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道士下山》讲述小道士何安下在民国时期下山的一段经历，电影中许多情节丑化了道教，伤害了道教徒的感情。殊不知，民国以来，确有许多道士从清净的山林宫观步入社会。但从他们步入社会的第一刻起便没有犹豫、彷徨，而是义无反顾的将自身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坚决的投入到了抵御外辱、解放国家、振兴中华的革命事业当中。

民国以降，北京白云观住持陈明霦、奉天承德县太清宫葛明新、上海白云观赵至中等代表人士，便发起成立道教会，他们以道教是中国国教的角度，拟订了《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以及《道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文献，论述了宗教为立国之要素，与道德、政治、法律相辅而行，“无论何等社会，凡虔诚信仰者，一切贪、嗔、痴、妄、杀、盗、邪、淫诸恶念，顷刻即消，其于相辅之中，尤别具一种统摄超举之力也。”认为，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所具有的劝善止恶、净化人心的功能，对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有重要意义。1936年，在上海的道教界爱国人士，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际、国内形势，酝酿成立“中华全国道教会”，主张以道教作为“今日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陈撄宁主稿的《中华全国道教会缘起》深刻认识到国兴教昌、国亡教毁的休戚关系，故而毅然举起团结全国人民共御外辱，追求和平的大旗。

道士下山，更直接投身到抗击外辱，解放祖国的战争队伍中。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蹂躏，道教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

在甘肃的张掖地区，龙王庙住持许合德道长，冒着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受到国民党马步芳部的追击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五团通讯排长王怀文和三名轻伤战友以及管兵然和一个姓康的、一个叫“江西老表”三人，1951年仙逝时，政府以“保护红军，有功人民”的挽语表彰他。

1937年秋，日军侵入杭州，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钱塘江边南星桥一带，房屋全被烧毁，江边的老百姓，无衣无食，扶老携幼，流亡逃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玉皇山福星观紫东道人李理山见此惨景，义愤填膺，毅然决定：停止山上的宗教活动，解救难民于水火之中要紧。他开放了紫来洞，收容了1700多个难民上山避难。又发动道俗群众100多人，上山砍毛竹、小树，在洞口搭建了几十间茅棚，使难民们暂时安定下来。为了解决近两千名难民的吃饭问题，李道长一再冒险下山，通过敌军封锁，到市里去向慈善团体国际红十字会请求帮助，运送救济粮上山。为了解决经费紧缺的困难，他派道士吕宗安到上海武定路，创建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集蓄香资，送回杭州供山上开支。这样，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因战事逐渐平静，难民纷纷下山谋生，才结束了这个难民收容。

在华南地区，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于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抗日烈火在华南大地上迅猛燃烧。罗浮山“五观”的道众，积极地投入了打击侵略者的战斗中。他们支援前线，掩护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向游击队传递情报。当时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就设在罗浮山冲虚古观；东纵的政治部则设在白鹤观。1944年底，东江纵队解放了增、博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次年6月在白鹤观前召开了增、博地区各界代表座谈会，“五观”的道教徒也派了代表参加。1945年7月7日，博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领导开展减租减息、生产自救运动，“五观”的道友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了各项活动，不少青年道士还参加了东江纵队。

解放战争时期，东纵北撤，国民党军队对罗浮山根据地进行残酷报复，罗浮山的道友们在白色恐怖下，仍暗中支持游击队，掩护地下党员。一次，冲虚观的几位道友，为了掩护一名假扮道人的地下党员，被严刑逼供，宁死不说，最后均遭杀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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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来到茅山，开辟了全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的茅山抗日根据地，点燃了江南抗日的烽火。茅山“三宫五观”的道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新四军，有的给新四军带路、探情报、送消息、抬担架、看护伤员、备粮筹款等等。山深林密的“三宫五观”也常常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茅山乾元观还一度曾是新四军司令部的所在地。陈毅元帅来茅山后，也常与地方名流会晤于乾元观，向社会各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与宝埝的樊玉林 (后任抗日政府保安大队司令)等人的第一次见面谈话，就是在乾元观进行的。年逾花甲的老当家惠心白道长不仅与陈毅成为了朋友，而且经常派一些小道徒下山去，替新四军买油、盐和豆腐等食品；打听日本鬼子的动静信息，报告给新四军，帮助新四军打胜仗。抗日军民利用茅山地区的有利地理环境，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日寇恼羞成怒，曾多次对茅山进行报复，最为残酷的是 1938 年 8 月和1940 年 5 月两次对茅山的清乡扫荡。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三宫五观”的几十名道十惨遭杀戳，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则被毁坏得瓦砾遍地，一片荒凉。老当家惠心白道长、陈永富、赵永山、陈老三、斋公、王寿清 (伙计) 、老王(伙计)、老李 (伙计) 小倪(伙计)张金根(伙计) 等一大批茅山道士，正气凛然，为国捐躯。

