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末论”的观念不仅影响到民间此起彼伏的起义和造反，而且几乎在中古时代每次王朝交替过程中，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理论依据，这可能是以往中古史学者尚未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

2、魏晋隋唐间王朝更替中的道教影响

在这方面，索安有两篇经典文章值得一读，一是“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Early Taoist Messianism: Lao-tzu and Li Hung.” （早期道教救世主义中的真君形象）History of Religions, 9, 1969-70；二是“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国之重宝和道教秘物——谶纬中的道教渊源）, 1983年初刊，刘屹中译文载《法国汉学》4辑，中华书局，1999年。尤以后者最为重要。在前一篇，她指出：成汉的李雄、刘宋的刘裕、北魏的拓跋焘和唐朝的李渊，很可能都曾根据道教的理论把自己作为救世真君的化身，以此象征天命在己。道教终末论和救世真君的思想，不仅对民间叛乱者有影响，就是真正掌握权柄的上层统治者对此也心有所动。说明道教在中古社会绝不只是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粗俗的迷信。道教的理念其实在中古时代很多场合下，甚至成为建构一个理想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后一篇文章中，她不仅从中国上古思想源头中寻找奠定后世道教与王朝政治关系的基础观念，而且还具体分析了道教在曹魏、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北魏、北周这六个王朝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样的分析在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乃至道教史研究中都似尚未见过。不过她当时所依据的还是以正史文献为主，现在有条件从道教本身的材料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她之后的西方学者，又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其一：曹魏的建立与降曹的五斗米道高层的关系。220年曹丕篡汉的仪式结束不久，曾经是张鲁部下的李伏上贺表，大意说早在曹操被献帝封为魏公的那一年，汉中就有一块号称是孔子玉版的图谶，说应当得天下的是“魏公子桓”而不是曹操，这是早有定数的。此奏表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刘艾的《献帝传》。龙显昭曾在《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1期）中提及李伏和他的表奏，但没有从道教图谶的角度详加分析。近有Howard Goodman, “Celestial-Master Taoism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s’ao-Wei Dynasty: The Li Fu Document.” (天师道与曹魏的建立：李伏奏表) Asia Major, 3rd ,7-1,1994.（已收入氏着Ts’ao P’i Transcendent: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Dynasty-Founding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Han, Washington: Scripta Serica, 1998.）认为这反映了张鲁在汉中降曹后，五斗米道高层人物借着曹丕篡汉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也对五斗米道在当时的发展传播有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汉末张天师世家在曹魏时期显赫一时后，很快就在历史上变得悄无声息了。直到唐玄宗时代，才又正式建立起张天师的家世谱系及其对全国道教的象征性领导地位。这一对道教史来说很重要的历史现象，已有T. H. Barrett, “The Emergence of the Taoist Papacy in the T’ang Dynasty” （唐代道教天师教权的出现）, Asia Major, 3rd , 7.1,1994.做了研究。

其二：巴蜀地区的成汉政权与道教的关系。这要首推唐长孺先生《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的最早发现。后来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1期）又有论述。现在还能找到范长生作品的佚文，见唐明邦《范长生的易学思想》（《宗教学研究》2001年4期）。最近的全面研究则是祁泰履（Terry Kleeman），Great Perfection-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A Chinese Millennial Kingdom（大成：一个中国千年王国的宗教与种族）, University of Hawaii，1998.他论证李氏家族利用种族和宗教的力量来强化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得以使大成政权得以维持40多年。但有评论者提出，只有范长生和李雄的关系确实体现出道教背景，祁泰履现在把从李特到李势共8个君主都与道教扯上关系，证据不足。另外，书中对构成李特流民队伍的巴人的族源族属等问题的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三：道教在刘宋代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990年代初曾有人写过道教与刘宋皇帝、道教与南齐皇帝，但价值不大，没能真正切入。道经中有以《三天内解经》、《洞渊神咒经》为代表的几部道经，都很明确地是为刘裕代晋张目。目前对《三天内解经》较近和较权威的研究是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Early Daoist Scriptures（早期道教经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一书中的译注。此外，还有前揭菊地章太的两篇文章，即对甲申大水和对《天地运度自然妙经》的研究。道教的材料不会提供像正史那样明确的人物和事件，但在歌颂和拥戴刘裕这一点上，晋末宋初南方一批道经显示了共同的特点，这是值得注意的。

其四：寇谦之与北魏政权的关系。就在南方佛教和道教共同为刘裕篡晋大造舆论之时，隐居在嵩山30多年的寇谦之却转而北上投靠北魏。南北道教在这一历史关头做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选择。寇谦之与北魏的关系近来又被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给予高度关注。一位是春本秀雄，他关于寇谦之、崔浩、太武帝和北魏法难的论文或报告，从1992年至今已有近20篇，每篇都是很细微的题目。二是刘屹的系列论文：《寇谦之的家世与生平》（《华林》2卷，中华书局，2002年）、《寇谦之与南方道教的关系》，（《中国中古史研究》2期，2003年）、《寇谦之身后的北天师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1期）。刘屹试图在中古道教怎样从南北朝道教发展到隋唐统一帝国中的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回答索安在1983年《国之重宝》一文中提出的问题：为何寇谦之死后，他的北天师道逐渐在历史上消失了。对于寇谦之道教改革提出新见解的还有刘昭瑞《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考论》，（《道家文化研究》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也认为应该重新评价寇谦之在道教史上的地位。

其五：李唐之兴与道教的关系，这是个老话题了。宫川尚志《唐室の创业と茅山派道教》，（1949年初刊，收入《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京都：平乐寺书店，1964年）可能算是比较早的重要论述。其后有索安前揭1970年文中提到真君救世思想影响到李唐的建立。再后有中国学者如丁煌《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应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1975年初刊；收入《唐代研究论集》2辑，台北：新文丰，1992年）。李丰楙《唐人创业小说与道教图谶传说——以神告录、虬髯客传为中心的考察》（《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和李刚《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宗教学研究》1998年3期）等文章，主要说李渊父子利用从南北朝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老君应世，李氏当王”之类的谶语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西文方面较重要的还有魏侯玮（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玉帛之奠：唐朝合法化的仪式与象征）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和柏夷的“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Asia Major, 3rd ,7.1,1994. 柏夷早在1980年曾经有一篇文章《道教的太平救世主义和唐朝的建立》，如很多学者一样，认为李渊集团与道教中人一拍即合，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道教图谶。但在1994年这篇文章中，柏夷认为这种认识过于“简单化”，强调从汉末开始道教的有关劫运——太平的历史观深深影响着六朝的政治与社会；到隋朝时，随着洪水灾害和征辽失败，一种宣扬末世将至，大劫轮回之期已到的信念弥漫社会。并不是道士们为了投机而主动投附李渊，也不是李渊为了夺权而刻意谋划这样的舆论，李渊的名字和身份都正符合当时流传的图谶之说。这种看法比以往的旧说更强调这是当时普遍的宗教信仰和观念。李唐创业阶段与道教的关系，有些传说是到高宗时期才出现的，这方面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