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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杯

抱朴子葛洪(2)


来源:道教之音整理     作者:佚名     时间:2010-11-17 16:49:00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人物评价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 稚川炼丹[3]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  《葛仙吐火图》[6]什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采。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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