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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的起源，虽有多种版本的解说，但起源于商周时代的神话传说，及秦汉时期的方仙道却是道学界的共识。山东半岛因其特殊的地域环境，自古以来就神话传说盛行，山东半岛在先秦时期发展起来的方仙道，借助于秦皇、汉武的力量，在秦汉时期达到了她的极盛。

（一）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日、月似从大海中跃出，特别是那神秘莫测，时常出现的海市蜃楼，明灭变幻，虚无缥缈，更是激发了半岛先民那无限的遐思和丰富的想象。

幻想海上有仙山，仙山有神仙，神仙长生不老，随之产生了有着区域特色，富有想象力的半岛神仙文化。这种神仙文化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就扩散到半岛地区之外了，《史记.封禅书》记：“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说的是自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以来，就使人到渤海寻找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虽说渤海不单指山东半岛沿海，但从后来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祠神求药的活动范围看，几乎全部集中在山东半岛一带。所以这里提到的渤海，也主要应是山东半岛北部沿海。这说明山东半岛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就有很大影响了。

天地和日月星辰是当时山东半岛民间崇拜的最高偶像，由此而产生了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等神仙。

《史记·封禅书》记：齐地有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说的是八神名目自古就有，也有的说是齐太公以来制造出来的。但至少说明了在齐国初期，八神就已经是人们崇拜和祭祀的神灵了。

齐地八神中，天主在临菑，与齐国的都城在淄博临淄有关。地主，在泰山梁父，梁父即梁甫，泰山东南方的一小山，传说中的东夷首领少昊之墟在此。兵主，在东平，祠蚩尤，因其是东夷族神勇的首领，被族人奉为战神。齐国都城，少昊之墟，兵主蚩尤，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或存在过的人们崇拜的偶像。与山东内陆地区的天、地、兵三主不同的是，半岛沿海地区的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是当时人们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奉为了神灵。这样的神灵更神秘，也更具吸引力。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产生的区域，和山东内陆地区天、地、兵三主所在的区域一样，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日主，祠成山（今荣成市成山头）。不仅因成山头在中国大陆临海的最东端，是大陆最早迎接海上日出的地方，是祠日主之地的最佳选择。成山所在的区域也是山东半岛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这里就设置了不夜县，“不夜，有成山日祠”。西汉时期的不夜县据传曾是古夜国所在地。《齐地记》载：“古有日夜出，见于境，故莱子立城，以不夜为名”。尽管这样的记载带有神秘色彩，但至少可以说明成山在莱夷时期也非荒漠之地，能够创造出祠日文化，成为祠日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月主，祠莱山（今龙口市境内）。莱山乃秦、汉时期中国八大名山之一，能得此重名，显然靠的是古莱国的文化，莱国曾经是东方有影响的大国，曾统治过山东半岛绝大部分区域，在莱山之北是西周时期莱国都城——归城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记，“黄（黄县，今龙口）有莱山松林莱君祠”。月主祠之莱山，也就很顺理成章了。

阴主，祠三山（今莱州三山岛）。三山岛附近的过西村，据考是夏代方国所在地。《史记》唐司马贞《索隐》：“过，寒浞之子浇所封国也，猗姓国。晋地道记曰‘东莱掖城有过乡，北有过城，是古之过国者也’”。这是能查到的有记载的胶东最早的封国了。

阳主，祠之罘（今烟台芝罘区境内）。之罘在先秦时期是著名的港口转附。“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而且这里还出土了胶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古人类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白石村遗址，这都说明了之罘同样有着久远的历史文化背景。

四时主，掌管四时，即古代的天象、历法，祠琅邪（今胶南市琅岈）。琅邪，《汉书.地理志》记载：“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吴越春秋》也记，越王勾践曾“徙都琅邪（琊），立观台以望东海”，也说明了琅邪在先秦时期就是十分发达的古代都会了。

毗邻大海的神秘，历史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产生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文化背景派生出了仙山、仙人、仙药的传说，先秦时期的许多王公贵族，包括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多次山东半岛来祠神求药，一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特别是对日、月、阴、阳和四时五位神主的崇拜和敬畏，再是为了达到自己长生不老的私欲需要，正是这二者的统一，使先秦时期丰富和发展起来山东半岛的神仙文化，其影响力在秦汉时期达到了她的极盛时期，为中国道教的产生做好了思想上和队伍上的准备。