日寇残暴野蛮的行径，进一步激起了茅山道士的强烈仇恨和反抗精神。“九霄宫”虽住有日军，但道士们身在虎穴不惧险，经常为新四军提供情报。“九霄宫”道士陈先荣、徐钦神、李浩歧等人，当时都与新四军设在南镇街的交通站有密切的联系。汤念义、陶念忠就是其中的两位。陶念忠战争年代多次为革命光荣负伤，建国后转地方工作。“九霄宫”道士李浩歧混入敌军南镇街大碉堡中，智取经过日寇专门训练过的汉奸特务翻译苏光普，后来被日军怀疑，被严刑拷打，头发全部揪光也不投降。

日军占领茅山后，占据了大茅峰“九霄宫”这个制高点，对茅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妨碍很大。新四军曾组织偷袭、强攻，试图拔掉这颗钉子，但敌人居高临下，损失较大而没有成功。于是考虑出其不意，待日寇换防的间隙上山将庙观烧掉。1944年 5 月初，抗日政府召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金坛境内支河南高庄集会商讨这件事情，道教界人士在会上表态说 : “顶宫 (大茅峰九霄宫俗称) 住了鬼子，对革命有害，就烧了吧！”

1938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驻扎襄樊，武当山的战略地位日渐突出。这一时期，武当道众为支持抗战，积极协助和配合国民党五战区干训团和后来的八分校培养抗日军事骨干。为了给干训团提供足够的房舍，他们把道人集中到其它宫观，只留少数道人护庙。如周府庵原百名道人，只留9名看庙，其余殿堂，房屋都提供给校总部使用。据已故道长王教化和赵元亮的回忆说：八分校在办学期间，道人罗教佩、洪永寿、刘理山曾多次下山为学员治病，尤其是紫阳庵的14名坤道，每天要为三至五个学员治疗跌打扭伤。道长赵远高原系张自忠部特务营的连长，一九四O年五月十六日在枣阳与日军作战中右臂负伤，伤愈后到武当山出家、住金花村。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间，多次应邀给驻扎金花树（冲虚庵）的八分校学生授课，讲解对日军作战的方法 。

1941年，太乙五行拳正宗传人赵剑英自愿报名应征到总部设在老河口的第五战区政工队，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被受聘为第五战区的武术教官，1942年，赵剑英奔赴前线。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抢救伤员、护理病号，义务为抗战将士悉心传授徒手格斗、擒拿、搏击等自卫防御方法。

而早在抗日战争之前，武当山道士便有支援红三军革命斗争的史实。1931年春夏之间，贺龙军长率领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进驻武当山，受到全体道众欢迎。武当山全山道总徐本善，对贺龙军长和红三军产生敬意，主动让出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红三军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地址。又派道医水合一、罗教培为伤员治疗；安排王教化、吴教运熬药汤、备饮食、护理伤员。同年7月，红三军撤离武当去开辟房县苏区以后，徐道总率王教化等道友，将留下的红军伤病员精心治愈，并帮助他们化装成香客、道士，顺利归队。红军弟兄临别时，大家你一块、他一块，共送35块银元给王教化，表示感谢(解放后，王道长将33块银元献给国家，留下两块作纪念，临终前将留下的两块交给了道协)。据说，精于武术的道总徐本善，不仅破例向贺军长传授拳法，而且协助红三军截取了国民党五十一师准备进攻武当的三船军火，以补充红三军急需的枪支弹药。贺军长特馈赠黄金20两，作为修缮武当宫观之资。红三军转移后，徐道总竟因此惨遭国民党匪徒杀害，王教化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武当山道士支持工农红军闹革命，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暴力镇压而献身的英雄业绩，为道教争取和平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作者：黄新华    作者单位：苏州市道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