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道士赵春霖

道教之音整理 姜国

2013-07-05 13:09:08

黑龙江省巴彦县骆驼砬子山顶有一座玉皇庙。这天,庙门一开,从中走出来一位四十多岁,肩挎青布兜子,身着灰布大褂,脚穿布底黑鞋的道士,他叫赵春霖。

赵春霖,又名赵老道,1889年生于巴彦县张家店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读过四年私塾,后因家穷,中途辍学。为养家口到地主家扛活,一干就是十余年。在其长时期的雇工生活中饱受辛酸,倍遭欺凌,因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遂产生了“脱离红尘”的念头。31岁时,愤然离家,来到骆驼砬子山玉皇庙,当上了道士。

赵春霖加入道教后,他心不旁鹜,目不邪视,一心读经,修身养性。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他心情沉重,总觉得憋气。于是,闭门不出,静观势态发展。

1932年春,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奉命返乡,创建巴彦抗日游击队,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共抗日第一枪。骆驼砬子山上的赵春霖,不时耳闻山下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心有所动,想亲自看看庙门外发生的事情。

这年6月21日早晨,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早起清扫庭院的赵春霖,推开庙门,“啊!——”他大吃一惊,门外,绿茵茵的草地上,一群人抱枪而睡,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自古兵匪一家,欺压百姓。这群人与众不同,莫非是……”赵春霖正在暗自思忖。

“道家,打扰您了。”一个亲切、谦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一位身材高大、英俊威武、两支匣枪插于腰际的青年军人站在赵春霖的面前。

“您是……”“我叫张甲洲”,“啊,您就是张司令,久闻大名,我可见到您了。”赵春霖一把拉住了他,两行激动的泪水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张甲洲的部队经常到骆驼砬子山上来。在与张甲洲的接触中,赵春霖逐渐认识到要解除老百姓的苦难,只有靠共产党;要赶走小日本,只有靠巴彦抗日游击队这样的人民军队。巴彦抗日游击队1500名壮士血染疆场后,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抗联十二支队经常到骆驼砬子山一带活动,赵春霖成了抗联十二支队的地下交通员。他以道士身份为掩护,以“化缘”为名,到山下附近村屯活动,收集日伪军的情报,募集粮食和现金支援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地下抗日斗争生涯。

在日伪政权白色恐怖统治下,人们会时常看到肩挎着布兜子、上写“行善”二字的道士赵春霖。山下王乡屯和姜家窑是赵春霖活动最多的村落,王乡屯佃户王魁家是他“化缘”后存粮的地方。姜家窑地主孙凤廷是他的“施主”,他曾多次启发孙凤廷抗日救国,帮助抗日联军活动。孙凤廷很受感动,曾为他“化缘”3000元钱和5000斤粮食。赵春霖把粮款全都支援了抗联。他还为抗联募集棉衣、靰鞡鞋,药品等物。

赵春霖的秘密活动引起了巴彦县伪警察署陆维光的注意,但因抓不到赵春霖的行踪和把柄,因此没有采取行动。

1941年冬,东北抗联因斗争环境极度恶化,主力部队去苏联野营整训,仅留数支武工队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

1942年,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特务,到王乡屯地主家当长工,侦察抗联人员和爱国人士的活动,摸到赵春霖及和他有联系的人员情况。1943年,日伪当局制定“巴(彦)木(兰)东(东兴)肃正计划”,派出日本大特务泉屋利吉、大场弥作、野泽光之助等分赴巴木东三县伪警察署,进一步全面的进行秘密侦察。

巴彦县伪警察署由泉屋利吉指挥、县伪警察署特务股长久保谷正男和副股长陆维光配合行动。经过一段时期的侦察后,搜集到大量有关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等组织情报。其中,在赵春霖经常活动的村屯,侦知了他在屯中存粮的地点,晚间寄宿的小学校,并将赵春霖以及与其联系的王魁、王吉云、姜镇藩等人列入了黑名单。一次大规模的逮捕镇压活动开始了。

这一天,赵春霖正在玉皇庙诵经。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拍打庙门的声音,赵春霖细看来人,原是山下王乡屯王魁的儿子喘着粗气跑上山来,看到赵春霖,哭着讲:“不好了,刚才县里来了警察到我家抓走了我爹,现在奔山上来了。”赵春霖闻听此言,预感到严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沉着地关严庙门,把一个已写好的条子交给王魁的儿子,派他送到指定地点。条子上写着:“后门石洞有米面、豆油和盐,让抗联派人尽快运走。”而后迅速潜往后山,躲过了敌人的第一次大逮捕。

