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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乙金华宗旨》的问世及其道派特征考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尹志华     时间:2017-04-10 10:51:41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太乙金华宗旨》于康熙年间成书后,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多次修订,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太乙金华宗旨》的最早版本,是乾隆年间邵志琳整理本,收录在他增辑重编的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之卷四九中,题《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 邵志琳说他的本子“出自苏门(即苏州)吴氏抄本”。 该本载有潘易庵等人的序、跋,对成书过程作了说明。

据载,康熙戊申年(1668),潘易庵等7人,在毗陵(即江苏常州)白龙精舍设立乩坛,蒙吕祖降坛,传示宗旨。康熙壬申年(1692),屠宇庵收集散编,交与张爽庵汇辑。该年吕祖又在常州红梅阁降笔。最后张爽庵汇辑前后所传,编纂成书。

潘易庵(又名潘乾德)《序》称:“忆自戊申(1668)冬,我纯阳圣祖,传示宗旨,同盟七人,再拜而受。七人之外,无传也。其奥旨不过一二语,全不涉语言文字。迨其后七人各有所叩,我圣祖慈悲,亦不吝教诲,日积月累,乃至成帙。……越二十余年,〔屠〕宇庵复收辑散编,与门下细加校订。”

道藏辑要》本《金华宗旨》,载有正化子恩洪的识语,谓参与康熙戊申扶乩活动的七人,分别是潘易庵、屠宇庵、庄惺庵、庄诚庵、周野鹤、刘度庵和许深庵。 而这七人的身份、志趣又有所不同。刘度庵(又名刘乾善)《序》称:“自余七人归依纯阳圣祖,性情不同,志向各异,时而逃于禅,时而耽于俗学,我祖不禁也。”七人辈份也不同。潘易庵的辈份较高,而屠宇庵、许深庵的辈份较低。屠宇庵(又名屠乾元)《序》称:“忆自丙午岁(1666),余小子元奉教于易庵先生之门,先生授以《净明忠孝录》一册。……迨戊申冬,〔吕祖〕降乩白龙精舍,命易庵先生以下七人,先期具疏设誓,而传宗旨。”许深庵(又名许乾亨)《序》称:“余小子亨自束发随诸先生后,恭聆祖训,多历年所。”

潘易庵等七人于康熙戊申所得吕祖降示,虽然各有笔录,但当时并未汇辑成书。而后来这个七人扶乩团体解散了。屠宇庵《序》称:“自戊申(1668)迄壬申(1692),历二十余年,七人或存或亡,各各星散。”庄惺庵(又名庄乾维)《序》称:“戊申岁(1668),感圣祖厚恩,传授《金华宗旨》……二十年来,怅知交之星散,悲同气之摧残。”

到了康熙壬申(1692),七人中的屠宇庵、庄惺庵,与其它一些人,又组成了一个扶乩团体。张爽庵(又名张坎真)《书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称:“壬申孟夏旬有四日,值纯阳圣祖证道之辰,〔屠〕宇庵先生偕真(张坎真自称)斋沐朝礼,礼竟,辄为扶鸾之举,真佐焉。翼日,真庵潘子适至,伏蒙圣祖首录余二人,命宇庵先生为本师。至五月六日,于古红梅阁,遍礼诸真,始得授《太乙金华宗旨》。嗣后向道者日众,时庵李子继之,返庵冯子偕乃季近庵复继之,而许子凝庵、潘子卓庵又其踵焉者也。复于八月朔,特集五人,传示宗旨于阁上,如余二人科律。而许子则又命之奉教于惺庵先生。”这个新的扶乩团体中,屠宇庵、庄惺庵为师父辈,张爽庵、潘真庵、李时庵、冯返庵、冯近庵、许凝庵、潘卓庵等七人为徒弟辈。

此时,潘易庵已去世。张爽庵撰于壬申仲冬的《书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称:“况易庵诸先生辈,又皆吾党之泰山梁木也。余生也晚,不幸而不获闻绪论于晤言色笑之余,犹幸而获闻遗响于乩走沙飞之际。”可见,潘易庵的《序》乃是扶乩降笔之作。

