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并对中国人健康与繁衍做出了杰出贡献。道教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她与中国传统医药学关系之密切,也是世界宗教史上极其罕有的。道教作为一个高度重视生命的宗教,历来就有重视医药卫生之道的传统，涌现有诸多深谙医药之学的高道,他们不仅是道门的一代宗师，也是中国医药学史的著名大医。他们在道教仙道贵生、养生修真、济世利人、修道积德、生道合一教义思想宗旨的指导下。通过长期不懈的医疗实践和对人体生命奥秘的探索，在人体医学、病因病理学、治疗学、食疗学、疾病预防学、药物学（本草学及化学制药学）和医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思想，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道教医学流派，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著名道教人物葛洪真人，不仅是道教的思想家，他还编著有《肘后备急方》传世，对伤寒、温病（热性传染病）、疟疾、痢疾、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丹毒病、沙虱病、食物中毒等疾病作了论述，在世界上最早记载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的症状及提出治疗方法，比阿拉伯医生雷撒斯对天花的描述早了五百年；最早发现结核性传染病肺结核（尸注）的传染途径（屋传、衣传、食传）、危害并提出预防之法，这种对肺结核病的认识至少比西方要早四至五百年；他还最早记载了狂犬病的医治方法。另外，《肘后方》还有“青蒿绞汁服用能够治疗疟疾”的重要记载, 为后来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一代道教宗师陶弘景，著《肘后百一方》、整理校订并集注《神农本草经》，他根据药物的性能与功效将药物分成上中下三品，成为我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法，在药物学思想上提出了“按病下药、辩证用药“的主张，指出：同一疾病，症状多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症状及变化都不尽相同，所以用药也应有所差别。并强调“病之变状，不可一概言之，所以医方千卷，犹未尽其理”。对药物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葛洪与陶弘景作为道教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既重道又重医的传统一直为道教继承和发扬，并我国中医药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近代一个时期以来，相当多的学人片面地、抽象地忽视道教对中华医药学的贡献，有意或无意地刻意回避与淡化，甚至是曲解或无端的与现代科学加以对立。令人可喜的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正视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渊源。有学者就鲜明地指出，道家思想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石。还有学者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手段对历代知名道教医家人数及其占同时代医家的比率作了统计分析，客观地表明了道教医学的应有影响。统计结果显示：自汉末道教创立到隋唐五代，道教与医学关系十分密切，东汉至五代道教医家所占比率都在20%以上，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达28.7%；宋代道医所占比率超过10%；及至明代，道教医学发展势头逐渐减弱，道医所占比率为7.2%。从东汉到明末，知名道教医家占整个医家总数比率的平均值约10%。

可以说，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道教文化与中医学都存在着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深入探究并挖掘这一学术矿藏，无疑是当代学人一项极具使命感的文化责任，而且对于今天我国中医药事业也仍有着重要的启发。在此，再对孙思邈真人关于“大医”的思想理念作进一步探讨与论述，以更好地继承发扬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和现代意义。

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他的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取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而为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人类之至宝”，由于他对中华医药学和人类健康做出了杰出贡献，后人将他奉之为药王。“大医精诚”与“苍生大医”，是孙真人在《千金要方》中提出的重要理念，对于从医者必备综合素质提出了要求。分析其内含，大体包括医道体认、医德修养、医风模范、医术造诣四方面的内容。由于孙真人本身既精于道学又精于医学，这一“苍生大医”理念，也深深地烙上了道教文化的印痕。

第一、天道贵生的医道体认。苍生大医的理念，首先体现在医道的体认上。道教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道”。孙真人秉承这一思想，认为医参道枢，学医的目的在于体天道好生之德，业济苍生。在《千金翼方序》中，开头就说：“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畛。 ”又说：“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这里孙真人将医术之精微与大道之枢要相参，将方药救人的功德与天道生生之德相比。将行医称为“辔策天机”，将行医目的归结为“全生之德”，这就在医道的体认上，也就是对医道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上，将它定位在体天道好生之德这一目的。所以，医道，就是天道的延伸；医生，是天道生生之德的代表。用现代通常的说法，医生就是天使。

正是基于这种医道的体认，他以毕生精力撰著《千金方》，他说“每以为生者两仪之大德，……德合则生成，是生曰德而立。……检押神秘，幽求今古，撰方一部，号曰千金，可以济物摄生，可以穷微尽性。”这里，他明确指出其著作《千金方》正是体天道好生之德，目的在于济物摄生，穷微尽性。他还将天道好生之德由人推及一切含灵，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道教认为一切万物皆由道生，皆含道性，天道好生而恶杀，孙真人的不用生命为药，正是道医的独特之处，也正是医道体天地好生大德的必然结果。

第二、普救含灵的医德修养。道之在我谓之德，医德的源泉，来自于对医道的践行。医道体天地好生之德，医德则在于“普救含灵之苦”。孙真人非常重视医德，在《大医精诚》篇指出，大医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意思是说作为苍生大医，要有慈悲济世的大志向。慈是道家关于人性的重要概念，《道德经》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将慈视为人类的天性，是天道的体现，并将慈列为“三宝”之首，说“慈，故能勇”，“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恻隐之心，则是儒家关于人性的重要概念，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仁”的根源。孙真人强调大医要发大慈恻隐之心，即是强调医德的源泉来自于人类的天性。因此，在孙真人看来，医道是体天地好生之德，医德是人性本然之善的自然流露。

