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泰山神乃天帝之孙，主更替王朝、稳固江山。几千年来，“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历代帝王的封禅和祭祀活动中。凡改朝换代王者易姓、天降祥瑞国家升平，或者天灾人祸动荡不安等情况，帝王必定或巡狩、或封禅、或祭祀，以期沟通神意，上承天命，固国安民。 

(三)泰山治鬼，主人生死贵贱。泰山治鬼说大约始于汉代。《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中国人死者，魂归于岱(泰)山地也。”泰山地府在蒿里山，汉《乐府歌辞?蒿里曲》就有“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的诗句。记述泰山神东岳大帝管理阴曹地府的文献资料不胜枚举，如《云笈七签》中称：“泰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血祀庙食所宗者也。”《五岳真形图》载其职责，“定生死之期，兼注贵贱之分，长短之事。” 

(四)登泰山封禅，延年益寿，长生成仙。战国秦汉时期，信奉方仙道的方士们纷纷到泰山修炼求仙。“仙”与“山”有密切的联系，《说文》：“屳(即仙)，人在山上貌，从人从山。”《释名》说：“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治字人傍山也。”其次，帝王封禅求仙。汉武帝时，“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11)汉武帝深以为然，曾先后七次到泰山行封祭天以求国泰、以求长生。武帝太始四年(前９３年)所铸一鼎的鼎铭即曰：“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第三，对普通百姓来说，上泰山，见神人便可长寿万年。据罗振玉《辽居杂著》所记西汉的《太山镜铭》曰：“上泰山，见神人，食玉英，见沣泉，驾蛟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受长命，寿万年。”可见，在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心目中，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泰山主长生的信仰观念。 

由自然崇拜过渡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和依托形式，泰山神信仰不仅与政治权力相联系，而且与灵魂不灭及来世观念相结合，进入了道教阶段，人们对它的信仰具有了丰富的伦理意义和人文色彩。 

三、泰山的祭祀和历代褒封 

泰山神信仰不仅在道教神仙信仰中拥有崇高地位，还随着社会发展广泛地与王权政治发生了联系。从单纯的自然崇拜，递延出代表国泰民安重大义理的绝对权威和象征。这一权威和象征突出体现在对泰山及泰山神的祭祀仪典和历代褒封上。 

泰山祭祀起源很早，《山海经》中，已有许多祭岳的记述，但尚没有形成一种仪式化的典礼。作为较为定型的仪式化的祭山典礼，首见于三代帝王的“巡狩”。其后，不断地发展成为系统的祭祀礼制，成为国家典制的重要内容。 

(一)巡狩。巡狩(巡守)最早的记载见于《虞书?舜典》，文曰：“肆类于上帝， 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挚，如五器。卒，乃复。”《越绝书》也说：“禹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可见巡狩是帝王加强统治的一种政治仪典，带有政治视察性质。其间，要接见诸侯，考核赏罚，统一制度，拜访老人，观察民俗，宣扬教化等。 

巡狩一般在天下太平的时候进行。《白虎通》说：“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才巡狩“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稽时月”，以加强统一。 

虞夏时期五年一巡狩，到周时十二年一巡狩。巡狩时二月至东岳，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表现出时令与方位的对应，这或许是“五行”说的先声。 

帝王之所以祭四岳，《礼记?逸礼》指出：“所以至四岳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兴云致雨也。”帝王山祭的形式，主要有“柴”和“望”两种。“柴”就是“燔柴以祀天”(12)，即在山项上举火祭天。“望”，就是“望秩以祀山川”(13)。“望”指不亲至，远望祭祀；“秩”，指祭祀的等级标准，如“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14)。 

巡狩大典标志着人与山关系的功利化、程序化。巡狩将政治教化与泰山神崇拜相结合的基本形式，为帝王封禅奠定了基础。 

(二)封禅。封禅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宗教典礼，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却是由巡狩发展而来的。在封建社会，它是国家最为隆重的神学和政治大典。所谓“封”，即是在泰山顶上筑一圆丘，密封玉牒祝文，以祭天；所谓“禅”，即是在山下筑一方坛，以祭地。《白虎通》解释说：“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封即是“增高”，禅即是“广厚”，增高以报天，广厚以报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封禅大典的实质，即沟通天意，上承天命。 

