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王母研究概况

因文献记载的丰富以及新出土资料的不断发现，西王母研究一直以来均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殷墟卜辞中就出现了甲骨文“金母”。先秦《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都对西王母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汉唐时期记载西王母的典籍则更为丰富，《史记》、《淮南子》、《博物志》、《华阳国志》以及道教文献诸如《汉武帝内传》、《真灵位业图》、《墉城集仙录》等。除了文字文献资料之外，还有图像以及实物资料，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铜镜、漆器、摇钱树中西王母也十分常见。

由于文献种类以及数量的丰富，因此对于西王母的研究范围也较为广泛。如从上古神话传说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丁山的《日神与月神》，通过对西王母神格的分析，认为西王母兼有月神与日神的功能。闻一多先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认为后世高唐神女、涂山氏、简狄等都由一个总先妣分化出来，而这个总先妣就是西王母。小南一郎《西王母与七夕文化传承》，考证了西王母与七夕节的源流与关系。

其次，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西王母的族望，如吕思勉先生的《西王母考》，通过汉世西王母遗迹，认为西王母最初的之所距伊洛不远。岑仲勉先生《<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通过对《穆天子传》里的地名的考证，认为西王母确有其地确有其人。小川琢治《昆仑与西王母》对古籍中昆仑的历史地理情况以及关于昆仑山与西王母神话进行考证等。

再次，从神话学与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西王母信仰及其流变，代表作品有吴晗先生《西王母的传说——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一：西王母故事的演变》，文章从纵横两个方面论述西王母故事的演变，从《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到与更古的人王发生关系到固定成女人的初期演变，以及再到与东王公相配，到结婚、组成家庭、到子孙满堂的完美演变。郑志明《西王母神话的宗教衍变——神话中的通俗思想》则把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分为先秦、两汉神话中的西王母、东汉至宋道教经传中的西王母、明代至今民间结社信仰的西王母。荷兰道教学者施舟人《道教传说中的汉武帝——以汉武帝内传为中心的研究》文中对西王母的上清化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描述。美国学者柯素芝的《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通过对《墉城集仙录》以及唐诗中西王母形象的研究，分析唐代西王母信仰的方方面面。

从图像学的角度研究西王母图像的艺术以及文化内涵。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李远国先生的综述文章罗列的较为详尽。如有巫鸿、李淞《论西王母图像与及其与印度艺术的关系》（续）从图像学的角度论述了西王母图像与印度艺术的诸多关连。

这些研究都是在西王母研究中较为出色的同时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首先对关于西王母的史料进行批判，区分了原始史料与后出史料，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西王母及其信仰。其次，这些研究也极具启发性，如通过对西王母神话的研究，考证上古文化与地理问题、信仰与民俗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上建立在从文献到信仰，从文献到历史的基础上，即有文献考证历史，文献考证信仰。却很少有从信仰到文献的侧面来观察西王母信仰的问题，即文献诠释甚至附会信仰。本文则以泾川王母宫为例考察这一问题。

二、王母宫与西王母信仰

在西王母研究成为热点的背景下，在区域文化研究的推动下，泾川王母宫的研究也渐入学者的视野。有爬梳史料，考证泾川的西王母信仰的起源以及流变情况。有解读王母宫碑铭，考证王母宫的创建以及重修的历史。有田野调查，研究泾川西王母信俗的问题等。但总体而言，研究特点多具有整理性、介绍性、笼统性。囿于王母宫资料有限，还原历史上泾川王母宫的创修历史以及西王母信仰的情况绝非易事。尽管如此，通过对已有资料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性的研究，或许能对将来的泾川王母宫研究做一些工作。

西王母崇祀的起源很早，甲骨文中就有关于金母的记载，先秦的典籍中也是作为一位神人而出现，至少汉代已经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王母庙祠。《太平御览》“礼仪部五·祭礼下”引《汉旧仪》“祭西王母于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长奉祠。”汉哀帝时还出现了一次与西王母相关的全国性的骚动。《汉书·哀帝纪》“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此事到了王莽篡汉的时候，再次被提及。当时有人称元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向王莽政权献符命，王莽比附符命，下诏“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皇太后，协于新室，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为母，昭然著明。予衹畏天命，敢不钦承？”可见，两汉之际西王母的信仰仍很兴盛，并成为祥瑞之兆而被用于符命。

