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海外华人开始打破地域、宗族及聚居地的轸域，开始跨地区、跨行业合作时，关羽信仰也起到了垂范作用。如1963年9月成立的“世界龙岗亲义总会”就既是地缘性，又是亲缘性的世界性组织。该会缘起于清朝初年广东开平县单水口的一场地产纠纷，刘姓为当地小族，势不足以抵御豪强侵掠，“乃集刘、关、张、赵姓四人士商决兴建祠庙于冈上，塑奉汉昭烈帝，关壮缪侯、张桓候、赵顺平侯、及诸葛武侯诸神像、并名之曰‘龙冈古庙’，以社觊觎者谋。”“龙冈之组织乃从此而发祥，该地为台山、新会、开平三县交界处、当地同胞列海外谋生者最早。侨居美国之四姓宗亲于逊清光绪初年即于旧金山布碌港首先建造龙冈古庙、宣统二年旧金山龙冈公所落成，为四姓侨胞联络中心。继则由美国各埠扩展至其它国家”，现在已发展壮大，“世界各地有关龙冈组织者共为一百四十六个单位，拥有宗亲约三百余万人，占海外华侨总人数七分之一。龙冈宗亲遍布全球。”他们还对“龙冈精神”进行了现代伦理的诠释：

“曰忠、曰义、曰仁、曰勇。简言之，‘尽己之谓忠’，‘行而宜之谓义’，‘博爱之谓仁’，‘见危受命之谓勇’。此四者，亦为我国固有伦理、道德之精髓，龙冈宗亲视为立身处世之准则，造次如是，颠沛不违，其宗旨乃秉承刘、关、张、赵四先祖桃园结义，古城聚会之精神，遵奉先主遗训，亲爱精诚，团结互助，共谋福利为鹄的。”可供思考。说明关公信仰仍然在海外华人中具有垂范榜样及凝聚意义，并在新一代华人华侨中继续延展。

二，台湾的关公信仰

比较特殊的是台湾关庙及关帝信仰。虽然郑成功已把明廷的关羽信仰植入台湾，并在驱走红夷（荷兰殖民者）以后，即在首府台南修建祀典关庙（永历二十三年，即1669年，今称台南“小关帝庙”），据说就是傍依南明宁靖王府的钟楼修建的。康熙收复台湾时，台湾犹有抵触，故新建庙宇不多。干隆平林爽文乱，福康安率大军来台，内地官吏也陆续赴台履新，与原有关羽崇拜结合，各地开始陆续增修关庙。而以嘉庆以后漳、泉移民潮带来本土关羽信仰，修庙最多。台湾把五位神祗尊为“恩主公”，如台中圣寿宫供奉的恩主公就包括关圣帝君（关羽）、孚佑帝君（吕洞宾）、司命真君（灶神）、北极玄天上帝（玄武）和岳武穆王（岳飞），而以关羽为主祀神。又干隆台南《贴纳武庙香灯示禁断碑》谈到：

“前经仝通土老番朥望、社番凉等，会同于耆，共相妥议，暨本庄内外旱产纳香灯者，更贴丁饷。议规立约，俱各心安。因凉等悮查底里，于清厘案内禀复黄大谟等，有名兹硬等细查确据，不敢欺神，亦不敢扰众，仍依旧识，囗充香祀。但私约难定，官断有凭，理合声明。呈叩，伏乞给示勒石，以成档案囗民番仝沐圣恩，永志不朽。”