孙真人非常重视这种医德的修养，他在《大医习业》篇中列出了养成医德的途径，他说：“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强调从医者要明仁义之道，养慈悲之德，更要体人性之真，任天数之运，不以吉凶挂意，不以得失留心。他还说：“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又说：“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这些，皆是孙真人苦口婆心劝化医者勤修医德的要论。
第三、无欲无求的医风模范。大医之德体现在治病过程中，就是良好的医风。孙真人认为，大医的风范，在于一“诚”字，体现为澄神内视，不皎不昧，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一任人性本然之善行事，一任医者普救含灵之苦的天职行事。

在《大医精诚》篇中，孙真人对于医风进行的详细的论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在对待病人上，不管患者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等等，一律同样看待，都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悲痛，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去救护病人。如果有病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别人都不愿看的，医生只能表现出从内心感到难过的同情、怜悯、关心的情绪，不能产生一点不快的念头。二是在诊病过程中，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错。应当周详仔细，深入思考，不能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轻率逞能，以炫耀自己，猎取名誉。不能不顾病者的痛苦，贪图享乐，更不能依仗自己的专长，一心谋取财物。三是在处理同行的关系中，应该慎于言辞，不谈说别人的短处，诽谤攻击其他医生，炫耀自己的名声。

第四、精勤不倦的医术造诣。医道、医德、医风，皆要依赖精湛的医术才能落到实处。没有精湛的医术，一切皆为空谈。孙真人认为医术是“至精至微之事”，引用张湛的话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认为医道精微，是“艺能之难精者也。”因此，孙真人提出“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八字作为学医者的守则。强调“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在《大医习业》中，他列举了历代医典，要求学医者，必须谙熟贯通，他说：“凡欲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他还告诫世人“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也是孙真人一生探求医术的自我写照，他“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一事长于已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也正因此，才成就了他名实相符的药王美誉。

由上所述不难发现，孙真人“苍生大医”这一理念处处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这一理念，不仅在过去千余年中，长期指导着中华医人的行为规范，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发扬中医文化，深入研讨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也将提供重要启示。

从历史上看，道教文化与中医学是命运攸关的文化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源头和发展过程，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生命态度，又有共同的济世情怀和实证精神。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得益彰。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也在积极推动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沟通与交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道教界而言，对于推动道教文化尤其是道教养生学与中医学的互动交流，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

2008年12月，中国道教协会与广东省道教协会共同主办了“道教养生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还专门设立了分议题：道教养生与中医学。一批中医界的优秀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其中，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提交了论文《人的生存质量与中医学生生之道》、全国知名老中医吉良晨先生提交了论文《道教养生与中医学》、著名中医文献学专家钱超尘先生提交了论文《浅析傅山先生的养生观》，就道教养生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阐发了精彩的观点。诚如大会总结所指出的，“道教医学、道教养生学对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当代中国，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互动交流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与深化：

第一、围绕道家思想与中医学理论的关系，深入梳理道家思想与中医学的源流关系与深厚内涵，返本以开新，使之为人类的健康再立新功，结出硕果。当代社会，随着中华文化复兴热潮的兴起，“返本开新”已经成为中华文化重新崛起的必要环节。道家思想和中医学传统理论是中医发展的源头活水，对于中医学在新的时代重新找寻到自身的文化之根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道家与中医关系的挖掘与研究，也将为中医学的再次振兴起到奠基性的作用。从中医自身的发展，诚如许多中医大师所说，重在让中医真正回归中医，我想也就是以传统理论为根据，经典名著为基础，继承发扬中医实修实证的优良传统，从而在当代更好地实现道教与中医的济世宏愿。

第二、以中医“治未病”概念为契入点，深入挖掘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各种道教养生方法，切实探索道教养生学进入社会生活的现实路径。生命的健康在道教与中医看来，关键在于保养，保养则重要日常起居，而不是依赖珍贵药材、珍奇美味、珍美华居的厚养。按《内经素问》所说应是：上古之人，其知道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要回归人自然的朴素的常态的生活。也就是通过饮食、运动、精神调摄等个人养生保健方法和手段来维系人体的阴阳平衡，达到维护“精神内守，真气从之”的健康状态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疾病预防目的。

第三、继承和弘扬道教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保护野生生物，积极拓宽药物来源，保障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救疾之道，惟在于药”。千百年来中草药取自自然中植物与动物，既所谓“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但是，如何善用药物则就是为医者需要站在 济利生命的高度来慎重对待与衡量的事情。对此，孙思邈真人就曾经说：“自古以来贤达的医生为人治病，多用动物做药方。杀生以求生，离生也就更远。”也就是说，用药之道，要在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在今天来说，用药上既要坚持以贱代贵、方便实用的原则，更要坚持保护珍希野生生物，不杀生以求生的原则，以更好地保护频临灭绝的野生生物，如虎骨、羚羊角等。积极开发药物来源，注重各种资源在临床治疗上的综合利用，拓宽了药物资源的范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古来说是道医同源，但在来说也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话题。在此，本文仅作引玉之砖，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话题，将这项具有深远 意义的研究推向深入。

本文作者：中国道教协会  张继禹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