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地处长江之尾、淮河之畔、黄海之滨，在历史上，长江、淮河、黄海越境而过，江、淮、海三水在这里汇聚，清、浑、咸三味在这里交融，吴、越、楚三国文化在这里沉积，“有鼓角门戟之雄实，江海门户之要至”。（明万历《泰州志》）自明初以后的600年间，这里很少经历战火和天灾人祸，为历史上少有的祥泰之州。这里“咸鹾赡溢，职赋殷繁”（《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经济发达，人文蔚兴”。岁月的流逝，带来了泰州地域地貌的沧桑巨变，却割不断地方文化的代代相传，遮掩不住泰州道乐魅力的神韵飞扬。在千年传承中，泰州道乐以其独特的魅力，完美展示了泰州宗教文化、盐税文化的质点，树起了一道旖旎的文化风景。

宗教文化：催生泰州道乐诞生

泰州曾是宗教盛行之地，历史上寺庙林立，“儒”“释”“道”三教并存互动，道教与佛教在这里交汇、繁衍、发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释道兼容的宗教文化。伴随着宗教文化的兴起，道乐应运而生。在朝廷的重视下，泰州一些寺庙相继经历了佛教-道教-佛教的转变历程（如南山寺），至今人们还能感受到道曲与佛音的近似关系。今日泰州一街三景，各领风骚：崇儒祠重教崇儒，学者宗师；古光孝寺佛光普照，大师辈出；城隍庙千年风霜，始终绚烂。穿越时空，泰州道乐正是伴随着泰州宗教文化的诞生而产生，而泰州道乐深受泰州道教文化浸润，它是泰州道乐呼之欲出之根。

泰州道教曾堪称全省之最。据王伦先生撰写的《江苏道教》一文中载：“江苏道教，基于神仙方术。秦汉神仙方术流行期间，海陵（今泰州）建有‘江海会祠’，为神仙、方土游息之所。道教自东汉后期形成后，海陵复为道教盛行地区。”东晋时，泰州出现了著名的“海陵十仙”，传说他们都在泰州城内修炼功成而飞升成仙。唐宋以来，道教成为国教。随着道教的兴盛，泰州道教出现了繁荣局面。皇帝御赐修建的道观（如真乐观、集庆观等）不断增加并向周边扩展。明清朝廷在泰州设立了道正司，地点分别在仙源万寿宫和城隍庙（今江苏省境内古建筑群保存最完好的城隍庙）。泰州道观众多，在信众中广泛开展诵经、打醮、祈福和度亡等教务活动。清初时，泰州道教活动盛极一时，几乎乡乡有道士，镇镇有道观，设斋建醮风气尤甚。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余幼所见斋醮坛场无不庄严色相，至于诵经宣号，疾徐抑扬，似有声律。然鼓吹法曲，更唱叠和，独多率真。今道场装饰靡丽固不可言，至乐器赞颂宣扬、引商刻羽、合乐笙歌，竟同优戏。”正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泰州道教音乐继承了古代“巫以歌舞降神，捉以言辞祷神”的传说，在诵经文、做礼忏、行斋醮、放焰口时，乐师们都要运用曲笛、笙、箫、二胡、板胡、中胡、琵琶、阮、大小唢呐、磬、铙钹、云锣、铴锣、小锣、大小木鱼、大小堂鼓、同鼓、单皮鼓、点鼓、小汪子、小提钹等传统演奏乐器来营造出一种空灵、庄重、玄妙、神圣的宗教氛围。其音乐主要用于设坛、上供、焚香、升坛、画符、念咒、发炉、降神、迎驾、诵经、赞颂等斋醮科仪中。音乐的组合随法事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主要的音乐形式有独唱（通常由高功或法师担任）、齐唱、散板式吟唱和鼓乐、吹打以及合奏等。在器乐演奏中，根据主持醮仪的高功、法师在供香、步罡、绕坛、礼拜等宗教仪式中动作的需要，会采取坐乐和行乐的形式来演奏，以配合法师的动作。

自北宋以来，泰州道教音乐的正宗传统曲目有（其标题和曲目名称与全国各地基本相同）：《破阵子》《将军令》《得胜令》《哪吒令》《忒忒令》《到春来》《到秋来》《行街四合》（或“四合如意”）《水龙呤》《寄生草》《定风波》等。不仅如此，泰州道教音乐还具有浓厚的宫廷雅乐风格，除继承了帝王庙堂仪典音乐、祀礼音乐、教坊音乐、诗词音乐外，还保留了唐、宋、元、明历代宫廷音乐的部分乐曲，结构完整、旋律瑰丽，主要有笛曲、鼓段和两者连缀而成的套曲或曲牌。历史上泰州曾出过一位名人，叫徐神翁，他深得朝廷信任，宋哲宗亲赐紫服，授其“圆通大师”称号，宋徽宗三次召其入宫，以备问道。他不仅带去了民间能够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也将宫廷音乐带到民间。宋晁说之《海陵书事》中有“可怜仙驭频来往，从此相传第几翁”的描述。可见海陵（泰州辖区）道教，源远流长；海陵道乐，余音绕梁。

盐税文化：助推泰州道乐繁荣

泰州自古产盐，“天下盐税海陵居半”1。由于地理位置非同一般，文官名宦纷纷集聚这里，创造了“五相流芳”“五贤唱和”2的文化风流。景祐二年（1035），因朝廷诏书全国，要求各地官员推荐通晓乐律之人，范仲淹首先想到了与他在文会堂唱和的胡瑗。胡瑗“长于音律，能晓古乐”，进京后受到了仁宗皇帝的接见，其考订的《周南》《召南》《小雅》等数十篇乐谱影响至今。到了清代，发迹的盐商为享受安闲舒适的士绅生活，将泰州道教音乐与“盐税文化”相融合，并与民间小调、民俗俚音、民间歌谣等相结合，促进了道教音乐从娱神驱鬼走向世俗，逐渐变为动感怡情、愉群乐众的大众音乐。“盐税文化”的兴盛是泰州道乐惊艳繁荣之基。

