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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孚琛会长在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胡孚琛     时间:2011-11-23 08:45:05      繁體中文版     

2008年4月19日,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在河南省济源市召开。与会专家就如何评价王屋山道学文化的历史地位、怎样看待王屋山的道学文化以及如何开发王屋山道学文化,打造济源旅游文化品牌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下文为胡孚琛会长的发言。

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道学。道学这个词本来是指老子的学说,最早道学这两个字见于《隋书》的《经籍志》,在《隋志》上,就提出道学这个概念是老庄学派的学说。早在六朝时期,马枢就写了一本《道学传》,现在散佚了。我的一个老师陈国符教授,他的《道藏源流考》要重新修订。我跟他只学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他没有别的弟子。他去世以后,他儿子陈启新教授将陈国符老师的四麻袋资料送到我家。今年我必须完成他的《道藏源流考》的再修订版,争取明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的《道藏源流考》中就辑佚了马枢的《道学传》,《道学传》所记载的是老子、庄子、魏伯阳张道陵陶弘景等一批道家和道教学者。再就是宋徽宗时代,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政和六年春“置道学”,说明宋朝皇帝下的圣旨也称道家和道教文化为道学。可是二程子在洛阳有一句话,说他与大程子“我兄弟弘扬道学”,无非也是说他的儒学汲取了道家学说。到了元代,脱脱丞相编《宋史》,就立了一个《道学传》,将儒家学者归入道学一类。从那以后,学术界就有人把宋明理学当作道学了。但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一些正统的目录学著作从来没把儒学当作道学,老的学者除了冯友兰先生以外,其他人也不把儒家学者称作道学家。黄宗羲专门批判元代脱脱丞相混淆视听的学术分类观点,说这是“元人之陋”,就是元人没学问的表现。

