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宋金与蒙元时期的王重阳及全真七子的杂体诗创作，其数量与样式之多，在金元诗坛上首屈一指，在诗歌发展史上别树一帜，不但推动了诗歌向玄理化发展，也使诗歌样式多样化。

一、运用杂体诗词传道、劝化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多为儒生文士，面对战争兵祸，他们亦欲抗金复国，但难以与金对抗，于是入道修行养真。全真教最初不重方术、符咒、烧炼、章醮，而以明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旨。在教理上，表现出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特色；在实践方面，吸收大乘佛教普度众生和儒家修齐治平的济世思想，苦己利人；在修持上，讲究识心见性，既吸收老庄抱朴守真、清净无为的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内修心性的顿悟之说，故以“全真”命名。

全真道教从创始到壮大，一直以诗歌形式宣传教义。王重阳不但度化了后称全真七子的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还广收徒众，成立了 “三教金莲会”、“三教七宝会”等组织。如果说基督教以颂圣的歌曲与音乐来影响信徒，佛教以佛曲与偈颂来宣传教义，全真教则以道教音乐加上传统的诗词形式来作为影响大众的工具，使传统的诗歌增添了颂道劝化的功能。其运用杂体诗词主要宣示以下内容：

（一）劝化世人、训导信徒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从乞食传道起家，用诗歌宣传人生无常，劝人远离酒色财气，不要贪图富贵，要一心慕道修行。为达到劝化目的，其采用了不少花样来写警世劝善的诗歌。如四种事物为题的词，像四假、四方等；另外还有五更词、喝马词等来劝化世人，让人皈依宗教。

（二）传授“明心见性，性命双修”之心法

全真派讲求“内修心性，外炼功行”。他们认为肉体是形，真性是神，心是性的载体，内丹修炼的过程，应先性后命，性命双修，明心见性，达到永恒的“性”即“元神”的修炼成功。其他七子也效法王重阳，喜用杂体诗词来宣传三教同源的思想，从而使全真教深受北方士大夫的欢迎，全真教能在北方很快发展，与他们这种宣传有极大关系。

二、杂体诗词的类型及其特色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创作的杂体诗词达350多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样式上都是同时代其他诗人无法匹敌的。其样式有藏头拆字诗、福唐体、联珠、叠字诗、嵌字诗、攒字诗、同头诗、同尾诗等等，其它还有五更词、四时词、步虚词等。这里我们选摘重要的几种略作分析。

（一）藏头拆字诗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一大创造，就是把唐人开创的藏头拆字体引入“词”中。如王重阳的《临江仙》首字，即是从末尾的“莱”字拆出的。

（二）数字诗

王重阳等人的数字词有三种形式，其一，按数字顺序从一到十（有的只到五或八）。马钰的《清心镜》即是如此。

其二是专咏某数，如“三”、“九”，如王重阳的《黄河清・按一百八数》，九字在全篇出现十二次，全词咏的是“九”，实际是暗示内丹修炼之事。

其三是采用联章组词的形式，从九一、九二……，一直说到九九，王重阳的《如梦令》组词，共十二首，讲述的是修炼内丹的九九归一过程。数字在全真诸人诗作中被赋予道家玄学的色彩，笼罩着一股神秘性，这正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三）攒字体

攒字体可说是全真派的独创。它是藏头与联珠的结合，首句开头的字，暗藏于全篇末尾，攒字一般将末尾的一字或二字、三字、四字，移攒到首句，以后依次类推，称攒二、攒三、攒五，若需挪移末尾的偏旁之字，则又标明为攒三拆字。马钰有一首《赠长安李茂春・又攒二字起》，明确指出从末句攒出二字开始，故称攒二字。

（四）福唐体

福唐体，源出于“楚辞”。其特点是通篇用韵，只用同一个字，故又称独木桥体。王重阳与全真七子运用福唐体写出的词作，内容都是劝善论道之作，如王重阳的《登仙门》，通篇用韵全用“也”字，而且是虚词，十分罕见。福唐体在全真诸人手中是论道的工具，词中充满的是谈玄与修道。

（五）其它杂体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诗词尚有联珠体、叠字诗词、嵌字诗词等体式。

1.联珠

是指在诗中，前一句末尾的字、语词甚至句子，作为下一句的开头，句句相续接，历历如贯珠，故有续麻、蝉联、联珠之称。如马钰的《桃源忆故人・赠董先生藏头联珠》。

2.叠字诗词

指在诗句中叠用某个字或词语，增强节奏感与音乐美，这对于证道说服徒众起到了特定效果。叠字诗词有连叠、间叠、通篇叠字以及单字叠、双字叠、多字叠、语词叠用诸种格式。如马钰的《五体皮袋颂》：“皮皮皮皮皮，我又不识你。不若清净乎，直究掉了你。”是单字重叠，而且五连叠。

3.嵌字诗词

嵌字诗，或称镶嵌诗，是指按镶嵌修辞手法将特定的字、语词、汉字偏旁甚至句子嵌入诗词中的特定部位的诗歌。如王重阳的《四果颂》。

三、全真道教杂体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在金元时期产生的全真教使道教由鬼神崇拜、炼丹求仙逐步走向对身心解脱的内心追求。全真诸人的诗词，在内容上增添了阐道论理的作品，使诗词趋于理趣之途。在形式上酷爱改换词牌之名称，使之适应宣道劝化之道旨。在词乐、词律方面，也有许多变化，让我们了解了宋元之际词向曲演变的轨迹。

全真诸人的诗词创作打破了儒家的典雅华贵，向通俗自然以及怪诞方面发展，冲破了儒士在语言形式上的许多禁区，使得通俗诗词与杂体诗词成为得心应手的宣道工具。在元曲中，出现了“俳体”。任半塘在《元曲概论》中总结出元曲俳体多达二十五种之多，而这些俳体，就是所谓的“杂体”。前面我们所论列的全真诸人的杂体，后来基本上都出现在元曲之中。由此可以说，全真诸人的杂体诗词，正是元曲俳体的滥觞。从这一点来说，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杂体诗词，在宋金元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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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