子行踪的基础上提出,老子带领尹喜等弟子,在塔里木盆地进行重建人间和谐的实验,建立起大道之邦,其辐射范围到达印度、波斯边境地区。今年九月底,新疆阿克苏市政府与中国老子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了“老子西行寻踪考察研讨会”,在梳理历史文献记录的基础上,又对新疆境内十多个市县进行实地考察,为老子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找到了更多的田野材料。

唐代尊老子为远祖,奉道教为国教,道教宫观的设立远及西域,据王卡等著名学者考证,仅西州和沙州两地有文献记录的道观就有14处之多。而且,伴随唐代的对外开放,许多域外僧人和方士进入中国,甚至域外宗教也传入长安。

贞观二十一年(648年),唐太宗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沿丝绸之路出使印度(时称天竺),碰上印度各地战乱,使团被叛军扣押。王玄策只身逃出,在无法直接返回唐朝的情况下,北上尼泊尔和吐蕃借兵返回印度,带领这些雇佣军平定了全印度的叛乱荣归故里。对这样一个实施跨国作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将军兼大使,回国后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奖赏,因为唐朝实行以道治国、和平外交,不愿意吞并他国的土地。皇上关心的倒是如何延年益寿。因此,王玄策专门从印度带回一个名叫那逻迩娑婆寐的僧人。唐太宗迷信这位外国方士,遣人分赴南亚各国采集怪药异石供他炼制长生不老药。结果,太宗中毒而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赴国外采集炼丹原料的过程,也是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过程。

比王玄策带回天竺方士稍早,贞观九年(635年),有一个名叫阿罗本的基督教传教士,从欧洲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请求在大唐传播基督教。有着恢弘气度和宽厚心胸的唐太宗降旨允许其传教。因这个传教士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聂斯托里派,汉译为景教,故而在中国建立的教堂名叫景教寺。其后查明该教发源地在罗马帝国(汉译大秦),又改名大秦寺。当时在长安、洛阳、成都等地建立了多处景教寺院。其中长安就有两处,一在长安城,一在终南山古楼观西侧。其所以选择道教仙都领地修建外来宗教场所,大约是出于便利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和以当时的国教道教来引领外来宗教,这样两方面的考量。果不其然,这个目标最终实现了,虽然已是千年之后。到唐建中二年,终南山的这所寺院刻立了一块碑石,题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景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碑文融摄中西文化,将中国的儒道释三教经义与基督教教义相汇通,后世被称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魁。景教在中国传播两个世纪后,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废佛时被逐出中国,碑石埋于地下,直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清末,由于战火频繁,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此碑。丹麦人何尔谟出重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最后何尔谟获准复制了一个仿真模型带回伦敦。1907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安放于西安碑林,成为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世界各地则有碑文拓片流传和收藏。

蒙古帝国时期,道教获得特殊的礼遇。先是全真道受宠,后是玄教勃兴。伴随大蒙古国的建立,道教也再度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过程中,有大批内地士卒、工匠和商人随蒙古军队迁入西域和中亚各地,其中有不少人是道教徒。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丘祖西行。丘处机此行的目的虽然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向蒙古帝王传授中华哲学和文化,以实现“一言止杀”的宏伟目标。但是,他在往返于丝绸之路的三年时间里,对沿途民众和军政官员同样也进行了道教的教化。作为弘传道教的重要平台,他还在今属蒙古国的阿不罕山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建栖霞观,又派人在今新疆天池建铁瓦寺。当丘处机行至今属新疆别失八里时,受到王官、士庶、僧道数百人的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后来,丘处机在阿力麻里(今伊犁)遇见留守此地的察合台汉大臣张公。张是一个道教徒,故而对丘处机自称弟子,并报告:“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这也是道教在丝路传播的有力证据。

敦煌学是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而它的出现与道教息息相关,是全真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并主动向官方报告请求保护,引发一连串后人见仁见智的事件,才奠定了此一学科的物质基础。此学科的建立,有戏剧性的结果,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现象,至少有两方面值得珍视:

其一,王圆箓为保护敦煌莫高窟而兴建太清宫、修葺千佛洞、整修三层楼,是道教与佛教两大文化体系交流融合的成果。一个道教徒为佛教当看守人,虽然也新建了本教的殿堂,但绝不像某些宗教一样,占领他教领地必先抹其痕迹。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两教共存共荣的延续。

其二,西方有良知的汉学家为保存藏经洞的珍贵人类文化遗产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们不是像有的外国考察人员将其倒卖,也不是像某些国内官僚将其据为己有最终四散流落。这些妥善保存于世界著名博物馆的藏经洞珍宝,正在无声地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也为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丝路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提供共享的平台。