近代以来,外国人翻译道家和道教不作区分,都是Daoism(或Taoism)。我们的古人也不区分道教和道家,两个词可以通用。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受西方影响,道家和道教必须严格区分,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宗教。我们就找不出一个总的概念来把道家和道教统一起来。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汤一介先生找我,要成立这个学会,当时定的名字叫“中国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会”,那时就没敢用“道学”这个词。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国家的文化不能都以儒学文化作代表,不能都以孔子代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不能没有道学,不能没有老子,有儒学就应有道学,有孔子就应有老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道学这个地盘得争回来,所以我就写了一本《道学通论》,这本书开头就先给道学正名。这几年,厦门大学办了个杂志叫《道学研究》,牟钟鉴教授最近出了本文集,其中收了熊铁基先生的一篇稿,他的文章叫做《道家·道教·道学》,也提出道学应该是老子一派的学说。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响,道学包括道家、道教和丹道等由老子的《道德经》为根基的学术系统,儒道两家泾渭分明。当然,儒家的那个道学也不是和道家没联系,它只是接受了道家的一些理论来改造儒学,但本质上还应称为宋明儒学(包括理学和心学)。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要研究国学,其学术使命就是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创新。怎么创新呢?不是说我们都去搞经学,都去搞公羊学,都去拿古代的经书做学术论文。近世以来,章太炎就是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孔子的“四毋”,毋“意、必、固、我”。马一浮创复兴书院,也是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家的六艺之学。所以近世以来,实际上学术界进行了一次大的文化创新,就是创新了儒学。新儒学的出现、新儒家学派的出现,这是一件大事。这件事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儒学进行了大胆创新,使之有了时代精神。我非常支持新儒学的创建。牟宗三先生在1958年元月和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实际上是想从儒学文化的心性之学中开发出自由、民主、科学和宪政,使儒学文化继续统领现代社会。但是他们发现儒学父权专制的文化和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科学、宪政之间有一道鸿沟,牟宗三先生把这条鸿沟叫做“坎陷”。儒学要现代化,就得迈过这个坎陷。可是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发现,道学文化通向现代社会,通向自由、民主、科学和宪政却没有这个坎陷,我们一步就可以到位。因之近世以来,严复就说过:“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他的这些话是说你要搞专制非要靠儒家那套东西不可,但是要搞真正的民主和科学,要倡导自由、实行宪政,在中国只有靠黄老之学!所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黄老之学通向科学,通向民主,通向自由,通向宪政,这中间没有什么坎陷。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源头上说都发自一个根,那就是在一万二千年前冰河时期结束,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又经过两千来年的冰冻时期,到了一万年前,全人类都在一个起点上起跑!这个起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这就是人类最初的文化。吕大吉先生在他的《宗教学通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谁也离不开原始宗教,因为他离开原始宗教就等于离开了人类社会,那是不能生存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有五大崇拜:第一是图腾崇拜,你看我们的先民把很多动物崇拜整合出一个龙来,这是了不起的发现,龙图腾就是图腾崇拜。第二是自然崇拜,你看我们老子的思想,崇尚自然,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这就是自然崇拜。第三是生殖崇拜,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叫生生不已,化化长存,它是生成论和变化论,和《易经》相衔接。第四是女性崇拜,道家讲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牟钟鉴先生在我们合编的《道教通论》中特别讲到道学文化是女性哲学。现在我国云南还有一个民族叫纳西族,他们实行“走婚制”,是一种无父无夫的社会,家庭由老祖母管着,老祖母慈爱后辈,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勤勤俭俭地过日子,它不搞父权家长制的严刑峻法。第五个是祖先崇拜,道学文化是氏族公社的巫史文化发展而来的,巫史讲究祭祀,讲究祭祖,《道德经》里面讲“子孙祭祀不绝”。不重祭祀,把庙全推倒了,把神像砸了,这就是挖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我们现在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读祭文,祭黄帝、祭老子,这是恢复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呀,这是好事!这说明我们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的文化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要在世界东方崛起,首先要有文化的崛起,要有经济腾飞,必须要有文化腾飞。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在价值观上引领全世界的文化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大国的风范。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全砸烂了,把外国人当成自己民族的老祖宗,就会一直在意识形态上走不上轨道,就会脱离不开外国势力的制约。一个丢掉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永远不会真正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民族,它只能当没有根基的“老二”,成不了真正的强国和大国!因此,我们现在既然创新了儒学,我们就还要创新道学。在3月28号的会议上,葛荣晋教授讲话中特别提到我们下一步就要创新道学,要提出新道学来,建立新道家学派,这个提法很好,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做的工作。因为我承担的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是要创立新道学。怎样创新?就是撷取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以道为核心,建立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体系,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创新道学,也必须创新道教。这个道教是什么?道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我们把道教搞垮了,外国的洋教和地下的邪教就会取而代之,在民众的信仰领域造成混乱。现在基督教堂遍布城乡,西藏喇嘛教冲击内地汉传佛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发展道教,要复兴道教,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来说,是要复兴“文化道教”,把文化道教传播到全世界去!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大定位:一是必须建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二是要建成全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三是要建成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个思想库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提出一些新看法,为我们的民族发展和国家强盛献计献策。你光解释中央文件怎么叫思想库呢?你要调动社科院这些学者的智慧,同时要调动全国社会科学界的智慧;我们还得解放思想,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胆创新。道教是什么?王重阳为什么创立全真道,大家不理解。王重阳那个时代,在知识分子眼中,就是王重阳他们眼中,就认为是国破家亡了,他们认为要挽救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得把“儒、佛、道”三教合一,组成一个全真道,然后把文化的精华弄到全真道的修炼法诀当中,这就是全真道的内丹法诀。他们认为只要全真道不灭,内丹学不失传,中国文化的火种就灭不了。这个问题被陈垣看到了。在他著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揭开这个秘密。这就是说,只要保存了道教,保存了内丹学,这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根,保存下中国文化的火种。另外,天师道怎么样?天师道是搞革新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搞革命的,他在汉末起来,要改革社会,实现一种君民和谐、贫富和谐、上下和谐的社会愿景。所以道教的发展靠什么?靠的是革新道教,不断地革新。你看王重阳起来,就是创立新的道派。张道陵起来干什么?就是要起来救世,救社会。在那个时代,道家有一个传统,提到这个传统,我先说说任继愈先生的看法。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代表富贵人家的权势者的思想,道家代表“三农”的思想。我觉得任先生说的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道教反映了社会基层的声音。为什么统治阶级一直认为道教是造反呢?就是它反映民众的力量,民众之间互助的这么一种传统,互相救助的传统。我本人受到的教育,教我的老师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人。我在大学的老师杨石先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中国化学会的理事长、南开大学的校长,就是《张伯苓》那个电影里的“石维坚”,担任大学部主任,就是他的化名。他经常以周恩来总理的经历来灌输一种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我那时候20来岁,给我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印痕。后来我的老师是黄友谋教授,也是19世纪末出生的,他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物理学家,给我的也是如何为国为民的教育。后来我又受到王明教授、钱学森教授,还有陈国符教授的思想影响。他们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在危亡时期,要救亡。所以说,那一代学者都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他们用这种思想来教育我们。我们的一生要干什么?要为我们的民族做一点事情。后来钱学森教授找到我,想叫我改行,调查内丹和密宗,为人体科学作贡献,我才改行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从80年算起到2005年,历时26年完成了丹道和密宗的调研。这期间,我拜了好多道长为师,包括崂山的匡常修道长、华山玉泉院的曹祥真道长、道教协会的王沐老师,还参访过上海的陈莲笙道长,也通过萧天石的哲嗣萧大可先生学过正一派修持方法,因此我也可以说是道门中人。所以,这26年的丹道和密宗调研非常艰苦。现在,我正努力把《丹道法诀十二讲》这本书写出来,今年要出版。