因此，汉代的西王母祠具有分布广、影响大的特点。虽然哀帝建平四年的这次动乱，学术界尚无确切解释与西王母的具体关系，但应与西王母会见周穆王、汉武帝，以求仙度世的传说无涉，而是古老的西王母信仰的一种表现。这种西王母信仰，也不像是《太平经》中“寿若西王母”的长寿意象。然而，从因大旱而传行西王母筹推测可知，这里的王母祠估计与保佑五谷丰登的农业神有关。但是，如果这种与百姓的生活、生产有关的西王母信仰是汉代传统，那么到了唐宋，地理书中的王母祠庙则情况大为不同了。

唐宋地理书记载的西王母宫观则多与周穆王、汉武帝的传说有关。

《元和郡县图志》“恒州条”记载，“房山，一名王母山，在县西北五十里。汉武帝於此山上立祠，今王母观是也。”

《太平寰宇记》“镇州条”记载“房山，《隋图经》云：岭山有王母祠，甚灵，俗号为王母山。后汉章帝元和三年幸赵，祠房山，即谓此也。”

《太平寰宇记》“泾州条”记载，“西王母祠，《周地图记》云：王母乘五色云降于汉武，其后帝廵郡国，望彩云以祠之，而云浮五色，屡见于此，《汉书》上之也，因立祠焉。每水旱，百姓祷祈，时有验焉。”

《太平寰宇记》“酒泉条”记载，“昆仑山，在县西南八十里。《十六国春秋》云：后魏昭成帝建国十七年，前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昔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

从记载来看，房山王母观、泾川王母祠、酒泉王母石室的创建均与西王母会见周穆王或汉武帝有关。如果确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些宫观的创建一定是在汉武帝、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神话产生之后。

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神话，在先秦典籍《穆天子传》中就有详细的记载，讲述的是周穆王西征而见西王母，晋郭璞注《山海经》序云：“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穆王西征，见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錦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遂袭昆仑之邱，遊轩辕之宫，眺钟山之岭，玩帝者之宝，勒石王母之山，记迹玄圃之上。”可见，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有时间有地点，并与穆王西征、周游天下的历史相关，则是一种近似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汉武帝与西王母的会见则不同，其最早出于晋代张华的《博物志》。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太华髻，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鸟大，立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

《博物志》中所见的西王母与汉武帝的会见，基本属于降真故事，描述西王母如何下降以及授予汉武帝仙桃，故事几乎近于荒诞，是典型的后世附会的神话小说。到了《汉武帝内传》则又加以丰富，增加了授经的情节，出现了完整的降真与授经的故事。

因此，西王母与汉武帝的神话故事，与周穆王会见西王母故事不同，周穆王是西征会见，故事虽然有传说的部分，但多依历史。汉武帝是降真而见，几乎全是后人的虚构，这类故事与当时道教上清派的经书传授神话以及降真神话类似，均产生两晋南北朝时期。唐五代时期，西王母的神话更加丰富，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广为诗文征引。晚唐杜光庭的《仙传拾遗》记载周穆王、燕昭王会见西王母，仿汉武帝的故事，出现了西王母降于穆王之宫以及燕王之宫的情节。因此，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大致产生于魏晋时期，如果说王母宫因汉武帝而创建，其创建时间不会早于魏晋时期。

三、泾川王母宫与西王母信仰的汉代传统

如果西王母的观庙均与汉武帝有关，则其创建的年代必不会早于六朝时期。而六朝至隋唐又是汉武帝与西王母故事大量造作与流行的时期，所以无怪乎《周地图记》、《隋图经》、《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都习惯于把西王母的信仰与汉武帝联系起来。

但是如果把西王母宫的创建均联系于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故事，则忽略了西王母信仰的汉代传统，即《汉旧仪》与汉哀帝建平四年之事。