一盐称盛，百业俱兴。道光年间，泰州地区有三位杨姓道情艺人，说唱水平很高，名噪一时，有“三阳（杨）开泰”之誉。泰州兴化人郑板桥创作的《道情》10首，更使道情曲在江苏风靡一时，也让泰州道情从“劝世文”发展成说唱艺术，进一步丰富了道乐的内容。泰州道情亦雅亦俗，说唱并重。演唱一般流动于街坊店铺、茶馆酒楼及内河客轮、过江轮渡之中，行话叫“踩街”；也有占街市一方空地演出的，俗称“地摊”。表演形式古老而简朴，多为一人持渔鼓、简板，身穿长袍站着说唱，无其他乐器伴奏。演唱时，左臂怀抱渔鼓并手执简板，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拢打击渔鼓，两者配合击打出各种节奏作过门的弦律。泰州道情，曲调易学，演唱灵活，唱者甚多，文人唱此显示高雅，百姓唱此消愁解闲。在这里，道情艺人所使用的曲牌往往并不完全相同，各有取舍，唱法也略有差异。清朝泰州县佐汪琴山一首《竹枝词》中说道：“来往行船唱棹歌，淮南盐舶北门多。不知清化桥头水，近日平添几尺波。”形象地描绘出当时泰州道情昌隆、盐船如织的繁荣景象。直到解放后，据泰州专区文联1951年统计，实际分布在苏北城乡演唱的职业道情艺人，总数在600人以上。

迎神赛会各地有之。由泰州从事盐业运输、装卸行业的劳动者牵头的都天会，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民间活动，每年举行两次，上半年在农历五月十五，下半年在农历九月初九，参加行业多达30余家，称“三十六家胜会”。各会都有乐队，由8名乐工组成，其中锣、鼓、铴锣、小钹各1名，唢呐、笛子各2名，抬锣架鼓架各2名。如为清音，则丝弦琵琶、笙箫管笛人数更多。排练的乐曲各业不同，如脚班《打围》、成衣《昭君和番》、陆陈行《三档》、《回营》、烧饼店《宏阵》、鱼行《水斗》、裁缝《歌姬》等，各有特色。这些人平常练习，每次出会前集中两个月排练，会前几天每晚上街边行边试奏，称“锣鼓踩街”。另外，泰州道乐中的锣鼓曲在当地更是运用广泛，当面锣、对面鼓，各种演出、庙会隔三差五地举行。锣鼓铿锵，唱腔高亢，边说边唱，声情并茂，雅俗共赏，唱的是民间疾苦事，说的是百姓身边话，到嘴到肚，通俗易懂，深受广大百姓喜爱。

泰州盐商官僚阶层，为了附庸风雅，常以文以乐交友，以书以画会客。这种文化氛围，使得泰州道乐与盐商文化既交相辉映，又相得益彰。“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饭后听乐，入夜闲戏”，鱼汤面、拌干丝、坐茶馆、进澡堂、听说书、看评话、唱小曲、赏戏曲。有需求就有发展，道乐也自然走进了寻常百姓的休闲生活。泰州道乐从道场走向广场后，实现了华丽转身，形成了雅俗共赏、形式多样、老少皆宜的大众音乐。小到自娱自乐、文人雅集、堂会“派对”，大到游行集会、祭祀迎神、各种庆典，是老百姓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道“大餐”。不管盐商官僚，还是殷实家庭，凡生辰喜庆、婚丧嫁娶、烹茶饮酒、宴客消闲，都要邀请乐队集体开台或单独坐堂来为主家增色，主人和宾客可凭各自的喜爱提名点奏、合奏或独奏，形式多样。直到解放前后，泰州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民俗，那就是正月十五的“迎会”。这一天要把城隍庙的城隍爷请出来，由四个壮汉抬着上街游行。在“迎会”队伍中，城隍爷的身后有一个庞大的乐队，他们由寺庙里的和尚、道士中的乐工和社会上的乐手组成，盛行时达到百十号人，他们经常演奏的乐曲就是《梅花三弄》。

纵观泰州的道乐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它记载的是泰州文化发展史，反映的是百姓喜怒哀乐，弘扬的是积德行善、爱憎分明。它恪守的是“调不离俗（民俗）、韵不离歌（民歌）、歌不离曲、曲不离器”的传统，在广泛吸收、融合，不断与时俱进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它兼吴楚越之韵，汇江淮海之风，既有江南丝竹的婉约与细腻，又有北方吹打乐的彪悍与雄浑，其精华是它兼容并包和、而不同，让人百听不厌、流连忘返。

[作者高菲菲，单位为泰州学院音乐学院。本文为2015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一般课题“江苏城市文化遗产——泰州古乐的人才培养方法与途径的研究”（编号：2015JSJG525）阶段性成果。]

注：

1.天下盐税海陵居半：《宋史》记载，唐大历（766-779）时盐利“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隆兴元年（1163）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2.“五相流芳”“五贤唱和”：“五相流芳”是指泰州在北宋年间走出了晏殊、吕夷简、范仲淹、韩琦、富弼5位当朝宰相，“五贤唱和”是指北宋泰州文会堂五贤唱和以及泰州光孝寺立的五贤堂介绍。五贤是指滕子京、范仲淹、周孟阳、胡瑗、富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