最后要讲的是,我这次来到王屋山,对王屋山的道教又有新的认识:首先是王屋山存在着巨大的道学文化资源,开发出这些资源甚至可以重新改写道教史。王屋山民间道教也很丰厚,有些神像是民间宗教的神,司马承祯、贺兰栖真都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上一次来王屋山时,在紫微宫发现一块碑,上面竟是些牛粪。我去摸了摸,一看是《坐忘论》,我说这个碑无论怎么样,都是价值连城。那时候我们住在奔月集团的大宾馆,我说它的价值就相当于你奔月集团大楼的价值。当时葛荣晋先生、牟钟鉴先生、吕大吉先生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是很重要的文物。我怕看不准,后来,陈志超先生闻讯又赶来考察,认为他的爷爷陈垣先生都没有收录这个重要文献。我后来听说,1958年“大跃进”时,好多石碑都用来建水库了。这些重要的道教文物,应该进一步挖掘出来。这里还有孙思邈的墓。王屋山绝不是几个旅游景点的问题,道教资料要有真正的专家来整理。所以,怎样发展王屋山,我提几个建议:

一是要搞文化道教。为什么这么提呢?我们要发展道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角度,我们没法像道教协会那样去发展道教信徒,但是我们可以从文化道教的角度,把它推向世界,变成世界宗教,就是向全世界传播道教文化,要往全世界介绍道教,要提高道教的文化层次。你们现在没有道士,应该在王屋山的宫观请一些较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的、当过教授的来当道士,进行道教文化的研究。我这次到四川鹤鸣山,就看到有教授出家的嘛!完全可以把他们借调过来,主持道观,提高道教的文化层次,要搞成文化道教,既是道教信仰团体,又是道教的文化研究团体。我在台湾碰到一个基督教领袖,他说要我们“中华归主”,他说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县城都盖基督教堂了,还说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去皈依基督教。我说你们真要“中华归主”,就同时会得到一个结果,叫“主归中华”。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13亿人口,我们要都去成为基督教徒,基督教中就会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为主,你的那个基督教就不是你原来的基督教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危险,美国立国甚浅,他们没有文化根基,他们鼓吹一些球星、歌星,一种快餐式的文化,拼命地往我们国家推。他们这些时尚文化绝不是自然传来,而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结果。原来搞垮苏联,用了那么多的报纸、电台,现在比当时对准苏联的要多好几倍。可是,我们的国人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一点不自觉,一点不警惕。我们中国要弄成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我们国家就会分裂,就会变成李登辉说的“七大块”,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滓余孽梦寐以求的事。所以我在台湾看到,台独倒不多,有一些人是“美独”,有一些人是“日独”。在台湾,有些人对共产党有误解,那也不叫台独,一些台湾早期移民有一种悲情,他们认为从明朝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抛弃他们。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文化,海峡两岸有文化的纽带,我们的国家就不会被分裂。所以,抵抗新自由主义,在台湾,一个是三民主义,一个是传统文化。在大陆,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传统文化。但是这些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实际上搞的是弱肉强食、弃旧图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拼命地挖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根。现在,党中央非常英明,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旗帜,加强文化的软实力。特别还有那个密宗,我都实地调查过,确知它的秘密。如果以密宗取代汉地佛教,就很危险。西藏解放50年,我们为什么50多年不把道教传到西藏去呢?为什么不把儒学的思想传到西藏去呢?明清时代在那儿建了个关帝庙,“文革”期间我们破“四旧”就把关帝庙砸了,这就帮了“藏独”的忙。我们应该重视用传统文化加强和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纽带,应该自觉地把中国文化传到边远地区去,传到西藏,传到新疆,传到内蒙,传到台湾。台湾的传统文化非常浓厚,所以它搞台独谈何容易,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在里头起着纽带作用。我们要大胆地发展道教。我们济源这个地方,第一洞天嘛,要变成道教的圣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建议。

二是要搞老子学院。官方在国内外已经建了100多个孔子学院,我们为什么不能建老子学院呢?这个老子学院,应该有一套制度,靠道学文化自给自足。特别是葛荣晋教授,你们有这么一个学者,是你们济源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你们应该把他的能量发挥出来。他约请我们到济源开会,我就不敢不来,吕大吉和牟钟鉴先生也是很难请的,他们也不敢推辞。所以,你们济源有财力,又有葛荣晋这样的教授,要吸引北京和外地的学者,培养济源的学术人才,在济源创建老子学院。

三是要把道学文化产业化。弘扬道学文化不能光开会,开会你们花了好多钱,同时要把道学文化产业化,叫它赚钱。这个产业化,我做过好多工作,我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搞了好多药酒、药膳,搞治病方法,为什么?当时就是想把它当成产业、健身来用的。这些年,我进行过一些调查,搞了一个怎么做道学文化产业的计划,我们刚成立的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专门组织了一个道商企业家联合会,由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当主任,还成立了一个综合发展委员会,由南京大学的徐小跃教授当主任。就是要搞道学文化的产业化,发展道教宫观的文化,搞文化道教。你们济源有这么多道教宫观,都可以利用它们搞文化产业,从而为弘扬道学文化积累资金。让我们共同发展老子的道学文化,把道学文化推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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