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道教传播史迹,主要集中于朝鲜半岛。唐以前道教已传至高句丽。唐初国内已无五斗米道的称呼,但高句丽国民仍将天师道称作五斗米道争先信奉。武德七年(624年),高句丽的荣留王上奏唐高祖,希望传授道教教义。高祖赐给天尊像,并遣8名道士前往高句丽讲授《老子》,并巡游朝鲜名山,举行镇护山川斋醮。其后,太宗和玄宗也分别于贞观十七年、开元二十六年两次向高句丽、新罗王赠送《道德经》。《朝鲜道教史》记载:“高句丽末王宝臧之代,权臣盖苏文建议立道教。自是唐之黄冠来讲玄经,而道教遂盛,其势力乃居儒释之上。”唐代中后期,新罗国相继派遣崔承祐、金可记、崔致远和僧慈惠、义湘等人入唐学习道教内丹术,回国后大力传播道教,崔致远被后世尊为韩国道教鼻祖。

二、现代西北道教向海外的传播举例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道教在浴火重生之后,迅速迈出了向世界传播的脚步。一是通过师徒授受的方式,直接把道教组织传承送往欧美国家。继英国道教

协会之后,目前在欧美十多个国家已经建立起道教组织,其中多数是经由西北道教中人推进。

二是学术交流。韩国金仙学会是一个集政、商、学各界人士于一会的学术团体,以研究和弘扬道教文化为己任。他们借助纪念新罗文化名人金可记和崔致远的契机,长期与陕西道教界和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并频繁组织互访活动,在韩国恢复了因日本占领而中断一百多年的道教传播。

三是2007年4月,由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国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国际道德经论坛”在西安和香港两地举行,进一步扩大了陕西道教在国内外的影响。

四是生态道观的国际影响。在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由楼观台监院任兴之和陕西社科院道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光春发起组织的生态道观建设活动,于2006年在陕西兴起,目前已推向全国道教界。

面对全球气候危机,国际社会采取了一致行动,但成效并不明显。联合国认

为,除了通过谈判迫使各国政府接受节能减排这种行政措施外,还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公众传递信息,推动政府前进。在全球非政府组织中,对公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宗教团体。2015年7月,为了帮助巴黎气候大会就国际减排协议达成共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联合国以及气候大会主办国合作,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气候变化良知峰会,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各国政要、以及各大宗教领袖、诺贝尔奖获得者等意见领袖参加了会议。中国道教协会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且做了主题发言,阐述了中国道教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为促进巴黎气候新协定的达成做出了贡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重要机构,联合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宗教团体伙伴,与世界各主要宗教团体建立了联系和合作,陆续开展了圣山保护、生态朝圣之旅、水源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等项目。在中国,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道教协会。在生态道观活动开展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一些宣传和调研。生态道观活动开展之后,作为一项示范性活动向世界展示。在诸多世界性宗教会议上,道教代表和道教生态观总是成为会议的主角,《道德经》名句总是会议的主题。或许,这将成为道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先声。

三、西北道教的历史担当

目前,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今后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挥重要的作用。西北道教地处丝绸之路的东段,又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在新时代有所担当。除了继续推进西北道教在国际上的传播之外,还要在自身建设、自觉推进道教中国化进程、推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概括来说,就是“三自”:自信、自律、自强。

所谓自信,是要对道教在新时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信心,而不是盲目听信某些贬低中华文化的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教永远保持弱势的面貌。

其所以自信,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首先,道教全面保存着中华文化。文化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就道教而

言,两个方面都堪称中华文化的代表,它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

第一,政治信仰。道教教祖老子是中国古代民主政治的鼻祖,道教从汉代开始就大力实践他的思想,无论是两汉的《太平经》改革和张修张鲁的政教合一,还是后世的十方丛林制度,都可以看到老子政治思想的背景。

第二,文化传承。这里的文化是狭义的概念,即衣食住行用俗,大致可归入现今“非遗”门下。道教文化不仅渗透进中国的语言、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建筑、园林之中,而且在各个领域呈现出自己的风采。特别是道教服饰,是在外族入主中原后强制汉人改变服饰的背景下保留下来的,足以看出道教保存华夏文化传统的坚韧毅力。

第三,科学研究。道教从探究天人关系出发,非常重视对环境的观察和研究,关注对人体自身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科研团体。尹喜在终南山结草庐观星望气,应当是最早的天文台。历代皇家的天文观测机构,多由道士住持。至于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则是道士炼丹的副产品。道教的医药养生技术长期造福世人,至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道教组织体系逐步恢复壮大。一是教务平台拓展,二是教职人员增加,三是自办教务能力增强,四是国际影响扩大。

宗教学理论告诉我们,宗教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功能和实体方面的社会功能。前者是向社会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一套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后者则为社会提供一种组织社会的形式,一套调适和整合、凝聚社会的机制和体系。这两种功能的综合,成为社会的一种控制系统。从道教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来看,它的社会功能是健全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这是道教自信的根本所在,完全可以传之久远,走遍世界。

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团体都不可忽视的,对道教而言可谓事关生死存亡。因此,历代先贤不仅建立起师徒传承和十方丛林两套约束机制,还制定了一系列清规戒律,用来保证道教组织的健康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诸多因素破坏了这一传统,对道教发展极为不利。许多道观正在积极探索新时代宫观管理的新途径,并力图通过对传统体制的扬弃即继承和创新,来提高道众素质,强化戒规的持守。

在自信、自律的基础上,西北道教必将走向自强,必将重现历史的辉煌,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续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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