为全面肃清巴木东地区抗日组织,以防遗漏,日伪警特又于同年5月25日采取了第二次大逮捕行动。

敌人为抓捕赵春霖,派出特务潜伏在王乡屯和姜家窑等地。一日,巴彦县伪警察署特务股接到“下线”侦探密报:“赵老道躲藏在姜家窑的姜镇藩家。”就这样,赵春霖在敌人“篦梳式”搜捕行动中,终于被捕了。

敌人的第二次大逮捕,共抓捕抗日爱国群众300余人。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勇队和农民武装遭到严重破坏。

日伪警特将巴彦被捕的群众关押在巴彦县日本军营,每人都给套上用黑布缝制的长筒帽,昼夜不让睡觉,谁要瞌睡就用木棒逐个打脑袋。被黑帽子罩在头上的人们,由于长时间见不到光线,许多人眼睛失明。被捕者戴着手铐,脚镣,即使吃饭也不打开,人们只能弯着身子用嘴吃倒一个槽子里的高梁米稀饭,像牲畜一样拱着吃。各种酷刑使无数群众刑讯致死。

赵春霖被捕的第二天,伪滨江省警务厅日本大特务泉屋利吉和翻译王蕴璞坐堂审讯,旁边侍立着打手。

“你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受谁的领导?给‘红胡子'送过多少粮食?”

“我是出家人,不管人间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你经常到姜家窑和王乡屯干什么?”泉屋利吉恶狠狠地问。

“化缘!”赵春霖坚定地说。

“好啊,嘴还挺硬。”说着,泉屋利吉指使身边的打手一拥而上,让赵春霖跪在地上,将杠子放在腿上,两头用力压,边压边审。

赵春霖拒不承认,敌人又将其两手用绳子绑在一起,吊起来毒打、悠荡。以后又用电线将两头接到赵春霖的大拇指上,用手摇电动机过电,仍不见效,残暴的敌人将赵春霖按在地上,撬开紧闭的嘴灌辣椒水。但是,敌人的淫威在这个铮铮铁骨、意志坚强的出家人面前失去了作用。

“巴木东事件”中共有千余人被捕,在最后由伪滨江省检察厅起诉的403人中,被判死刑66人、无期徒刑60人、有期徒刑5至15年的277人。

由于赵春霖至死不招、坚贞不屈,无可奈何的敌人将其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关押在哈尔滨道里“模范”监狱。令人悲愤的是,东北光复的前夜——1945年8月14日晚,赵春霖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

198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赵春霖为革命烈士。

(转载自《北方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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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道士赵春霖

道教之音整理 姜国

2013-07-05 1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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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道士赵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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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巴彦县骆驼砬子山顶有一座玉皇庙。这天,庙门一开,从中走出来一位四十多岁,肩挎青布兜子,身着灰布大褂,脚穿布底黑鞋的道士,他叫赵春霖。

赵春霖,又名赵老道,1889年生于巴彦县张家店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读过四年私塾,后因家穷,中途辍学。为养家口到地主家扛活,一干就是十余年。在其长时期的雇工生活中饱受辛酸,倍遭欺凌,因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遂产生了“脱离红尘”的念头。31岁时,愤然离家,来到骆驼砬子山玉皇庙,当上了道士。

赵春霖加入道教后,他心不旁鹜,目不邪视,一心读经,修身养性。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他心情沉重,总觉得憋气。于是,闭门不出,静观势态发展。

1932年春,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奉命返乡,创建巴彦抗日游击队,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共抗日第一枪。骆驼砬子山上的赵春霖,不时耳闻山下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心有所动,想亲自看看庙门外发生的事情。

这年6月21日早晨,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早起清扫庭院的赵春霖,推开庙门,“啊!——”他大吃一惊,门外,绿茵茵的草地上,一群人抱枪而睡,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自古兵匪一家,欺压百姓。这群人与众不同,莫非是……”赵春霖正在暗自思忖。

“道家,打扰您了。”一个亲切、谦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一位身材高大、英俊威武、两支匣枪插于腰际的青年军人站在赵春霖的面前。

“您是……”“我叫张甲洲”,“啊,您就是张司令,久闻大名,我可见到您了。”赵春霖一把拉住了他,两行激动的泪水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张甲洲的部队经常到骆驼砬子山上来。在与张甲洲的接触中,赵春霖逐渐认识到要解除老百姓的苦难,只有靠共产党;要赶走小日本,只有靠巴彦抗日游击队这样的人民军队。巴彦抗日游击队1500名壮士血染疆场后,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抗联十二支队经常到骆驼砬子山一带活动,赵春霖成了抗联十二支队的地下交通员。他以道士身份为掩护,以“化缘”为名,到山下附近村屯活动,收集日伪军的情报,募集粮食和现金支援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地下抗日斗争生涯。