封禅之说，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管仲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自上古伏羲氏到周朝七十二家封禅泰山的帝王中，较为著名的有炎帝、黄帝、颛顼、尧、舜、禹、汤、周成王等。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个到泰山封禅的帝王是秦始皇，之后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先后封禅泰山。虽然封禅是祭天，不是祭泰山神，但封禅可以说是泰山信仰的特殊形态。 

帝王封禅是有条件的。据《史记?封禅书》载：一是受命于天，易姓称王者。二是天下太平，有祥瑞出现。如《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言：“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降祥于下民。”三是帝王应为功高德厚者。封禅作为“统和天人”的盛典，表明统治者更为自觉地利用泰山，借泰山神道设教。在这一过程中，泰山神由一般的自然神人格化为有帝王之尊的神灵，泰山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了。 

(三)神祭。从宋真宗之后，就再无封禅，但金、元、明、清对泰山的祭祀仍在继续。《金史?礼志七》载：“大定四年(１１６４)礼官言：‘岳镇海渎，当以五郊迎气日祭之。’诏以典礼……立春，祭东岳于泰安州……”《元史?祭祀志五?岳镇海渎常祀》曰：“至元三年(１２６６)夏四月，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正月东岳……三月南岳……六月中岳……七月西岳……十月北岳……”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在五岳之中，东岳泰山已失去往日突出的地位，祭祀泰山，已与其它山岳并无本质差别。明代祭山川海渎，帝王并不亲至。明太祖、成祖、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均曾遣官致祭泰山。另外，在京都还设有山川坛，专祀山川。清代沿袭明制，仍在地祇坛兼祭山川海渎，同时也遣官致祭五岳。此外，帝王在外出巡幸时，也往往附祀山岳神。康熙帝“南巡江浙，五至泰安，躬祀岱岳。”(15)乾隆帝十一次到泰山，祀岳神。其《谒岱庙作》诗描述其祭神动机：“肃拜无私祷，抒诚心始安。”一是为民祝福，一是求得心理安定。明清两代，在对名山大川的关系上，泰山神的政治色彩明显淡化，不再以帝号相称，而恢复其自然神的面目。 

关于泰山神敕封“东岳大帝”及历代褒封问题，史志碑铭中有许多详细的记载。封禅的兴起，又促使泰山信仰与天地信仰相联系，泰山神又成为“天帝之孙”，且地位越来越高。汉明帝永平年间被封为“太山元帅”，魏晋时期称“泰山府君”。特别是唐代以后，伴随着帝王们到泰山封禅告祭，泰山神不断被加封。据《唐会要》记载，武则天垂拱二年(６８６)七月初一日，封泰山神为“天中王”；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６９６)四月初一日，尊为“天齐君”。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７２５)封禅泰山时，封泰山神为“天齐王”。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１００８－１０１６)先是诏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其后又加封为“天齐仁圣帝”。元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春二月，元世祖再加封泰山神为“天齐大生仁圣帝”。至明代，这种情况才发生转变，明太祖去泰山神历代封号。明清两代虽多有祭祀泰山，但从未再加封神号，泰山政治色彩逐渐淡化，而神学气息越来越浓。这是人格化的“东岳大帝”向自然神“东岳泰山之神”的最终复归。 

四、泰山神信仰的影响 

泰山神东岳大帝信仰对泰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由于“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观念深入人心，历代帝王祭祀封禅泰山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有深远的影响。泰山神不断加封与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告祭有着密切联系。帝王们之所以一再加封泰山神，一是表明他们是“受命于天”的帝王，即所谓“君权神授”。以康熙帝为例，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他们在以汉族人主体的中原的统治，康熙帝派人航海探测泰山的发源，并亲著《泰山龙脉论》，称泰山发源于长白山，为“受命于天”入主中原寻找神学依据。二是“夸示内外”。这在宋真宗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澶渊之盟”后的宋真宗为了摆脱国内外的压力，造作祥瑞，封禅泰山，又借封禅成功加封泰山神，其目的就是“因封禅以镇服四海，夸示夷狄”，巩固政权。三是借东岳大帝主生亦主死，执掌人间地府，主人贵贱高下、寿禄厚薄、善善恶恶、生死短长，而神道设教，来引导百姓“弃恶扬善”、“多积阴德”，进而稳定社会，巩固江山。 

其次，泰山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东岳大帝信仰有促进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再者，古人认为，“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16)，魂神归泰山就是归泰山神管辖。这是一种“落叶归根”思想。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人心目中的神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