关于康熙壬申编辑《金华宗旨》的缘起,屠宇庵在《序》中有说明:“今岁(壬申)仲夏,孝悌明王忽奉帝敕来降,重提旧时宗旨。元(屠宇庵自称)即检笥中散简,授同学张子爽庵订辑成书。”不过,康熙壬申年张爽庵所编辑成书的《太乙金华宗旨》,不只是昔日潘易庵等七人扶乩团体所录乩文,还包括了该年新出的乩文。张爽庵《书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明确提到,五月六日在古红梅阁,得吕祖传授《太乙金华宗旨》;八月初一,吕祖又传示宗旨于阁上,“盖以列圣相传之秘,始授诸先生者,既则广传于我七人”。

关于潘易庵等人的道派归属,有必要作些考辨。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华宗旨》中,潘易庵、刘度庵、许深庵、顾旦初(又名顾日融)、庄惺庵、屠宇庵、张爽庵等七人所作序文中,都署“净明嗣派弟子”。然书中所载《神霄侍宸谭长真(谭处端)真人宗旨垂示》,则谓潘易庵等人另有宗派,即太乙法派,“以纯阳圣祖为第一代开宗大道师”,“在坛弟子,俱依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次。潘易庵名乾德,屠宇庵名乾元,庄惺庵名乾维,〔庄〕诚庵名乾心,周野鹤名乾龙,刘度庵名乾善,许深庵名乾亨。以后七人所授弟子,即从坎字叙列,周而复始。”张爽庵为屠宇庵(屠乾元)的弟子,派名为张坎真,正符合这一命名规则。

潘易庵、刘度庵、许深庵、庄惺庵、屠宇庵、张爽庵等六人,在各人所作序文中的署名,都是太乙派的法名,即中间都有一个乾字。署太乙派的法名,却标为“净明嗣派”,个中缘由尚不清楚。《道藏辑要》本《太乙金华宗旨》删去了潘易庵等人的序,只保留了屠宇庵(屠乾元)的序,作为后跋,所标派别则是“金华嗣派”,这可能是编者所改。

从别的文献中,我们得知,潘易庵即潘静观,曾师从全真道龙门派第四代传人朱元育。

清初大儒李颙曾于康熙九年(1670)应常州知府骆锺麟的邀请,前往常州讲学。当地学者名流纷纷与其交游,而潘易庵亦与之有诗歌唱和。李颙弟子王心敬编《南行述》纪其事,并谓:“潘易庵先生讳静观。” 李颙拟期西返,郡人闻之,纷纷挽留。“潘易庵亦出山固留,继之以书曰:‘窃闻大道之兴废,全赖唱导之一人。……夫斯人皆吾与,宇宙总一家,亦何必终日戚戚,思恋故乡,弃从游于中道耶?’先生告以‘久违先垄,痛切于心’,言与泪俱。易庵亦泫然无语。”

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常州府志》卷三六《艺文》,收有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也提到了潘静观,称之为隐士。碑记中说,常州圆妙观于清初圮甚,郡绅孙自式翰林好道,于康熙十年(1671)发起重修,请陈玉璂中翰、龚百药孝廉二人董其事。“龚孝廉自谓昔与岳吏部锺淑、刘工部维烈、隐士潘静观考《仙鉴》源流,各登诸座,如本传。孝廉至今恒与诸友在红梅阁凌晨诵《玉皇经》。”

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谓潘静观为隐士,王心敬编《南行述》说潘静观曾出山挽留李颙,二者对潘静观身份的记载是一致的。从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可以看出,潘静观是好道之士,曾与道友在常州红梅阁诵《玉皇经》。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道德经妙门约》一书,题“晋陵(常州古称之一)为谷道人潘静观注,后学弟子顾日融约”。顾日融于康熙己卯(1699)所作序言称,潘静观“生平深入道教,其于《悟真》《参同》《阴符》《清静》诸经皆有注疏”。

《道德经妙门约》的付梓者是曹廷俊、曹廷彦。此二人为兄弟,其名亦见载于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碑记说,修复后的玄妙观尚未塑神像,因孙翰林赴京补官,遂停工。“越八年,而有耆民曹廷俊兄弟踵成之。”

按: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华宗旨》中有顾日融于康熙乙亥(1695)所作序,称:“壬申(1692)冬,张子爽庵集《金华宗旨》书,诸祖各为序。惺庵、宇庵亦各有言,以附潘、刘诸先生之后,可谓汇众美为大观,极一时之盛事矣。而张子必欲融一言,是白璧而益之瑕也。自壬申迄今,历三四年,融辞之益坚,而彼征之益力,无已,则自述其夙昔所见闻,与生平虽好道而不入道之病,以求证于诸祖诸先生者如此。”

