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平等和均衡的社会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和追求。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人类为了追求这种理想社会制度的奋斗史。中国古代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因此古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疑便是孔子的“大同”。所谓大同，就是《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意思是说：大道的流行，是以天下为世人所共有。选举贤能之人共同治理，大家讲信用，和睦相处，彼此合作，所以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施慈于自己的儿女，更能推延仁爱，使所有老人都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都能贡献才力，儿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丰厚的供养。男的各尽其职务，女的各有其家庭。货物资源都厌恶丢弃到地上浪费掉，但也不可放到自己家里私用。既嫌恶有能力不肯使出来，但也不一定为自己出力才算效劳。因此，人人都能诚实相待，和睦相处，故不会有阴谋诡计发生，也没有劫夺偷窃杀人越货的事情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美好的世界就算是真正的大同世界了。

但是，孔子这种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在以等级森严的儒家礼制思想为代表的年代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在礼法制度下，导致社会不平等、不均衡的根源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作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以冷眼旁观者的姿态来审视社会人生的现象，所以能够看得清晰、透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老子首次告诉了我们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就是因为在私有制的社会里，执政者不能真正做到真正的“民本”和“均衡”。

老子极有可能是中国提出民本思想的第一人。所谓民本，就是以民为本。老子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出“以民为本”四字，但是在《道德经》中，我们随时随处都能看到“民本”的呼声。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49章）。也就是说，最高明的执政者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以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当然就是“以民为本”的意思。这句话直到今天甚至是未来都有着积极的政治意义。曾几何时，我们都在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等响亮的口号，而忽略了群众的利益、百姓个人的利益。然而，倘若连百姓的个体利益都不能得到保障，又谈何国家利益？

以民为本的思想，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老子是一位史家，通览古今兴废的他清醒的认识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75章）。意思是说：百姓之所以饥荒，是因为在上的统治者收取的赋税太多，所以饥荒。百姓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在上的统治者过于有为，所以难以统治。百姓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在上的统治者奉养自己过于丰厚，把民脂民膏搜刮殆尽，逼的百姓没有活路了，所以不怕死而铤而走险。这样的社会，是以“上”为本、以官为本，怎么可能和谐得了呢？因此老子向执政者提出严重警告“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72章），就是说，当人民不再害怕执政者的威压的时候，可怕的祸乱就要来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周而复始，也在反复验证着老子的这一“谶语”。所以，鉴古知今，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牢记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39章）的训示，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才是“固柢深根”的长久治国之道。

以民为本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最主要的反映，其实就是要做到均衡，这是老子政治智慧的又一大闪光点。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中，老子还有可能是提出“平等均衡”思想的第一人。他的这种思想既来源于他对天道的体悟，也来自于对不平等的社会中所有劳苦大众的同情，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老子看来，均衡发展才是社会和谐的保证。造成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主要在于贫富的两极分化。老子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亲眼见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的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而统治者却过着“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第53章）的奢靡生活，从而认识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进而提出“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第72章）的缓和主张，就是要求执政者与民生息，给老百姓一条活路。然而，老子的这个为民请命的良好愿望，是不可能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纳和重视的，所以老子感慨地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77章），从而寄希望于有道的圣人能扭转这种不合理的人之道，恢复天之道，使社会能均衡发展，人民与执政者相安无事，共同进入至治之极的大同社会。所谓的“天之道”，就是损余补缺的均衡发展之道。

老子的这种民本、均衡的政治思想对诸子百家及后世影响深远，如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这种思想应该说是来源于老子，而不是专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的孔子。但是，老子的这一政治主张注定是不能被专制社会的执政者所采纳的，比如从小就读书不多的朱元璋看到孟子的这句话后便勃然大怒，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5）幸亏孟子早生他一千余年，否则恐怕难免身首异处。同时，朱元璋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的配祀中驱逐出去，并删除了《孟子》中大量他看着不顺眼的章节。

在对老子这种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上，道教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如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的作者在解释经名时就说：

太者，天也，天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天地失常道，即万物悉受灾。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太平经•癸部》）。

即认为《太平经》所讲述的是天地之常理，帝王能依此治理，则阴阳调和，国富民强，使盗贼无有，百姓无怨，天下大顺。

说到均衡，主要在于财富上的平均分配，《太平经》中也有自己的财富分配原则，即：

或积财亿万，不肯周穷救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太平经•丁部•六治十罪诀》）

就是告诫那些疯狂积敛财物，而不肯拿出来周穷济急的人，属于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过。因为在道教看来，钱财是天地用来行仁的工具，为普天下人所共享的，你如果聚敛财物，阻碍了财物的流通周足，使得贫富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你就是与天地为仇！这就是道教天道均衡思想的一个体现。

道家主张民本、均衡的进步思想，成为历代农民起义的理论依据。从秦朝末年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农民军无一不是打着“等富贵、均贫贱”的口号，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甚至将国号定为“大顺”，显然是受到道家老子及《太平经》的影响。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的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但蠲免了持续几千年的农业税，而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贫富差距和区域性发展不均衡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人民的利益逐渐得到了重视和提升。反思胡锦涛总书记对于和谐社会的定义：“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充满了“民本、法治、均衡、和谐”的色彩。只要我们牢牢把握这一行政理念，始终不渝的走共同富裕的路线，相信我们国家的富强鼎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来临。

（责任编辑：张恒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