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教善书在当代伦理重建中的意义

无论承认与否，当今世界文明的多元格局已成事实。文明之差异实是价值观之差异，归根结蒂则是伦理观之差异。故自第二次世界宗教会议以来，有识之士一直力图建立一种全球伦理，以此消弭日趋尖锐的文明冲突，达致世界之永久和平。在此努力之中，道教善书作为一种影响中国后期至深的伦理系统，其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应该具有相当的启迪意义。

作为一套伦理系统，道教善书启示我们，当代伦理重建应该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无论何种文明，如汤因比所揭示的，发展至今都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在经过无数次的挑战与回应后。如此，当代伦理重建应当普遍吸纳各个文明的优秀成果，从中找出可以全球推开的普世价值，形成一种多融摄、多维度的全球伦理。唯其如此，此一伦理才有可能获得广泛的世界认同。质言之，文明间的相互尊重应是当代伦理重建的基本原则。道教善书以道教理念为其核心，广泛吸纳儒学、佛教的有益成份而开示出来的一套新的伦理系统，为此提供了可资榜样的实例。

作为一套解释系统，道教善书启示我们，当代伦理重建应该尽量贴近现实的吁求，并对现实之种种际遇富有阐释的意义。这种阐释一方面应对既定秩序给出一个合于逻辑的解释，另一方面则应对超越既定秩序的愿望给出一个未来的预设。唯其如此，重建之伦理方能激起人们强烈的践履欲望，导引出巨大的社会化推力。立足此在，它会鼓励人们积极正当的进取，最终达致潜能的圆满发挥。放眼未来，它则又会鼓励人们忍辱贵生、安贫乐道，不致采取对抗社会的激烈行动。一套伦理系统是否将被人们接纳实践，此一阐释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套仪式系统，道教善书启示我们，当代伦理重建不是为了哲学或其他的目的，而是为了实践，是要将其化为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如此，这些伦理首先应该切实可行，而不应是书斋内的故弄玄虚，更不应是某种惑人眼目的装饰。质言之，强烈的实践意愿应该时时刻刻作为伦理重建的宗旨。此外，为了将其化为社会行动，道教善书启示我们，与之配合还必须有一系列的实践手段。这些手段同样应该切实可行，而不应是花里胡哨的纸上谈兵。唯其如此，重建之伦理方有可能成为一套实践系统，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社会规则，离开了实践，便什么意义也没有了。

通过对《太上感应篇》的考察，有学者已经指出：道教善书所开示的伦理系统是一个为利而善的伦理系统，一个人的善行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好的行为”，且很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有好报的行为”[37]。质言之，道教善书所开示的伦理系统实是一个工具理想的伦理系统。在理想主义的境界伦理梦想必遭破灭之当下，道教善书所具有的工具理性特色，对当代伦理重建也应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1] 关于此之多性特色，笔者在《<太上感应篇>：宗教文本与社会互动的典范》（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一文中已经尝试提出，然未系统展开。

[2] 陈宝父：《太上感应篇圆说》，《藏外道书》册12，页99上～120下。

[3] 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页40。

[4] 窪德忠：《道教史》，萧坤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页267。

[5] 《阴骘文注》，《道书集成》卷十九，页708上～733上。

[6] 《觉世真经注证》，《藏外道书》册4，页120上～164下。

[7] 《太微仙君功过格》，《道书集成》卷二三，页153上～157中。

[8] 《文帝孝经》（又称《文昌孝经》），《道书集成》卷六，页610上～618上。

[9] 《文帝延嗣经》（全称《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道书集成》卷六，页710上～714下。

[10] 《文帝救劫经》（全称《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宝经》），《道书集成》卷六，页715上～718下。

[11] 《蕉窗十则注解》，《藏外道书》册12，页656上～679上。

[12] 《十戒功过格》，《道书集成》卷二四，页119上～149上。

[13] 按，后起之《文昌帝君丹桂籍》（实即《文昌帝君阴骘文》之增改）将此二句扩为“忠主孝亲，敬兄信友，和睦夫妇，教训子孙，毋慢师长，毋毁圣贤”，更见其对儒家伦理完整性的重视。

[14] 《关帝忠孝忠义经》（全称《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道书集成》卷六，页597上～605上。

[15] 《忠诰》，《藏外道书》册7，页173上～190下。

[16] 《孝诰》，《藏外道书》册7，页191上～201下。

[17] 参见段玉明：《佛教劝善理念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8] 《警世功过格》，《道书集成》卷二四，页150上～164上。

[19] 《圣帝大解冤经附戒杀放生文》，香港仁枫洞佛道社印赠。

[20] 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6。

[21]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杜正贞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40。

[22] 杜佑：《通典》卷一七《选举》。

[23] 袁采：《袁氏世范》卷三《治家》。

[24] 林志云编校：《了凡四训——安身立命之学浅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6。

[25] 《道书集成》卷二十，页69上。

[26]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页213、页243。

[27]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28] 《道书集成》卷二十，页68下。

[29] 《道书集成》卷十六，页390中～391上。

[30]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页35、页43。

[31] 《石音夫功过格》，《藏外道书》册12，页91上。

[32] 《感应篇图说》，《藏外道书》册27，页117上～296下。

[33] 《阴骘文图说》，《藏外道书》册27，页297上～398下。

[34] 参见福井康顺等：《道教》（第2卷），朱越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45。

[35] 参见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36] 关于这一方面，可参看郑志明《中国善书与宗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之有关部分。

[37] 参见陈静：《道教劝善书的道德教化功能——以<太上感应篇>为例》，载《道教与伦理道德建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页452～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