可见,著《道德经妙门》、与李颙有过交往的潘静观,就是康熙戊申年在常州白龙精舍参与扶乩活动的潘易庵。

关于潘易庵的师承,也有文献可考。《藏外道书》所收《丘祖全书》之《丘祖语录》,有潘静观撰《语录后序》,说:“长春真人遗录一篇……其徒珍藏之,但传高足,勿落人间,是以世人罕闻罕见。今所传者,乃龙门嫡嗣碧虚张祖,得诸其师,而手授我云阳老师者也。我师自得此篇后,默默行持,不轻示众,即不肖观,从之二十余载,未尝寓目,其秘可知也。岁在丁未(1667),上丘祖法相,阁上光明焕发,因而法会云集。一日,我师忽出是篇,示二三同志曰:‘此无上法宝也,子辈珍藏勿泄。’观一见不胜惊喜,顶礼拜受,而卒业焉。……惺庵庄子因读此录,忽有所悟,遂发愿付梓流通,公其海内,云阳师笑而诺之。岂非因时赴感,迎机启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观遵师命,董校正之役,谨述缘起。用告同人。”此序署“皇明永乐十三年龙门弟子潘静观拜序”。  按,“皇明永乐十三年”显然有误,很可能是后来的编者为了表明《丘祖语录》流传已久而妄改的。

从潘静观所撰《语录后序》可知,其师“云阳老师”为龙门派传人,师祖为“龙门嫡嗣”张碧虚。

潘静观在《语录后序》中还提到了“惺庵庄子”,即庄惺庵。此人是康熙戊申扶乩活动的参与者,至壬申年,又参加了张爽庵扶乩团体,吕祖命其为许凝庵之师。邵志琳版《太乙金华宗旨》载庄惺庵(又名庄乾维)《序》称:“戊申岁,感圣祖厚恩,传授《金华宗旨》……二十年来,怅知交之星散,悲同气之摧残……不意壬申孟夏,圣祖忽降宇庵坛内。维(庄惺庵自称)闻之,如久客还家,如幼儿遇母,盖欢忻涕泪交集也。”

潘静观在《语录后序》中所说的“云阳老师”,即朱云阳,派名元育(龙门字派本为“玄”,避康熙帝名讳改为“元”)。朱元育著有《参同契阐幽》。他在《序》中说:“元育髫年慕道,最初拜北宗张碧虚师指示玄关……此后足穷五岳,遍参诸方……最后入终南深处,幸遇灵宝老人点开心易……既而束装南旋,入圜办道,赖毗陵诸法侣竭力护持,粗了一大事。丁酉岁(1657)挈门下潘子静观习静华阳(即茅山),兼览《道藏》。”悯《参同契》注者多错会,遂“与潘子究其大义,令笔录焉”。“岁在丁未(1667),许子静笃启请流通,公诸同志。张子静鉴实佐焉。”末署“康熙己酉(1669)仲春朔旦北宗龙门派下弟子朱元育稽首敬撰”。

可见,作为康熙戊申扶乩团体核心人物的潘易庵,乃是全真道龙门派嫡传弟子。但他为何又授予门人屠宇庵《净明忠孝录》一册,而且其扶乩团体也具有浓厚的净明道色彩呢?这反映了当时许真君(许逊)信仰的盛行。许逊飞剑斩蛟、力行忠孝的形象,在道教内外广为人知。许逊关于八百仙人将出世的龙沙之谶,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净明道提倡忠孝,更是得到了儒家士大夫的赞扬。因此,明清时代,许真君信仰和吕祖信仰一样,不仅跨越了教派的籓篱,而且也不局限于道教之内。

明白了许真君信仰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常州的扶乩团体称吕祖是代许真君“阐扬宗旨”(民间的乩坛,以吕祖飞鸾演化为多,许真君较少作为降坛神仙)。值得玩味的是,协助吕祖阐教的,是谭处端和丘处机。这正反映了这个团体核心人物的全真道背景。

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华宗旨》之《天心第一》称吕祖说:“自太上化现东华,递传岩以及南北两宗,全真可为极盛。盛者盛其徒众,衰者衰于心传。以至今日,滥泛极矣,凌替极矣。极则返,故蒙净明许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别传之旨,接引上根。”这段话表明毗陵扶乩团体正是以全真道的继承者自居。只不过是他们对全真道的现状极为不满,所以抬出许逊和吕岩来,作为革新全真道的旗帜,自称得到了教外别传之旨,要接引上根之人。

