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燔《诗》《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沿袭“挟书”律，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文化禁锢政策渊源有自。这一政策对道经亦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中央政府或割据政权支持编修《道藏》的文化德政。必须看到，这些德政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的。一旦违背了这个前提，或者仅仅被怀疑有违背这个前提的可能性，统治阶级即会毫不手软地向道经开刀，将禁毁图书的紧箍咒对着道经念上一念。统观历史，道经主要因以下三种内容引来禁毁之灾祸：

第一，含有平民思想。

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皇宫门前献上一部《太平清领书》，厚达170卷， 自称是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的神书。汉顺帝没有称赞这部书，也没有赏赐宫崇，将书收藏了起来。汉桓帝时，平原隰阴人襄楷再次推荐《太平清领书》，又不为用。虽未明文禁止，这种束之高阁的作法却是不禁之禁。试想，皇帝不用，在统治阶级中谁还敢用？北宋贾善翔《犹龙传》卷四《授于吉太平经》说，宫崇献给汉顺帝的书就是《太平经》。《太平经》为太平道的基本经典。《后汉书》记载，于吉神书以奉事天地、顺应五行为主要内容，也有兴国广嗣之术。今存《太平经》与这一记载相符合。

汉顺帝和桓帝将《太平经》束之高阁，据说是因为《太平经》“妖妄不经”“多巫觋杂语”。所谓妖妄不经等等，是一种含混其词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太平经》的一些内容包含着农民的愿望。比如，《太平经》一些篇章反对过度剥削，谴责昏君和贪官污吏，主张男女平等，自食其力，周急救穷，向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乌托邦社会。这些内容不合封建统治阶级口味，隐藏着煽动民众造反的可能性，使顺帝和桓帝隐隐地感到不安。汉灵帝时，巨鹿人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张角利用原始道教太平道发动群众，公然藐视不禁之禁，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它证明了汉顺帝和桓帝的政治嗅觉是灵敏的。

据《云笈七签》卷111引六朝《洞仙传》记载，三国孙策平定江东，时有于吉传道， 士民事之如神，尊称他为干（于）郎。孙策将于吉请到军中为客，请他为自己占卜，以符水为将士治病。于吉道术高明，获得将士广泛的尊崇，将士们甚至“先拜吉，后朝策”。这种局面刺伤了孙策的自尊心，令他担心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于吉的威胁，于是他借故杀掉了于吉。《洞仙传》说，于吉尸解后，经常在孙策前后显灵作祟，使孙策为刺客所伤，继而恐吓大叫，伤口迸裂而死。《洞仙传》又说，孙策死后，“世中犹有事干（于）君道者”。这位于吉是否就是在曲阳水上得神书《太平经》的那位于吉，很难说清，但所谓于君道就是当年的太平道。这段记载表明，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或转入地下，或改头换面继续活动，《太平经》在汉末吴初继续流传。东晋葛洪整理其师郑隐家中藏书，简略地抄录了书目，写成一篇文章，名为《遐览》，收入《抱朴子内篇》。《遐览》著录曰“《太平经》五十卷，《甲乙经》一百七十卷”。《甲乙经》是《太平经》的另一个书名。《遐览》表明，《太平经》在东晋时仍在流传。

不仅如此，南北朝时期，孟法师等在“三洞”的基础上，增加“四辅”，作为《道藏》的类别。其中一类叫做“太平部”，专收以《太平经》为首的道经。南北朝上距东汉末年时间已远，朝代更迭，《太平经》似乎不那么忌讳了，所以奉《太平经》为主要经典的道派居然能成为当时的主流道派之一。不过这些道派在当时的活动情况未能记载下来，后来显然是沉寂了，融合到其他派别中去了。由于《道藏》七部分类法沿袭下来，《太平经》也随着历代编修《道藏》保存了下来，今存明《道藏》太平部收有《太平经》残卷57卷和唐闾丘方远《太平经钞》10卷等。

与黄巾起义几乎同时，张鲁利用另一原始道教五斗米道割据巴蜀近三十年。张鲁著《老子想尔注》，令教民诵习。从今存《老子想尔注》半部残卷中倒是看不到反映农民思想的内容。况且张鲁最后投降了曹操，五斗米道的命运要比太平道好得多。但五斗米道分化了，一部分转变为贵族道教，一部分仍在民间，沦为“淫祀”。由于原始道教具有反叛性格，故而承继东汉的三国和两晋政权，无不对原始道教时时防范。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等均数次废禁“淫祀”，曹丕甚至禁祀老子。虽然至今没有发现魏晋统治者颁布的禁毁《老子想尔注》的命令，但可以推断《老子想尔注》等原始道经不为统治阶级所欢迎。明《道藏》未收《老子想尔注》，《老子想尔注》多亏敦煌遗经才保存下来。

第二，含有谶纬。

许多封建统治者在夺取最高权力之前，都曾利用过谶纬预言为自己制造舆论。当他们登基之后，地位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对谶纬的态度也随即根本改变，变为防止别人利用谶纬颠覆自己。晋武帝于泰始三年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开创了禁谶纬天文著作的先例。由此开始，六朝时期屡禁谶纬。前秦符坚在禁谶纬的同时，还禁《老》《庄》，严厉之极，明令“犯者弃市”。道教尊崇《老》《庄》，吸收了星气、谶纬之学。在上述一次又一次的严禁之中，包含有谶纬内容的道经受到株连亦不足为奇。