 （二）山东半岛神仙传说的巨大影响，使得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踏上了东方祠神寻仙之路。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说的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东巡祠八神，祈求福佑。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对天主的祭祀，“其祀绝，莫知起时”。秦始皇及后来的汉武帝到原齐国地祭祀八神，多是直奔半岛沿海地区，祭祀的是半岛沿海地区的五位神主。

秦始皇的这次巡游，“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向秦始皇谈及海上有仙山、仙人的方士“不可胜数”，由此可见，半岛神话传说影响之大，方士数量之多。秦始皇东巡山东半岛，“并勃（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秦始皇这次东巡，途经黄县（月主所在地），攀成山（日主所在地），登之罘山（阳主所在地），再登琅邪山（四时主所在地），都是神主之地。秦始皇还在琅邪停留了三个月，迁来百姓三万户到琅邪台下居住，免除了他们十二年的赋税徭役，可以看出，秦始皇对东方神主和半岛文化的崇拜和敬畏。

公元前219年的这次东巡，徐福等人上书秦始皇，“言海中有三神仙，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登之罘，刻石”，表白自己“广施文惠，明以义利”，“群臣嘉德，祗诵圣烈”的功德。秦始皇这次东巡，《史记》里虽然没记行礼祠神之事，但秦始皇费时费力来到山东半岛，“登之罘，刻石”，祠神求仙也必定是其东巡的主要目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来到山东半岛，还是为了寻仙求药，祈求神灵的福佑。《史记.始皇本纪》记：“方士徐市（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徐福再次游说秦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望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驽射之”。秦始皇“乃令入海者贲捕巨鱼具，而自以连驽侯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同是《史记》里，但说法不一样，《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却是这样记的：徐福说：“臣见海中大神，.....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我们今天无法论证徐福到底说得什么，但不论说得哪一条，都展现了山东半岛神仙传说那特有的魅力。《史记·封禅书》里记，始皇“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说秦始皇希望能得到海中三神山中的长生不老药，没能如愿，回来的路上在沙丘宫病死。

史书有记载可查的，汉武帝有九次来到山东半岛，或在海上，或在陆上，行礼祠神，寻仙求药。

汉武帝深信山东半岛乃神仙之地，汉武帝的重要谋臣、以滑稽讽谏见长的东方朔也曾说：“神州，东海（当时黄海称东海）中，地方五百里有不死草生琼田中，草似菰苗。人已死者，以草复之，皆活。”早在汉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就曾“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寻找安期生等仙人。汉武帝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也效仿秦始皇亲自东巡山东半岛，祭海求神。

《史记.汉孝武本纪》记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47岁的汉武帝开始“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汉武帝这次东巡，“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于是汉武帝增派船只，“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汉武帝还“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给方士驿车，并秘密派出了数以千计的使者去寻找仙人。司马迁用了“以万数”，“数千人”，“以千数”来形容当时神仙鬼怪的传说在半岛沿海一带的盛行及方士数量之多。夏季，汉武帝再次东临海边眺望，“冀遇蓬莱焉”，希望能见到蓬莱仙山和仙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汉武帝“至东莱（东莱郡，辖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宿留之数日”，“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又派出数以千计的方士去寻找神仙奇物，采集灵芝仙药。还到三山岛（阴主所在地）附近“祷万里沙，”以求神灵福佑。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汉武帝“北至琅邪，并海上”，来到琅邪，以求神灵福佑。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10月，汉武帝“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土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汉武帝考察入海寻仙和方士求神的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话应验。但汉武帝又派出了更多的人去寻找，希望能遇到神仙。太初元年12月，汉武帝再次“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遥望而拜祭蓬莱仙山，希望能到达仙人居住的异境仙庭。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汉武帝虽然对方士们的荒唐话越来越厌倦了，然而却始终笼络着他们，不肯与他们绝断往来，总希望有一天能遇到神仙。

