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公元7世纪就已正式传入韩国，但是在道教传入后的很长时间里，韩国一直都没有出现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宫观。1 直到高丽太祖七年（924）设立九曜堂后，2 韩国才拥有了历史上第一座专门的道教机构。自高丽第十六代王睿宗（1105～1122）大力引进宋朝道教，效仿宋朝道观建造了高丽的王室道观福源宫之后，3 道教在高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各种由官方设立的道教设施和宫观。在众多的道教机构中，太清观是影响最大的道观之一。

太清观的官署性质及历史沿革

太清观，亦作大清观，与其相关的记录首见于《高丽史》。《高丽史·百官志》“大清观”条载：

大清观。忠宣王置判官，秩从九品。主藏纛，凡出征必祃于本观。恭愍王将讨红贼，制大纛，设官为纛赤。辛禑三年，以纛赤每政叙用，其弊不细，汰之。4

据此可知，太清观作为道观的同时，还是高丽王朝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官署。太清观所设官职为判官，官秩为从九品；恭愍王时为平定来自中国的红巾军之乱增设纛赤一职，禑王三年（1377）又汰除纛赤。太清观作为官署的性质，到朝鲜王朝仍然得以延续。朝鲜太祖元年（1392）定文武百官之制时，太清观是隶属东班的官署，设置“判官二，从九品，权务；都评议录事六、式目录事六、中军录事四、左右军录事各四”5；太宗五年（1405）礼曹详定六曹分职及所属，太清观为礼曹所属。6 这显然是承袭了高丽旧制。

有学者根据《百官志》的记载，认为太清观创建于忠宣王代（1309-1313）。7然而，《百官志》只记载了忠宣王在太清观设置判官一职，并没有说太清观是忠宣王创建的。太清观设判官一职发生在忠宣王改制之时，即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是年，忠烈王禅位于忠宣王，忠宣王登基后立即开始锐意改革。由于改革触动了权贵利益并有反元倾向，在元朝的干预下，忠宣王在位仅7个月就被迫退位，还政于忠烈王。8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忠宣王不可能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的同时，还有精力和时间去创建太清观。而且，精简宗教机构本是忠宣王改革的目的之一，因此，他更加不可能去建造太清观这样的道观。据此可知，太清观的创建时间应该在忠烈王二十四年之前。

《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中都有关于高丽文宗学习唐朝太清宫制度的记载：

秋七月，礼司上言：“谨按《唐书》，玄宗天宝八年闰六月庚寅，亲谒大清宫，御含元殿，受群臣上册。乞依此制，每闰月朔，御便殿视朝。”从之。9

秋七月戊午，礼司奏：“谨按《唐书》，玄宗天宝八载润六月庚寅，上亲谒大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等五尊号，御含元殿，受群臣上册，大赦天下。乞依此制，每闰月朔，御便殿视朝。制可。”10

太清宫制度是唐玄宗于天宝初年创立的道教制度，这一制度奠定了唐代道教繁荣的基础。11 根据以上记载，高丽文宗接受了礼司要求学习唐朝太清宫制度的谏议，但是，礼司的谏议似乎只是要求“每闰月朔，御便殿视朝”，并没有要求建造太清宫。因此，亦不可轻率地判定文宗七年（1053）曾建太清观。仁宗十六年（1138）“改诸殿阁及宫门名”时，有“大清改清宁”的记载，12 但是此“大清”是否就是大清观也不得而知。13 综上所述，文宗至仁宗时代，高丽是否已经设立了太清观还不能确定，但是至少在忠宣王改制之前，高丽已经有了太清观则是没有疑义的。

1392年，李成桂掌握了高丽政权，创立朝鲜王朝，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革除高丽旧制。据《太祖实录》记载，朝鲜太祖元年（1392），曾有革除前朝道观之议：

礼曹启：“道家星宿之醮，贵于简严，尽诚敬而不渎。前朝多置醮所，渎而不专。乞只置昭格殿一所，务要清洁，以专诚敬。其福源宫、神格殿、九曜堂、烧钱色、太清观、清溪拜星所等处，一皆革去。”上从之。14