在日伪政权白色恐怖统治下,人们会时常看到肩挎着布兜子、上写“行善”二字的道士赵春霖。山下王乡屯和姜家窑是赵春霖活动最多的村落,王乡屯佃户王魁家是他“化缘”后存粮的地方。姜家窑地主孙凤廷是他的“施主”,他曾多次启发孙凤廷抗日救国,帮助抗日联军活动。孙凤廷很受感动,曾为他“化缘”3000元钱和5000斤粮食。赵春霖把粮款全都支援了抗联。他还为抗联募集棉衣、靰鞡鞋,药品等物。

赵春霖的秘密活动引起了巴彦县伪警察署陆维光的注意,但因抓不到赵春霖的行踪和把柄,因此没有采取行动。

1941年冬,东北抗联因斗争环境极度恶化,主力部队去苏联野营整训,仅留数支武工队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

1942年,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特务,到王乡屯地主家当长工,侦察抗联人员和爱国人士的活动,摸到赵春霖及和他有联系的人员情况。1943年,日伪当局制定“巴(彦)木(兰)东(东兴)肃正计划”,派出日本大特务泉屋利吉、大场弥作、野泽光之助等分赴巴木东三县伪警察署,进一步全面的进行秘密侦察。

巴彦县伪警察署由泉屋利吉指挥、县伪警察署特务股长久保谷正男和副股长陆维光配合行动。经过一段时期的侦察后,搜集到大量有关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等组织情报。其中,在赵春霖经常活动的村屯,侦知了他在屯中存粮的地点,晚间寄宿的小学校,并将赵春霖以及与其联系的王魁、王吉云、姜镇藩等人列入了黑名单。一次大规模的逮捕镇压活动开始了。

这一天,赵春霖正在玉皇庙诵经。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拍打庙门的声音,赵春霖细看来人,原是山下王乡屯王魁的儿子喘着粗气跑上山来,看到赵春霖,哭着讲:“不好了,刚才县里来了警察到我家抓走了我爹,现在奔山上来了。”赵春霖闻听此言,预感到严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沉着地关严庙门,把一个已写好的条子交给王魁的儿子,派他送到指定地点。条子上写着:“后门石洞有米面、豆油和盐,让抗联派人尽快运走。”而后迅速潜往后山,躲过了敌人的第一次大逮捕。

为全面肃清巴木东地区抗日组织,以防遗漏,日伪警特又于同年5月25日采取了第二次大逮捕行动。

敌人为抓捕赵春霖,派出特务潜伏在王乡屯和姜家窑等地。一日,巴彦县伪警察署特务股接到“下线”侦探密报:“赵老道躲藏在姜家窑的姜镇藩家。”就这样,赵春霖在敌人“篦梳式”搜捕行动中,终于被捕了。

敌人的第二次大逮捕,共抓捕抗日爱国群众300余人。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勇队和农民武装遭到严重破坏。

日伪警特将巴彦被捕的群众关押在巴彦县日本军营,每人都给套上用黑布缝制的长筒帽,昼夜不让睡觉,谁要瞌睡就用木棒逐个打脑袋。被黑帽子罩在头上的人们,由于长时间见不到光线,许多人眼睛失明。被捕者戴着手铐,脚镣,即使吃饭也不打开,人们只能弯着身子用嘴吃倒一个槽子里的高梁米稀饭,像牲畜一样拱着吃。各种酷刑使无数群众刑讯致死。

赵春霖被捕的第二天,伪滨江省警务厅日本大特务泉屋利吉和翻译王蕴璞坐堂审讯,旁边侍立着打手。

“你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受谁的领导?给‘红胡子'送过多少粮食?”

“我是出家人,不管人间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你经常到姜家窑和王乡屯干什么?”泉屋利吉恶狠狠地问。

“化缘!”赵春霖坚定地说。

“好啊,嘴还挺硬。”说着,泉屋利吉指使身边的打手一拥而上,让赵春霖跪在地上,将杠子放在腿上,两头用力压,边压边审。

赵春霖拒不承认,敌人又将其两手用绳子绑在一起,吊起来毒打、悠荡。以后又用电线将两头接到赵春霖的大拇指上,用手摇电动机过电,仍不见效,残暴的敌人将赵春霖按在地上,撬开紧闭的嘴灌辣椒水。但是,敌人的淫威在这个铮铮铁骨、意志坚强的出家人面前失去了作用。

“巴木东事件”中共有千余人被捕,在最后由伪滨江省检察厅起诉的403人中,被判死刑66人、无期徒刑60人、有期徒刑5至15年的277人。

由于赵春霖至死不招、坚贞不屈,无可奈何的敌人将其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关押在哈尔滨道里“模范”监狱。令人悲愤的是,东北光复的前夜——1945年8月14日晚,赵春霖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

198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赵春霖为革命烈士。

(转载自《北方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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