《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汉武帝“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琅玡、成山、芝罘，是祠四时主、日主、阳主之地，汉武帝来此三地，一是礼拜三神主，祈求神灵福佑，二是继续寻求见到仙山、仙人。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四月，汉武帝“幸不其（不其县，崂山在其辖区），祠神人于交门宫”。说汉武帝在不其县交门宫祈求神灵。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汉武帝以68岁的高龄，再次“行幸东莱，临大海。”对这次求仙，《资治通鉴》还做了这样的记述：“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馀日，不得御楼船，乃还。”说汉武帝想亲自入海寻找仙山，群臣劝阻，汉武帝不听。然而风大浪涌，无法控制楼船，汉武帝在海边呆了十多天，只好返回长安.三月，汉武帝对屡屡寻仙人仙药而不得的方士“皆罢斥遣之”。

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远离秦、汉时期的都城，当时的车辆、道路条件，往返一次至少得一、二个月，而且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但山东半岛神仙文化却对秦皇、汉武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秦始皇痴迷了终生，最后还死在了祠神求药而不得的归途中；汉武帝比起秦始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半生九临山东半岛。这些由皇帝亲自带领，大规模的祠神求仙活动，扩大了山东半岛神仙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壮大了半岛地区，乃至全国的寻仙求药的方士队伍，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道士的出现做好了队伍上的准备。

 （三）山东半岛神秘而充满幻想的神话传说，秦皇、汉武等东巡祭海求仙的故事，“数以千记”、“以万数”、“不可胜数”的庞大方士队伍，使山东半岛处于浓厚的宗教神秘氛围之中。这种氛围，显然是孕育道教文化产生最适宜的土壤。

以山东半岛为主要地区而盛行的探险求仙的方士之术，形成了后来的神仙家，即方仙道。早在汉武帝时期，半岛地区的方仙道家们就有了自己传道的活动场所了。《汉书.武帝纪》记：汉武帝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视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汉书.地理志》记载：“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后汉书.逸民列传》也记载了逢萌到崂山修道：“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今潍坊昌邑）人也”，因王莽杀其子，“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唐李贤注：劳山“在今莱州即墨县东南，有大劳、小劳山。”也就是今天的崂山。崂山《太清宫志·开山始基篇》也记载：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崂山就“修茅庵一所，供奉三官”，公元前138年，“再建庙宇，供奉三清，名曰太清宫。”虽然《太清宫志》的有些记载还有待考证，但《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就足以说明，崂山在东汉末年的“天师道”、“太平道”出现之前，做为其前身的方仙道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场所的活动了。被北魏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誉为“海上仙山之祖”的昆嵛山也是道教圣地，清《山东通志》记载：“麻姑，王方平之妹，汉恒帝时，修道于牟平之姑余山，今姑余山一名昆嵛，仙迹俱存。”说“仙迹俱存”，主要指昆嵛山现在仍保留有唐、宋时期的“麻姑梳妆阁碑”。麻姑修道于昆嵛山也可能是传说，但晋葛洪《神仙传·麻姑传》记，汉孝恒帝时，麻姑“见东海”，“到蓬莱”，这至少可以说明麻姑在“太平道”创立之前的汉恒帝时期，曾修道于山东半岛沿海一带。

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指出：“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衍化为道教的修练方术，神仙方士也逐渐衍化为道士。”当然，这种“衍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逐步过程，但方仙道是道教的思想源头，方士衍化为道士，已是中国道教界的共识。南怀瑾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一书中也指出：“道家的神仙方士之术，到汉武帝之世而昌盛，开启后来东汉、魏、晋道家神仙方术思想的基础。再变而有北魏正式道教的形成。”道教产生后，继承发展了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使之成为最核心的教义，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神仙传说与方术是道教丹鼎派的直接来源。所以说山东半岛神仙文化的影响并未因汉武帝对方士“皆罢斥遣之”而终止，她的影响只是改换了一下形式，融入道教文化，为东汉时期中国道教文化的兴起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以更高的文化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山东半岛是中国道教文化产生的重要源头，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产于琅邪并对“太平道”创立者张角有着重大的影响的《太平经》。《后汉书.襄楷列传》记载，“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神书，指太平清领书，即道家《太平经》。《太平经》“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认为天地之性是由阴阳所构成的，《太平经》的阴阳五行思想也是道教的重要源头之一。《后汉书》唐李贤注曰“干吉﹑宫崇并琅邪人”。琅邪，指琅邪国，在山东半岛东南部，琅邪国所属琅邪，是八神之一的四时主之地。太平清领书出自东汉末年琅邪，决非偶然，山东半岛深厚的神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方仙道氛围是太平清领书在琅邪地区出现的基本条件。张角，即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起义领袖，是太平清领书的继承人，利用《太平经》，创立太平道。《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典略曰‘光和中，东方有张角，......角为太平道’”太平道之名源于《太平经》：“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急教帝王，令行太平之道”。太平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与《太平经》所谓奉天地、顺阴阳五行而杂以巫术的思想基本吻合。《后汉书.刘焉列传》记载，太平道的传教方式是：“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其教人“叩头思过”亦源于《太平经》卷九十七：“今欲解此过，常以除日于旷野四达道上四面谢。叩头各五行，先上视天，回下叩头于地。”太平道饮符水则可除病去疾，也与《太平经》所载如出一辙。《太平经》卷九十二称：“以丹为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将告人，必使沐浴端精，北面西面南面东面告之，使其严以善酒，如清水已饮，随思其字，随病所居而思之，名为还精养形。”卷一百八又称：“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诀于丹书吞字也。”这都可以看出，张角是利用《太平经》创立了太平道。

