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的具体形象对于诚心正意的供奉人来说，是更为直观、更能令人信服的。《太上洞真五星秘受经》中对嫦娥的形貌、冠服甚至佩饰作了详细的描绘：“其真君，戴星冠，蹑朱履，衣素纱之衣，手执玉简，悬七星金剑，垂白玉环佩。”嫦娥以太阴真君之身“主肃静八荒，明明辉盛”，所以用素纱罩体，正显出萧肃、沉静的阴性品质，而以朱履裹足，通过色彩的强烈对比使嫦娥形象骤然生动、鲜活起来，可谓点睛一笔，同时也隐隐展现了月神的阴柔之美。而戴星冠、执玉简、悬金剑、垂环佩的装束与动作，又是典型的道徒打扮，只是从“金”、“玉”中透露出非同凡俗的气息。

道教中“月”是太阴之精，主皇后大臣之象。作为广寒洞阴之宫的女主，嫦娥不仅要教授月宫中的仙官神吏为仙之法，而且对于月宫中自然化生的青华紫桂之林，要与众神仙采摘华食共同享用，以期能够寿同日月，升入玉清。同时，嫦娥的仙力也广泛涉及人间，成为山岳湖海的实际控制者和管理者。古人早有“水气之精者为月”、“月之精生水”的观念，月主嫦娥负责掌管人间的溪海江湖，正是其权职所在。更重要的是身为至阴的月仙，嫦娥还特别拥有对凡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紧紧操控着他们的祸福命运，在每年的“三元”祭日中都会亲自评判世人的功过，以呈报上帝审定其福罪。这就使嫦娥与俗世发生了直接的联系，恭敬地瞻拜她并虔诚地信仰她就成为人们的精神支点和生活必需，嫦娥也就在民众中确立了极高的威望。

事实上，嫦娥的形象在道教中仙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且仙真地位的日趋提升和最终确立，除了道经中系统性较强的理论表述之外，从历代道徒所编撰的列仙谱录中也可以寻绎出一条非常简单、直观、清晰的演变线索。

道教的仙传历来有为女仙立传的传统。《列仙传》和《神仙传》两部著作中，描述了12位女仙，并无嫦娥。

然而，这一情况在道教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女仙传记《墉城集仙录》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此书由唐末道士杜光庭撰集，以西王母居于金墉之城并统领天下女仙而得名，现存《道藏》本为6卷，以圣母元君为首，共载录女仙37位。其中仍未见有嫦娥。

在《洛川宓妃》一篇里记有如下一段文字，或许正可解开问题的症结：“吴姮娥获琼药登于月宫，此非独水为太阴之府，而女仙主之，盖其职秩所遇也……吴姮娥，羿妻也，羿司射卫黄帝之宫，入宫得琼药之丹以与姮娥，服，飞入月宫，为月中之官。”

这里不仅发挥性地对嫦娥奔月之举作了生动描绘，将嫦娥窃羿之药改述为羿主动赠药，关键在于明确了嫦娥的女仙身份，是掌管月宫的主官。这说明至少在唐末五代时期，嫦娥在道教中身为太阴元君的上仙地位已经得到确立，并成为较为平常的认知，甚至可以作为例证出现在行文中以辅助观点的阐发。

宓妃本为伏羲氏之女，游于洛水，溺而不返，遂为洛水女神，且伏羲氏又为天神之子，历来被尊奉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神，在帝王世系中位列“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由此可知，宓妃的原初身份为神而非人，进而被道教加以仙化改造而吸纳为女仙谱系中的一员。

嫦娥在杜光庭笔下得以与宓妃同提并举，在表明其身为女仙的同时，更进一步彰显了嫦娥由神而仙的神仙品性。这一点正呼应、印证了前文所论道经中对嫦娥的塑造，不论是名号的显赫、形象的荣贵，还是权职的重大、功能的非凡，无处不在凸显其非同一般的仙尊地位，而这一切无疑都是以其来源于神的仙品为基础而决定的。

此外，《墉城集仙录》依据道教理想所营构的女仙谱系，在具体编排上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有序性和层次感。这些女仙比之于《列仙传》和《神仙传》中的女仙，其最大区别在于都是降生而成仙，真正由神而仙，因而无论是形貌、气派特别是道法都显示了至美至尊、至善至神的特征。

《墉城集仙录》之后，宋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赵道一撰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共列神仙、道士899人的传记，是现存仙传中收罗最为宏富而记述较为平实的一部。其《后集》6卷，专收历代女仙、女冠共120人，嫦娥在此已经以女仙身份赫然位列其中，以《姮娥》名之的传记载录于卷二，而此卷中和嫦娥并列的其他女仙，皆与之同为由神而仙的神仙。

这篇传记一方面以道教神仙传记的形式，再次确认了嫦娥作为真正的道教月仙的地位和领管太阴月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则为通过道教仙传这一线索来梳理、考察嫦娥成为道教女仙后，其仙话品性的快速加深、加强起到了一个关键的承转作用，此后的明清仙传，嫦娥就自然而然地厕身其中且居于高位了。

魏晋唐宋间道教的大规模造仙、树仙运动，广泛吸纳了一大批新形象进入道教的仙谱中，包括传统崇拜体系中的神，甚至还包括当时社会中的奇异之士，嫦娥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位列道教仙班，不仅获得了显赫的太阴月仙之位，而且终于以全新的仙真面貌呈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