《太乙金华宗旨》所阐述的主要修炼方法“回光守中”,亦来自全真道内丹学。顾日融《序》称:“访明阳朱道师,而与闻回光守中之旨。”这个“明阳朱道师”,有可能就是朱云阳,“明阳”系误抄;或者是朱云阳的同道。而邵志琳版《太乙金华宗旨》《逍遥诀第八》也载:“朱子(原注:云阳师,讳元育,北宗法派)尝云:‘瞎子不好修道,聋子不妨。’与吾言何异?特表其主辅轻重耳。” 这条材料,证实《太乙金华宗旨》的修炼方法,与朱元育所传全真北宗修炼方法无异。森由利亚《〈太乙金华宗旨〉的成立与变迁》一文已指出,《金华宗旨》的“回光”说“酷似清初位于毗陵的全真教龙门派(朱云阳派)的思想”。 但他没有进一步考察朱元育与潘易庵扶乩团体的关系,没有指出朱元育是潘易庵的老师。

依照《太乙金华宗旨》的说法,“回光”一名“昉之自文始真人”,即关尹子。 现存《正统道藏》中之《文始真经》一书,在《五鉴》中确实有“回光”一词:“譬如两目,能见天地万物;暂时回光,一时不见。” 但单凭此语,看不出关尹子所谓的“回光”与《太乙金华宗旨》所述作为内丹修炼功法之“回光”法有何具体的联系。萧进铭先生指出,全真道祖师王重阳已明确提出“返照回光”的修炼方法。 如谓“返照回光知去处,逍遥自在乐天真,锐然颖脱出嚣尘”; “返照回光亲看过,五色霞光,覆焘明珠颗”。 到了《丘祖语录》,更是将“光”提到本体的高度:“此光超日月,透三界。若无此光,天地亦冥顽不灵,万物何处发生?” 而此本体之光,也就是人的元神、真性:“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神也,性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乎劫数之外,在人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 《丘祖语录》明确将“回光”作为证道方法:“或问曰:‘回光与金丹工夫是一是二?’师(即丘处机)曰:‘回光不止金丹,即宗门真诀也。……吾宗皆是此法。” “学人但能回光,即了生死。”  而《金华宗旨》对光和回光的论述,明显继承了《丘祖语录》的说法。如论光的本体地位:“道无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性命不可见,寄之天光”;“山河大地,日月照临,无非此光”,“聪明智慧,一切运转,亦无非此光”。 如论回光乃修道正途:“诸子只去回光,便是无上妙谛。”“回之既久,此光凝结,便是自然法身。”

《丘祖语录》由朱元育、潘静观公之于世,而潘静观在毗陵扶乩团体中处于师长地位,因此,《太乙金华宗旨》不仅与《丘祖语录》有思想上的继承关系,而且与龙门派有着直接的传承脉络。

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闵一得(1749—1836)所编《古书隐楼藏书》第五册收有《太乙金华宗旨》,则以蒋元庭编《道藏辑要》本为底本。闵一得认为,“是书出于康熙戊辰岁(1688),演成于金盖龙峤山房,实为陶靖庵、黄隐真、盛青厓、朱九还、闵雪蓑翁、陶石庵、谢凝素诸名宿,皆医世之材,故〔吕祖〕授此大道。” 又说:“先哲陶石庵先生寿诸梓。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误得伪本,纂入《道藏辑要》。后得本山原本于浙省,拟即改梓,而板在京邸,及取归,而侍郎又北上,卒于京师,事遂中止。”

闵一得关于《太乙金华宗旨》出于金盖山的说法,不可信。 最重要的反证,就是闵一得的订正本,在《逍遥诀第八》中也有朱元育那句话。因为常州扶乩团体核心人物潘易庵的师父是朱元育,故《太乙金华宗旨》中出现朱元育的话很正常。如果《太乙金华宗旨》是出自金盖山陶靖庵等人的乩坛,也载一句朱元育的话,就很难讲通了。如果闵一得认为这句话是金盖山原本所没有的,他大可删去。事实上他所看到的蒋元庭本,就删去了朱元育的话以及吕祖的评语。他之所以根据别的本子把朱元育的话加上,是为了证明该书所述修炼方法出自全真道而不是净明道。

