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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通俗文学中的吕洞宾形象看道教的入世精神(2)


来源:道教之音整理     作者:苟波     时间:2012-12-22 12:43:47      繁體中文版     

二、吕洞宾的形象的二重性与道教的入世精神

明代文学作品中吕洞宾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展示了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主动介入的态度;另一方面,他的形象中又有强烈的“出世”色彩,认为人只有去世离情才能修仙证真。“黄粱梦”的故事实质上反映的就是“修仙”与“入世”间的强烈冲突和不协调。而明代通俗文学的作者将这个故事大量引入其作品就是在宣传一种对现实的失望和放弃态度。

其实,吕洞宾文学形象的二重性正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冲突的反映:以个人修仙为目标的道教应该如何与世俗社会中民众对道教和道教神仙的实际祈求相适应和协调。也就是说,个人的“成仙”目标与民众渴望“得救”的社会心理如何协调。

宋元时期的道教由于重视“内丹”修炼,因此对修道者“去欲制情”要求尤甚。这使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具有较浓的“禁欲主义”色彩。

实际上,道教“内丹”修炼及“心性”修炼皆以“去欲守静”为基本目标。全真道就认为,人只有摒绝欲望才能“明心见性”,也才能成仙正真。全真教经典《重阳全真集》卷二《唐公求修行》就说:“修行切忌人情,顺着人情道不成”,并认为修行者只有“五情六欲都消散”,“脱人之壳,与天为徒”,才能得道。王重阳的《金关玉锁诀》也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张伯端的《悟真篇后序》也说:人“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来? ”因此,全真道的“内丹”修炼就是要把人的“骨肉耗尽”,认为只有损凡形才能成仙质。显然,这些反映了全真道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

但这样的主张自然会遇到来自世俗社会的强大压力。实质上,早在东晋时代,道教的一些“出世”主张就使世俗统治者不满。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皆避世而居,入山隐匿,统治者就无人可治了。葛洪就曾经对“隐遁之士,则为不臣”的指责进行过辩解,说:“何谓其然乎!……‘率土之滨,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道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这种辩解显然是力图协调仙道与人道的矛盾。但“金丹派”在教义及修炼方法上皆有出世主义和自行修炼特征,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那种隐遁山林,不问尘世是非善恶的修道思想受到广泛批评。这种由出世到入世修炼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对修仙者尽“人道”,为世俗中人作出道德表率提出了要求。

宋元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此时民众对道教的需求是一种实际的需求,即希望他们信仰的神灵能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解忧排难的作用。这种信仰心理不仅促生了许多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新”偶像,同时也对道教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道教必须将传统的“修仙”观念与广大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因此,南宋以后崛起的以全真派为代表的各种道教派别,大都在修道观念中强调“内修”与“外用”的统一,竭力在“澄心去欲”的“出世”要求与“外积功德”的“入世”精神间获得一种平衡。

符箓派道士本来就混于市尘,与世俗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就是那些以单修独炼为特征,有较严格的出家制度的“内丹”道派,如全真道,也面临宗教内部强大的“入世”压力及各种社会压力,最后适应于“潮流”。

全真道本来有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但另一方面,全真道又以“真行”来促使教徒外向社会,实践世俗道德。《晋真人语录》在解释“真行”时称:“若要真行者,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善人入道修行。”显然,在全真道的“出世”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入世”色彩。这种“入世”思想在别的内丹派理论家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如被称为“内丹之祖”的张伯端,就明确反对不理尘务的修炼方法,提倡“大隐”尘世。在《悟真篇》中,他称:“志士若能修炼,何妨在市居朝”。他本人就是非出家道士。另一著名内丹学家白玉蟾也反对“出世”修仙,说:“吾所以混俗和光者,不欲自异耳。鱼欲异群鱼,舍水跃岸,则死;虎欲异群虎,舍山入市,则禽。”据说他本人就“时时蓬发赤足以入尘市。”明代全真著名道士张三丰也力主“入世”修炼。他在《大道论》说:“不拘贵贱贤愚,老衰少壮,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也。”从以上言论看,宋元以来道教“入世”修炼呼声愈烈,这显然与道教深入民间的趋势是一致的。这种修仙思想在明代通俗文学中常以神仙人物在尘世行“救世”之道,积功累德的行为表现出来。

因此,明代小说中吕洞宾身上的二重性实质上反映了道教在宋元以来面临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现实时在修仙观念上的调整,即在保持原有修仙基本理论原则基础上,强调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对民众现实要求的积极回应。也就是通过“内修”和“外行”的互补来达到“利己”与“利人”相统一。这种新的理论在宋元以后的各道派的修仙思想中都有不同表现。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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