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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代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杂体诗词”创作


来源:时代文学 2011年第01期     作者:解秀玉 于东新     时间:2014-12-30 09:15:15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生活于宋金与蒙元时期的王重阳及全真七子的杂体诗创作,其数量与样式之多,在金元诗坛上首屈一指,在诗歌发展史上别树一帜,不但推动了诗歌向玄理化发展,也使诗歌样式多样化。

一、运用杂体诗词传道、劝化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多为儒生文士,面对战争兵祸,他们亦欲抗金复国,但难以与金对抗,于是入道修行养真。全真教最初不重方术、符咒、烧炼、章醮,而以明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旨。在教理上,表现出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特色;在实践方面,吸收大乘佛教普度众生和儒家修齐治平的济世思想,苦己利人;在修持上,讲究识心见性,既吸收老庄抱朴守真、清净无为的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内修心性的顿悟之说,故以“全真”命名。

全真道教从创始到壮大,一直以诗歌形式宣传教义。王重阳不但度化了后称全真七子的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还广收徒众,成立了 “三教金莲会”、“三教七宝会”等组织。如果说基督教以颂圣的歌曲与音乐来影响信徒,佛教以佛曲与偈颂来宣传教义,全真教则以道教音乐加上传统的诗词形式来作为影响大众的工具,使传统的诗歌增添了颂道劝化的功能。其运用杂体诗词主要宣示以下内容:

(一)劝化世人、训导信徒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从乞食传道起家,用诗歌宣传人生无常,劝人远离酒色财气,不要贪图富贵,要一心慕道修行。为达到劝化目的,其采用了不少花样来写警世劝善的诗歌。如四种事物为题的词,像四假、四方等;另外还有五更词、喝马词等来劝化世人,让人皈依宗教。

(二)传授“明心见性,性命双修”之心法

全真派讲求“内修心性,外炼功行”。他们认为肉体是形,真性是神,心是性的载体,内丹修炼的过程,应先性后命,性命双修,明心见性,达到永恒的“性”即“元神”的修炼成功。其他七子也效法王重阳,喜用杂体诗词来宣传三教同源的思想,从而使全真教深受北方士大夫的欢迎,全真教能在北方很快发展,与他们这种宣传有极大关系。

二、杂体诗词的类型及其特色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创作的杂体诗词达350多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样式上都是同时代其他诗人无法匹敌的。其样式有藏头拆字诗、福唐体、联珠、叠字诗、嵌字诗、攒字诗、同头诗、同尾诗等等,其它还有五更词、四时词、步虚词等。这里我们选摘重要的几种略作分析。

(一)藏头拆字诗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一大创造,就是把唐人开创的藏头拆字体引入“词”中。如王重阳的《临江仙》首字,即是从末尾的“莱”字拆出的。

(二)数字诗

王重阳等人的数字词有三种形式,其一,按数字顺序从一到十(有的只到五或八)。马钰的《清心镜》即是如此。

其二是专咏某数,如“三”、“九”,如王重阳的《黄河清・按一百八数》,九字在全篇出现十二次,全词咏的是“九”,实际是暗示内丹修炼之事。

其三是采用联章组词的形式,从九一、九二……,一直说到九九,王重阳的《如梦令》组词,共十二首,讲述的是修炼内丹的九九归一过程。数字在全真诸人诗作中被赋予道家玄学的色彩,笼罩着一股神秘性,这正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三)攒字体

攒字体可说是全真派的独创。它是藏头与联珠的结合,首句开头的字,暗藏于全篇末尾,攒字一般将末尾的一字或二字、三字、四字,移攒到首句,以后依次类推,称攒二、攒三、攒五,若需挪移末尾的偏旁之字,则又标明为攒三拆字。马钰有一首《赠长安李茂春・又攒二字起》,明确指出从末句攒出二字开始,故称攒二字。

(四)福唐体

福唐体,源出于“楚辞”。其特点是通篇用韵,只用同一个字,故又称独木桥体。王重阳与全真七子运用福唐体写出的词作,内容都是劝善论道之作,如王重阳的《登仙门》,通篇用韵全用“也”字,而且是虚词,十分罕见。福唐体在全真诸人手中是论道的工具,词中充满的是谈玄与修道。

(五)其它杂体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诗词尚有联珠体、叠字诗词、嵌字诗词等体式。

1.联珠

是指在诗中,前一句末尾的字、语词甚至句子,作为下一句的开头,句句相续接,历历如贯珠,故有续麻、蝉联、联珠之称。如马钰的《桃源忆故人・赠董先生藏头联珠》。

2.叠字诗词

指在诗句中叠用某个字或词语,增强节奏感与音乐美,这对于证道说服徒众起到了特定效果。叠字诗词有连叠、间叠、通篇叠字以及单字叠、双字叠、多字叠、语词叠用诸种格式。如马钰的《五体皮袋颂》:“皮皮皮皮皮,我又不识你。不若清净乎,直究掉了你。”是单字重叠,而且五连叠。

3.嵌字诗词

嵌字诗,或称镶嵌诗,是指按镶嵌修辞手法将特定的字、语词、汉字偏旁甚至句子嵌入诗词中的特定部位的诗歌。如王重阳的《四果颂》。

三、全真道教杂体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在金元时期产生的全真教使道教由鬼神崇拜、炼丹求仙逐步走向对身心解脱的内心追求。全真诸人的诗词,在内容上增添了阐道论理的作品,使诗词趋于理趣之途。在形式上酷爱改换词牌之名称,使之适应宣道劝化之道旨。在词乐、词律方面,也有许多变化,让我们了解了宋元之际词向曲演变的轨迹。

全真诸人的诗词创作打破了儒家的典雅华贵,向通俗自然以及怪诞方面发展,冲破了儒士在语言形式上的许多禁区,使得通俗诗词与杂体诗词成为得心应手的宣道工具。在元曲中,出现了“俳体”。任半塘在《元曲概论》中总结出元曲俳体多达二十五种之多,而这些俳体,就是所谓的“杂体”。前面我们所论列的全真诸人的杂体,后来基本上都出现在元曲之中。由此可以说,全真诸人的杂体诗词,正是元曲俳体的滥觞。从这一点来说,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杂体诗词,在宋金元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2]唐圭璋.全金元词[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赵卫东.丘处机集・磻溪集(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4]白如祥.王重阳集・重阳全真集(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

[5]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六“品藻”)[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6]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7]罗根泽.文体明辨序说・杂数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作者单位:1.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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