闵一得对《金华宗旨》一书的来历搞不清楚。他说:“今适游秣陵(即南京),获见世传誊本,亦与陶本不尽合,而较蒋本反多一二节,似又出自陶本者。” “世传誊本”有可能是邵志琳改编以前的本子,而邵本作了删节,蒋本又在邵本基础上作了修订。闵一得不清楚该书的流传经过,见到一个跟蒋本不一样的本子,就以为可以坐实他所说的最初的原本是金盖山房的“陶本”。事实上,所谓“陶本”完全是他想象出来的,以提高金盖山的地位。所谓陶靖庵等七人,也是根据《太乙金华宗旨》的几篇序中提到扶乩团体有七人,而拼凑起来的。闵一得的编造最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在《逍遥诀第八》中有一段注释,说:“山本此下载有王昆阳律师玄论,时为康熙戊辰秋(1688),律师自北南来,馆于杭城宗阳宫,靖庵、隐真往谒,呈上此书。”闵一得在这段话的后面标明“太定谨白”。 “太定”即陶太定,俗名陶思萱,号石庵子。闵一得想以此来表明他所说的真实性。但是,闵一得撰《金盖心灯》、道光年间完颜崇实与北京白云观监院合编《白云仙表》,都载王常月羽化于康熙十九年(1680)。 而陶靖庵、黄隐真二人,按闵一得《金盖心灯》所载,更是早于康熙十二年(1673)就羽化了。 有人提出,“戊辰”可能是“甲辰”之误。 闵一得撰《金盖心灯》卷二《詹怡阳律师传》,鲍廷博注引《金盖云笺》说:“康熙三年(1664)岁次甲辰三月,国师王真人(王常月)由京师出驻浙杭之宗阳宫,从者二十余人。”又《金盖心灯》卷三《谢凝素律师传》谓:“康熙甲辰(1664),〔谢凝素〕出〔金盖山〕谒昆阳王祖(王常月)于宗阳宫。”即使我们承认“戊辰”为“甲辰”之误,也不能证明闵一得所说《金华宗旨》最早出于金盖山的真实性。

按照闵一得的说法,蒋元庭编入《道藏辑要》中的《金华宗旨》是“伪本”。 那么,只要闵一得刊出“原本”,真伪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他为什么只是刊出蒋元庭本,来费心地加以“订正”呢?合理的解释就是,金盖山根本没有所谓作为原本的“陶本”。闵一得在为《皇极阖辟证道仙经》写的《序》中说:“《金华宗旨》伪本虽入《藏》,而板存姑苏,取以重梓,亦自易易。且其所误不过支派混淆,取证失真,明眼人见之,自然立辩”。 可见,闵一得拿不出原本,才东说西说。他又辩解既有原本《证道仙经》,为何不直接付梓,说:“原可照本翻刻,然伪本流传已广,必须补其缺,正其误,一一标而出之。”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只要把原本付印,“伪本”不就没有市场了吗?还用得着在“伪本”上费心校正吗?实际上,闵一得声称拥有“原本”,一是为了提高金盖山的声誉,二是为了方便他对经文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修改而已。

据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的凡例,其所采经籍出自湖州金盖山云巢精舍刻本者有:《金刚经注释》、《群言会粹》、《金丹种子》、《警世功过格》。 《金丹示掌初编》,凡例中说出自云怡草堂刻本,但正文标题下则注明原本为湖城云巢精舍降笔抄本。 邵志琳在《金丹示掌初编后记》中说,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蔡来鹤从湖州捧回重订。 蔡来鹤、邵志琳二人为师徒关系。 蔡来鹤系全真龙门派道士,是刊刻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的发起人,邵志琳则负责增辑重编。据《金盖心灯》卷七《邵秋漪先生传》(秋漪为邵志琳的号)说,蔡、邵二人与金盖山的关系很密切。 如果金盖山拥有原本《金华宗旨》,蔡、邵二人是不会忽视的,或者直接采入此本,或者据以校勘。而《吕祖全书》中完全没有提到金盖山刊刻有《金华宗旨》,也可证明闵一得所说站不住脚。

(谨撰此文恭贺熊先生八十华诞。感谢熊先生发起编纂《老子集成》,我得以预其事,增长了许多见识。此文中提到的《道德经妙门约》,也是由于编纂《老子集成》,我才知道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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