据此，太清观当于太祖元年被废止。但是据《太宗实录》记载，朝鲜太宗四年（1404），兼知礼曹事金瞻“欲修太清观”，上书云：“国初详定，废福源宫、神格殿、净事色，京城只留太清观、昭格殿二所。”15 据金瞻之说，朝鲜立国之初保留的前朝道教设施除了昭格殿外还有太清观，然而此说与前引《太祖实录》的记载颇不相合。据《世宗实录》记载，世宗四年（1422），礼曹在给世宗的上启中引《重创古记》云：“国初置太清观于文庙之右。”16 既然为《重创古记》，说明太清观当是在被废止后又重新创建的。据此推测，高丽太清观应该是在朝鲜太祖元年被废止，十二年后金瞻又在旧址之上重新创建了太清观。

太宗四年，金瞻重建太清观。次年，礼曹详定六曹分职及所属，太清观为礼曹所属，17 从而再次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在世宗四年又出现了废太清观之议：

礼曹启：“谨稽太清观设置之由，其《重创古记》云：‘国初置太清观于文庙之右，醮天皇太一等神。又于观之南，置讲武堂，有提调官，有教学官、五军录事、六卫参军，以讲阵法。’又云：‘出师者，必受成于学。’兵法有太一计占吉凶四方之星，以为坐作进退之节，盖亦类祃之义也。参详古制，《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宜于社，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而未有文庙一处醮天皇、太一之文。况本国既设昭格殿，以醮太一之神，又设祭于太清观，则不无烦渎。且于旧都仍置，尤为未便。请罢开城府太清观。”从之。18

此次废太清观之议，不仅攻击太清观的宗教活动“不无烦渎”，而且还从儒教礼制出发，攻击其不合礼制，因而收到预期成效。世宗五年一月九日（1423），“吏曹启：‘三军录事、禄官递儿、大清观录事二，今已革去’”，19 可见太清观已经于世宗四年被废止。

李能和据《世宗实录》“国初置太清观于文庙之右”之说，认为此太清观是在朝鲜京城汉阳新设的太清观，并进而推测说：“世宗四年废旧都太清观之时，并罢京城之太清观欤！”20 但是，太宗四年金瞻重修太清观时，朝鲜王朝的首都其实仍然在高丽旧都开城，21因此，当时创置于“文庙之右”的太清观不可能在新都汉阳。又据《世宗实录》记载，世宗三年（1421）：

户曹请修太清观，上谓卞季良曰：“卿知太清观设置之意乎？”季良曰：“总制金瞻尝商确其事，臣则不知也。”吏曹判书孟思诚曰：“太清观创自高丽，其东有射厅，将帅受命分阃者醮之，古例也。且辽东学馆之东，有星宿影殿，其东又有射厅，疑太清观仿此而设也。”上谓季良曰：“太清观信不可无，当置京中，何必置于留后司耶？卿更考古事以闻。”22

世宗在了解太清观“设置之意”后，明确说“太清观信不可无，当置京中，何必置于留后司”，进一步证明世宗三年时，只有开城留后司才有太清观，朝鲜开国之初并不曾在京城汉阳设置过太清观。虽然世宗声称太清观“当置京中”，但是第二年就采纳礼曹上书罢黜了太清观，因而，此后就更加不可能再在朝鲜京城建造太清观。

太清观的宗教功能

太清观虽然是隶属于百官系统的一所官署，但其职守则是服务于宗教性质的活动。因此，它实际上是一所承担着宗教功能的官署机

构，或者说是一座具有官署性质的道观。依《高丽史·百官志》之说，太清观“主藏纛，凡出征必祃于本观”。纛为军中大旗，祃为军事祭礼，属五礼中的军礼，由此可见，太清观是高丽王朝举行军礼之处。《高丽史·恭愍王世家》的记载也能证明这一点：

以守门下侍中李仁任为西北面都统使，赐大纛以遣之。王尝巡御西京，制大纛，置官守卫，以时致祭。至是，授仁任出镇，祃于大清观，及行，令五军卫送于黄桥。又以密直副使杨伯颜为副元帅。自秋以来，东西北面要害多置万户千户，又遣元帅，将击东宁府以绝北元。23

又据前引《世宗实录》的记载：“开城府内古太清观，在文庙之右”；“太清观创自高丽，其东有射厅，将帅受命分阃者醮之，古例也。”可见，“主藏纛”的太清观虽然是隶属东班的官署，但却也是跟军事性的祭祀活动相关的道观，是一所典型的庙署合一的道教机构。太清观建在文庙之西（按：古人以右为西），或有文东武西，文武并举之意。

