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说：“主者是性，宾者是命”；“是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此之谓“性主命从”，乃以“性”为生命之主体及缘起决定性之因素，“命”则为被动客体及结果性因素。全真道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命”——肉体的或外在的生命存在的合法性，却只视其为表象、暂时的存在，而非本质的存在。而只有“性”的存在，才是本质的、永恒的生命存在之合法状态。

尹志平试图把性与命统一起来。他说：“人谓李老不言命功，平叔不言性宗，性命并非二，此理甚明，但难以言形容，必得明达之人则可传。”然其本质乃以性摄命，命之一格被虚悬起来：“初学之人，不知性命，只认语言动作者是性，口鼻出入之气为命，非也。性命岂为二端？先须尽心，认得父母未生前真性，则识天之所赋之命。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师曰：人禀五行之气以生，故亦随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多礼之类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真，须超出五行，始见吾之真性矣”[　《道藏》33册，第157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设定了以内在于自身的“性”或“真性”为生命本体之终极存在形式以后；于是，全真道的宗教实践方法和路径，并开始整体地朝向了“内在”世界。其实践理念和法则，即为王喆所概之曰“真功”：

功行乃别有真功真行，晋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叠神情，勿动勿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真功也。

马钰更提出“内日用”的宗教生活践行原则：

内日用者，休起狐疑心，长莫忘于内，若云游、住、坐，亦澄心遣欲，无挂无碍，不染不著，真清真静，逍遥自在，如同一日存思于道，如饥思饭，如渴思浆，稍觉偏颇，即当改正。依此修行，决做神仙矣。

如此，在全真道的修炼思想和实践法则中，遂出现了否定以工具之“术”来参与对付、改造外部世界对象的实践倾向。如，马丹阳在《真仙直指语录》中云：“人若行有心有为之功，尽是术法；若行无心无为之功，乃无尽清虚也”[　《道藏》32册，第433页。]。尹志平《清和真人北游语录》中有云：“世之富贵，虽大至于帝王，犹于术之中可求，惟道像则要于术外求之。术说外相，则穷到妙极处；至于内相，则术不能尽”[　《道藏》33册，第161页。]。在此，全真道已经把外向的、工具性的技术手段与其修道的内在化实践原则彻底对立起来。元代全真道士牧常晁《玄宗直指万法同归》同样认为：“天下之术可传，道不可传也。术可说，道不可说也。……道有可传皆为之术，心有可取亦谓之妄。不从自得而从外求者，非曰真道，故曰术可传也”[　《道藏》23册，第921页。]。另一方面，他又作“万法归一图说”言：“齐之者何？一而已矣。一之者何？会其极以归其极也。然万法虚假，一亦妄生；一之不动，则万法无生。吾将一以贯乎，万法同乎，彼我侔乎天地，恶得不齐哉？谓一不可反，法不可齐者，未悟可齐之理也”。[《道藏》23册，第913页。]在这里，“一”并非是要把各种“术”糅合成一个共同相互作用的逻辑体系。相反，“它”是要消除“万法”，使得“万法无生”。这无非是要求修道者专注于“道”之于自我内在的启悟和修炼，而勿需求助于外在工具化的“术”。

在此意义上，全真道的宗教精神及其实践，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长生成仙之术，而是成为了制约信仰者现实生存活动的价值方式和思维方法机制。随着其观念和方法不断地向社会各个不同领域的渗透，内在化的认知和实践理念和方法，亦逐渐成为普遍性的思维和行为范式，并直接参与型构了此后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向形式。

三、道德化：对现实生命之实践方式的寻求

所谓“道德化”，是指人自身作为主体而被赋予道德本性的过程。换言之，在其本质意义上，人不仅是作为生命的主体，而且是作为道德的主体而存在。

在人把自身塑造成为道德主体的过程中，其精神和实践的路径，在方向上乃必然是“内在化”的。在全真道的生命哲学中，其精神要旨亦在于，通过赋予生命本体——“真性”，以伦理和道德的本质性和崇高性；并因而使之突破了个体生命之局限，进而上升成为一种内在普遍的（自律性），并显之于外（实践性）的道德生活法则——“以性摄命”。

全真道所言之“命”，实质上已经被抽象化为“性”的道德化终极实体。通过“以性摄命”的理论设定，全真道的价值目标已经从道教传统的“命”转移到了“性”。于是，惟有“道德化”的生存，才可以成为内丹信仰者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合法方式。丘处机论云：

神仙风范，长生门户，从来道德为基。外万般，留心一念，癫狂造作，皆非真教。示开迷，自上古轩辕，龙驾腾飞，代代相传授。至今日，尽归依虚无，千圣同规，盖摧残嗜欲。剖判天机，贪利喻雠，观身是梦。婪耽不整，容仪恬素。返希夷，任垢面蓬头，纸袄麻衣，行满都抛却。泛寥廓，步云霓[　《道藏》25册，第833-834页。]。

杨立华曾正确地指出了内丹道由道教技术化的长生实践转向道德化伦理实践的事实。他说：“在两宋的金丹南宗那里，内丹观念完成了从技术性实践到生活样态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道仍然延续了这一演进的方向……在整个新道教运动中，全真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根本上属于以长生技术为主线的道教传统，而且是这一演进线索的最后归宿……最终完成了向严格意义上的教团宗教的转化”。[ 杨立华《匿名的拼接》，第163-164，1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然而，与西方清教徒力图依靠大量技术化的职业劳动来获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并以为“上帝的荣耀而服务”[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2页，三联书店，1987年。]的目的不同，全真道信徒的“打尘劳”，强调的是在摒弃财富的状态下来磨砺身心，将俗世的欲望和行动降到最低点——“不以货财为富，恬然自得，坐进斯道”；“道人不厌贫，贫乃养生之本。饥则餐一钵粥，睡来铺一束草，褴褴褛褛，以度朝夕，正是道人活计”。然后，在此基础上，来自然发挥其道德化的事迹和功德——“真行”、“外日用”。

何谓“真行”？

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伏愿诸公，早垂照鉴。

何谓“外日用”？

外日用者，大忌见他人之过，自夸己德，妒贤忌能，起无明火，尘俗念生，胜众之心，人我是非，口辩憎爱。

最终，“行住坐卧皆是行道”——成为了全真道信仰者的现实实践和日常化生存之路。可见，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以及所禀持的文化手段，乃是生发于自身内在的精神修炼过程，以及对于自我生命的内在超越之中。

实质上，全真道教的信仰方式及其精神属性，是基于对人类自我本性的一种深刻认知及其内在价值判定。其“内在化”的生命观念和“道德化”的精神实践进路，正是塑造很延续此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灵魂”。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蔡林波      原文为第二届吉林玄天圣境道教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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