太平道据《太平经》创教，亦据《太平经》组织黄巾起义。史称张角自号“大贤良师”，倡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太平”，其所言“大贤”“黄天”等词，以及选甲子为起义之年，皆可在《太平经》中找到根据。《太平经》卷九十载：“治国欲乐安之，不得大贤事之，何以得一旦而理平？”《太平经》以奉天地、顺五行为主旨，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序，汉以火德王，汉运衰，代汉而兴者当为土德，土色黄，故张角自称“黄天”，以示将承汉祚而王天下。《太平经》卷三十九又称：“甲子岁也，冬至之日也，天地正始起于是也。……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该经有“三五气和，日月常光明，乃为太平”之语，可见张角选择甲子年（公元184）三月五日作为黄巾起义的日期，显然是受《太平经》的影响。《后汉书.皇甫嵩传》记，中平元年（公元184）春二月，张角“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后汉书.孔融传》记“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说北海国的黄巾势头最大。北海国辖胶莱河、潍河两岸地区，西至今潍坊昌乐以西，东至今胶东半岛腹地莱阳以东。当时，胶东的东莱郡和北海国均为青州之地，青州排在了农民起义队伍的八州之首，北海的黄巾势头最大，显然是受《太平经》影响最大，道徒也最盛。张角的黄巾起义当年就被东汉王朝重兵围剿失败了，四年之后，中平五年（公元188）“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琅邪国当时为徐州之地，可以推断出“青、徐黄巾复起”，山东半岛仍是主要地区。而且这次“黄巾复起”的规模很大，仅青州一带至少有百万之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青州黄巾觽百万入兖州”，这都说明了《太平经》在山东半岛一带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是太平道的发源地和其活动的主要区域。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创立“天师道”的张陵（张道陵）拥有的《太平洞极之经》是《太平经》的另一版本，天师道的重要经书《老子想尔注》的内容也多于《太平经》相合，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太平经》的出现和传播，即标志着道教的形成。”这至少说明了《太平经》是道教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后汉书.刘焉列传》也记，“修法略与角同”，说汉中张修（张陵之后，和张陵之孙张鲁同时）的天师道与张角的太平道大略上相同。也说明“天师道”和“太平道”属于统一思想体系。这都说明了出自东汉末年山东半岛琅邪的《太平经》，对全国道教文化的传播和道教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重大的影响。太平道三十六方的术数观念，为后世道教所继承；后世道士持九节杖、着黄衣、戴黄冠，用符水、咒语等道术为人治病消灾，等等，也都承袭太平道的规制。

东汉时期早期道教的两大教派，“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陵（张道陵），“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虽说都不是山东半岛人，但半岛地区浓厚的民间宗教氛围，秦始皇、汉武帝在山东半岛组织的大规模的祠神寻仙活动，以及“数以千记”、“以万数”的庞大方士队伍，包括《太平清领书》对“太平道”创立者张角的影响，山东半岛对道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所带来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都是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山东半岛，催生了中国道教文化，是中国道教文化产生的重要源头。

（来源：东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