祃礼本属儒教礼仪，但是，“将帅受命分阃者醮之”则说明，太清观的宗教仪式其实是道教的斋醮仪式。朝鲜世宗四年礼曹上书引《重创古记》云：“国初置太清观于文庙之右，醮天皇太一等神”；朝鲜太宗四年（1404），金瞻“欲修太清观，醮天皇大帝”24；  太宗十六年（1416），“大司宪李原请移祀留后司太清观天皇大帝于昭格殿”25。根据这些记录可知，醮祀天皇太一、天皇大帝是太清观最主要的宗教功能。太清观醮祀的天皇大帝或天皇太一，其实就是太一神。精通前朝道教掌故的金瞻在追溯太清观醮祀太一之旧事时说：

太一，天之贵神，自汉以来，历代奉事，屡获嘉祥。是以前朝置福源宫、昭格殿、净事色，别建太清观。……每当厄运及灾变， 则行祈祷别醮于太

清观；若行兵则将帅诣太清观，斋宿设醮而后行。盖以太一，仁星所在之地，兵疫不兴，邦国乂安故也。……今考太清观行醮之规，年终岁首，只行二度，而水旱灾变，无所祈祷；祠官用内监一人，非所以尽诚敬也。愿自今依宋制，每岁四立日行祭，命代言或侍臣摄事，有祭文，依中祀例，斋五日；遣将帅则依类祭例，将帅诣观斋宿一日行祭，有祭文；若度厄及祈祷，遣文官大臣斋五日，用道流科仪法行醮礼，有青词。令内监四人、道流四人与本观录事二人，更日直宿，朝暮香灯，修葺观宇，铺陈祭器，趁时预备，以致崇奉之意。26

由此可见，在高丽时代，太清观就是醮祀太一、祈禳厄运及灾变之重地；同时，将帅出征也需“诣太清观，斋宿设醮而后行”；而且，太清观的斋醮还取法于宋朝道教的斋醮制度。

太清观中跟军事相关的太一崇拜其实源自中国，据汉代纬书之说：

《春秋合诚图》：“太一离其位而乘斗，后九十日兵必起。”

《春秋命历序》：“太一主风雨水旱兵革饥疫灾害，而游行九宫。”

《春秋纬》：“太一离位而亡奄，不出九十日，兵起伐北方。”27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亦有《太一兵法》，可见太一信仰和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这恐怕正是醮祀太一的太清观成为将帅出征时举行军事性宗教活动场所的根本原因。

注：

1.贞观十七年（643），为迎接唐太宗派来的道士，高句丽曾“以佛寺为道馆”，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道观。

2、4、10、12、23.郑麟趾：《高丽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第16、569、104、252、630页。

3.参阅拙文《试论高丽睿宗的道教政策——以福源宫的建造为中心》，《东北师大学报》2015年第4期。

5、14.《太祖实录》，《李朝实录》第1册，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第97、133页。

6、15、17、24~26.《太宗实录》，《李朝实录》第2册，1954年，第522、403、522、403、213、403页。

7.梁银容、金澈雄均将太清观的设置时间定为忠宣王代。参阅梁银容：《高丽时代佛教》，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盛行韩国的变容》，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6年，第175页。

8.朴延华：《高丽忠宣王即位年之改革》，《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1辑，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5-150页。

9.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四《文宗仁孝大王一》“七年七月”条，首尔：明文堂，1991年，第110页。

11.关于太清宫制度之详情，请参阅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见其著《汉唐道教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3-156页。

13.《高丽史·地理志》作“大清门改清泰”，据此，大清当为大清门。《地理志》与《仁宗世家》所述改殿阁宫门名称多有不合之处，但是根据两文对殿阁宫门的排列顺序，《仁宗世家》“大清改清宁”之“大清”是宫门的可能性更大。参阅《高丽史》卷五十六《地理志一·王京开城府》，第227页。

16 、18、19.《世宗实录》，《李朝实录》第7册，1956年，第264、264、272页。

20 .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年，第242页。

21.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一，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26年，第67-68页。

22 .《世宗实录》卷十三“三年十月辛卯”条，《李朝实录》第6册，1955年，第803页。

27.安居香山、中村彰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出版社，1994年，第773、877、916页。

（作者单位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