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史料方面

所谓“新史料”，即道教文物考古方面的实物材料，这方面的总论性的论述有Stephen Little，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道教与中国艺术）,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00。此书是对2000-2001年间在美国芝加哥和旧金山两地举办的一次道教艺术展览的151件展品的目录及说明，前面有5篇专论性的文章。但书中对道教的范围定义得太过宽泛。此外还有王育成《道教文物艺术与考古发现》（《法国汉学》7辑）将道教文物分为十类。这里仅介绍研究相对集中的几个方面。
汉魏六朝墓券材料：

较早关注这批材料的是索安等国外学者。如索安有“Traces of Han Religion in Funerary Texts Found in Tombs”（墓券材料所见汉代宗教的踪迹）,1987年初刊，中译文见《法国汉学》7辑，2002年。国内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师道的起源》，《道家文化研究》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和王育成（《东汉天帝使者类道人与道教起源》，《道家文化研究》16辑，三联书店，1999年）的研究。张勋燎还有与白彬合着的《道教考古》巨着即将出版。利用同一批材料进行研究的还有：蔡雾溪（Angelika Cedzich）, “Ghosts and Demons, Law and Order: Grave Quelling Texts and Early Taoist Liturgy.” （魂与鬼，法与令：镇墓文与早期道教仪式）Taoist Resources v.4 nr.2，1993.倪辅乾（Peter Nickerson）“Shamans, Demons, Diviners, and Taoists: Conflict and Assimil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Ritual Practice(c, A. D. 100-1000).” （巫师、鬼怪、卜者和道士：中古中国仪式实践中的冲突与同化） Taoist Resources, 5.1 ,1994. 同氏着、泽章敏译《中国の中世初期にぉける鬼神观と官僚制——道教の宇宙论にぉける六天につぃて》，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编《道教の历史と文化》，东京：雄山阁，1998年。韩森结合唐宋时代的墓券和相关文献，描绘了宋代社会信仰中完备的地下鬼神世界，但对于了解汉代以降的地府世界也是极为重要的。书中详细描绘了地府的官僚体制，在人间得不到的公正在地府可以得到（在人间法庭的延伸），但地府仍有贪污索贿的官员。详见Valerie Hansen, 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谈判：人们怎样使用契约？600-1400年）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这些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可能不会仅有助于道教或民间宗教领域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与政教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理解。

2、敦煌道经：

研究概况见刘屹《论20世纪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7卷，中华书局，2004年）；林雪玲《敦煌道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敦煌学》24辑，2003年）。在王卡主持编纂的《中华道藏》出版后，他对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篇》所作的补正工作仍然非常值得期待。还有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3年）一书，也堪称利用敦煌道经研究中古道教史的力作。此外，还有以下几篇：

邵文实《敦煌道教试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2期）；张泽洪《敦煌文书中的唐代道经》，（《敦煌学辑刊》1993年2期）；《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季卷）；《唐代道藏与敦煌道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周维平《从敦煌遗书看敦煌道教》，（《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2期）；《敦煌道教的钩玄》，（《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4期）等。

3、图像学：

南北朝时代主要的道教石刻图像资料是北朝道教造像，对此有神塚淑子《南北朝时代の道教造像——宗教思想史的考察を中心に》（1993年初刊，收入氏着《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创文社，1999年）、Yoshiko Kamitsuka, “Lao-tzu in Six Dynasties Taoist Sculpture.（六朝道教造像中的老子）” in 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 Fargue ed.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张燕《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Stanley Abe, “Heterological Visions: Northern Wei Daoist Sculpture from Shaanxi Province”（陕西省的北魏道教造像）, Cahiers d’Extreme-Asie, 9, 1997.柏夷“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of 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从姚伯多碑看早期灵宝经的道佛混和）, Cahiers d’Extreme-Asie,9,1997.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此外，道教石窟造像也値得注意，有胡文和的《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4、其它石刻史料：

道教中人的墓志，目前还没有专门做过系统的整理，只有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辑，2002年）略有涉及。

碑刻方面除了1988年出版的《道家金石略》外，近年还有《楼观台道教刻石》、《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等。其中六朝隋唐时期的材料比较少，也就特别珍贵。还有一些近年来才被发现或公布的宝贵材料。如四川仁寿县的《南竺观记》，有常志静（Florian Reiter）“The Taoist Canon of 749 A.D. at the ‘Southern Indian Belvedere’ in Jen-shou District, Szechwan Province”（四川仁寿县南竺观749年的道藏经目），ZDMG，148-1，1998；胡文和《仁寿县坛神岩第53号“三宝”窟右壁“南竺观记”中道藏经目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2期；黄海德《唐代四川“三宝窟”道教神像与“三清”之由来》，《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台北：中华大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刘屹《唐前期道藏经目研究：以南竺观记和敦煌道经为中心》，2001年洪堡大学会议论文。面对这些具体而微的石刻材料时，可以明显感到固守原来的道教史框架已远远不够了。

总之，近年来的道教研究已经可以提供给中古史学者足够多的有益的学术信息，使我们对相关问题有更专业和更深层次的理解。而道教研究也需要中古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加以启发和激荡，例如对于王朝祭祀与道教礼仪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道藏》中蕴含的丰富中古史史料，还有待道教学者与中古史学者共同加以开发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