《三皇经》在六朝时期流传很广，卷数和种数都相当可观，为三洞之一。唐朝尊崇道教，但唐太宗曾下令禁废《三皇经》。原因是经中的图谶宣扬诸侯可以成皇帝、妇女可以成皇后。唐太宗担心这种图谶会诱导、鼓励王侯将帅重臣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威胁李家统治。贞观二十年（646年）， 曾在礼部尚书厅前集中烧毁过一次《三皇经》。隋朝末年，道士制造了许多改朝换代的谶纬符命，矛头直指隋朝统治者。在各种谶纬中，李氏代杨的预言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对唐朝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包括道士王远知在内的许多人利用李氏代杨的谶语力劝李渊起兵反隋，劝隋朝将士和各路反隋豪杰归顺李渊，而且李世民自己也曾敦促父亲李渊顺应谶纬预言，打起反隋的义旗。唐太宗对谶纬的作用一清二楚。所以他对谶纬采取了双重标准。《三皇经》受到唐太宗禁毁后，损失惨重，今只有少量残卷侥幸保留下来。宋王朝近一步扩大了禁书的范围。天文、图纬、谶候、推步、阴阳诸类禁书，难免稍带一些道经。

第三，含有化胡说。

化胡说早在汉代即已出现。此说出自道教还是出自佛教，后人看法不一。从各种文献记载的史实是，六朝时期佛教方面有人强烈指责道教伪造《化胡经》，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化胡经》说老子是佛的老师，六朝以来的确有个别道士以此扬道抑佛，在本来已经很够咸味的佛道矛盾上再撒一把盐。化胡说逐渐变成佛道矛盾的一个焦点。化胡说本身并没有排外或歧视少数民族的意思，其出发点在于神化老子，或者在于依附中土文化。老子不仅化胡，也化华，大家都信奉老子，胡华一家。由于佛道教都有人从狭隘的门户观念出发利用化胡说作文章，遂使化胡说蒙上一层民族矛盾的色彩。化胡说的争论继续到元代，一些佛教徒抓住身为少数民族的元代统治者的心理，提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这一敏感问题打击道教，获得胜利。元宪宗五年（1255年）僧道辩论《化胡经》真伪，宪宗裁决《化胡经》为伪书，颁旨焚毁45部道经印版。两年后又烧了一批。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佛道再次辩论，道教又输。世祖下诏除《道德经》外，其余《道藏》经文印版全部焚毁。

祥迈《至元辨伪录》卷2开列了下令禁断的39部重要道经，它们是《化胡经》《犹龙传》《太上实录》《圣纪经》《西升经》《出塞记》《帝王师录》《三破论》《十异九迷论》《明真辩伪论》《十小论》《钦道明证论》《辅正除邪论》《辟邪归正论》《龁邪论》《辩仙论》《三光列纪》《谤道释经》《五公问虚无经》《三教根源图》《道先生三清经》《九天经》《赤书经》《上清经》《赤书度命经》《十三虚无经》《藏天隐月经》《南斗经》《玉纬经》《灵宝二十四生经》《历代帝王崇道记》《青阳宫记》《纪胜赋》《玄元内传》《楼观先生内传》《高上老子内传》《道佛先后论》《混元皇帝实录》。元世祖不久觉察到在佛道二教间执行的倾斜政策已经过度了，立即对道教进行了安抚。故边远地区的《道藏》没有全部烧掉。尽管如此，宪宗、世祖三次焚毁道经，特别是焚毁纯阳万寿宫所存《大元玄都宝藏》经版，对道教文献造成了巨大损失。元末明初的战争，使道经继续受到摧残。另外，元代亦禁天文、图谶，阴阳伪书。

除元代之外，其它朝代也有因三教斗争而引起禁毁道经的。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各朝各国各位皇帝对三教的态度五花八门，甚至反复无常。指名禁绝道教的有这么几位皇帝：梁武帝萧衍于天监三年下《舍事道法诏》，称老子为邪法、邪道，表示要划清界限，并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均舍道入佛。北齐高祖高洋于天保六年下《废道法诏》，禁绝道教。梁武帝虽舍道入佛，但仍优礼他的老朋友、著名道士陶弘景，道经在梁国境内的流传大概受影响不大。齐高祖禁绝道教，道经在北齐国境内流传当比较困难。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采取断然措施：“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置沙门、道士，并令还俗。”统治阶级指名焚毁道经，这是第一次。道经受到创伤是毫无疑问的。

三教斗争有时同民族矛盾搅在一起。道教产生于中国，往往被人误认为单单是汉族人的宗教。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有这种误解，一些汉族人也有这种误解。其实道教的产生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信仰道教的少数民族也不少。当然，道教信徒中以汉族人为最多，道教的文化内涵也以汉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这也是事实。元代两位皇帝禁毁道经时，难免没有防范被压迫的汉族民众反元的考虑。金代统治者也对全真、真大道、太一等新道派深怀戒心，几次下达禁令，因为它们为被压迫的汉族民众广泛信仰。后转而对上层道士采取拉拢、利用的政策，对下层信众的限制仍未放松。《道藏》外的道经在金代受到禁止可以想见。真大道、太一两教经典今存世不多，当与金代严禁有关。

明清两朝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专制主义逐渐达到顶峰，道经受到的限制和禁毁超过从前。明代正统和万历年间编纂《道藏》后，再没有新的《道藏》出现。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书的文网也张得更大，拉得更紧。清代皇帝根本没有下令编辑新的《道藏》。清高宗下令编辑《四库全书》时，对全国的图书进行一次大检查、大禁毁，一些道经也被禁止或毁坏。

因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禁毁而损失的有价值的道经究竟有多少，今已难统计。现存的有价值的道经，大都历经磨难，十分珍贵。它们能够逃脱一次又一次的文网，流传至今，有赖于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道教徒的精心甚至舍命保护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另外，道教徒在编制经书时，晦涩其文，使用隐语，也使一些“犯禁”的道经免遭文祸。这样的副作用也很大，造成这些道经传到后世人皆不识的局面。

（本文原载《三秦道教》1998年第2期，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