《太平寰宇记》“泾州条”记载的西王母祠就是后世的泾川王母宫，《太平寰宇记》所引《周地图记》为北周的一部地图图集，时间去隋不远。其记载当地人崇祀王母祠为“每水旱百姓祷祈，时有验焉”，所以，这里受到崇祀的西王母更像是掌管水旱的农业神，并不是授予汉武帝仙桃或者经书的那种神格，与经典文献中所谓成仙的寓意也毫无关系，反倒是与汉哀帝建平四年因大旱而祷祀西王母相同。

因此，从百姓祈祷水旱之事，可知泾州的西王母信仰与《汉书》记载的哀帝建平四年民众运动时的信仰一致。但是《周地图记》把西王母祠的创建却归因于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传说，应该是颠倒了文献记载与民众信仰的相互关系。学者习惯于用文献的记载去解释民众的信仰，但事实情况常常并不如此。也许是民众的广泛信仰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才促使这种信仰的神话传说更加丰富，因此引起了文人兴趣，他们开始总结并再创造则形成了后世的文献。因此，我们无须用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传说来解释王母观庙的创建，倒是用王母观庙的创建来解释西王母神话则更具历史性。

泾川王母宫的两通碑文恰可以说明这些问题。宋代天圣二年翰林学士陶谷有《重修回山王母宫颂并序》，其解释重修王母宫的原因时写到，“王母事迹其来久矣，名载方册，理非语怪。西州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满，享国五十载，乘八马，宴瑶池，捧王母之觞，乃歌黄竹；西汉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彻，享国亦五十载，期七夕，会甘泉，降王母之驾，遂荐仙桃。周穆之观西极也，濯马潼，饮鹄血，践巨搜之国，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传》；汉武之祷灵境也，祀雍畴，幸朝那，立飞廉之馆以望玄圃，故乐章有《上之回》曲。呜呼！……则回中有王母之庙，非不经也。”

陶谷官至刑部尚书，身为翰林学士，是典型的知识阶层。他在解释重修王母宫的原因时，用的就是周穆王、汉武帝会见西王母以及汉武帝上回中、幸朝那的典故。其实，之所以要重修泾川王母宫，一为王母庙一直存在，其次也说明西王母在当地有着较为深厚的信仰基础。陶谷通过文献推测甚至附会信仰，把汉武帝与回山以及与西王母的关系当成创修王母宫的首要原因，也就颠倒了文献与信仰的先后关系。汉代的西王母传统在民间的信仰中一直存在，这些兴盛的西王母信仰，导致了西王母的神话也不断的丰富，六朝隋唐便是文献不断丰富的时期。如果用六朝隋唐的文献来解释同时期的西王母信仰则一方面忽略了汉代的传统，另外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知识阶层对民间信仰的不重视，也是造成忽略汉代传统的一个原因。

明嘉靖元年的《重修泾川王母宫碑》则表明了汉代传统在明代的泾川还有保留。其记载到，“经始于正德甲子五月上旬□，落成于嘉靖壬午五月中旬。为王母殿、玉皇阁者各五楹，周穆王、汉武帝行祠六楹，其余雷坛及玄帝等殿有差，则皆乡耆之意，欲为旱潦疫疠之祷而设也。”

在重建王母殿的同时，百姓们要求建雷坛、玄帝为旱潦之祷。说明王母宫一直以来可能都有祷祀旱涝的功能。

虽然文献的记载在不同时代都会发生着变化，而信仰的内涵可能并未因时代变迁有太大改变。所以，泾川王母的信仰来源于至少汉代已有的王母信仰传统，而不是魏晋时期兴起的求仙度世的信仰，这种汉代的传统更具有民间特色，多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具有保佑免受水旱灾害的功能。这种功能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极具现实意义，因此才会对西王母的信仰历千年而不衰，而文人阶层并不重视这些民间传统，他们乐于搜罗文献，诠释甚至附会信仰，把信仰诠释成一种文人的信仰，因此可能也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历史的真实。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