以此观之，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番民）中的关羽信仰也是这一时期传布开来的。

宜兰县礁溪乡协天庙创建于嘉庆九年，是台湾历史悠久的关庙之一。庙虽不大，但由于日据时期关帝像未受损害，光复以后其它重建关庙纷纷于此分香续灵，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关庙之一。其由来传说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先贤林枫为讼事进京，途经铜山县东城，闻关帝庙关圣帝君威灵显赫，乃进庙恳求神佑，迨抵京城果然奇应胜诉，其冤得雪，林枫为感神恩，于归途再度进庙叩谢， 同时在神前卜筮，蒙凖奉炉丹分灵返乡，春秋致祭。其后林枫后裔嘉庆年间渡台，行前至东山祖庙求得圣帝金身护佑，即经厦门过海入噶玛兰（即今宜兰），安然进抵礁溪，并发现一黄蜂巢灵穴，遂卜居礁溪，建庙奉祀关圣帝君，供一般民众膜拜。同治六年镇台使刘明灯提督部属触犯神灵，遂跪拜求赦，病者即见痊愈，乃表请建协天庙。

这在台湾关庙中颇具代表性。笔者曾应该庙主委吴朝煌亲邀，参加礁溪协天庙1997年一月举行的醮仪及首届两岸关公文化研讨会，亲见仪式庄重，信众云集的盛况，成为全台湾一时新闻。后又顺道拜访了台湾其它一些关庙如日月潭文武庙、台南开基武庙等，深感其成长之速，根基雄厚。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中亟需建立自己的神道祭祀体系，曾首先开始“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将曾经供奉的中土诸神包括关公一概撤祀，并且在台湾、大连等直辖地区毁像撤庙。礁溪协天庙正因神像被保存下来，才成为一方盛景的。光复以后关帝庙在台湾迅速恢复，而以1989年解除“戒严法”以后增长最为明显。台湾省政府曾对所辖县市从事调查（台北、高雄两市除外），当时关帝庙、宫、堂总共431庙。1997年一月宜兰县礁溪协天庙举办台湾“关圣帝君两岸文化交流座谈会”时统计，台湾地区与会之宫、庙、堂、坛、会共有950个单位。较十年前增加一倍。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地名 解严前 解严后

台北市 5 116 台北县 26 156 基隆市 7 47

高雄市 13 53 花莲县 5 21 桃园县 10 35

新竹市 3 9 宜兰县 23 58 台中县 13 33

台中市 13 28 嘉义市 3 6 新竹县 6 11

苗栗县 28 50 高雄县 39 53 彰化县 34 59

南投县 30 41 台南市 11 18 台东县 9 15

嘉义县 14 17 云林县 58 64 台南县 42 49

屏东县 22 24 澎湖县 17 16

其中台北市、台北县（即大台北地区）增长最快；其次是基隆、高雄两市，都是台湾经济发达的地带。其它县市则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大体而言，北部地区大幅增长显著，中南部地区原有庙宇较多的市县增长相对缓慢，而以经济相对滞后的澎湖列为最后。据台湾友人介绍，随着台湾的开放和经济起飞，关羽信众也由光复时第六位提升到第二位，约八百万许。尤其是商家笃信致富之正道，而政要为了拜票也频频现身主要关庙，拈香谒拜，虔敬致祷。

三，走西口与闯关东中的关公崇拜

同样移民潮，还有“走西口”与“闯关东”，限于篇幅不能展开，略带数语。

“走西口”主要指两个趋势，一是晋商驼队及个体商贩的经商运输活动，二是山西、陕西及河北移民随着牧区改为农区或者农牧结合区西北向迁徙。随着对于外蒙古诸部及俄罗斯商道的开拓，这种模式亦渐次沿着晋商驼队的足迹延伸，逐渐覆盖了内蒙古西部。晋商和山西移民也把家乡信仰带至新的聚落。据说清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就有七个关帝庙，其中“大盛魁”是晋商在蒙古地区活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资本也最为雄厚的商号。他们开会议事办公的地点就是关帝庙。俄国科学院院士李福清说：

“在18世纪中关羽崇拜在蒙古族流行较广。1772年（干隆三十七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巴拉斯（P.S.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参观俄罗斯恰克图（Kjakhta）及对面的（属于清朝中国）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斯尔庙。”

证实晋商已把关帝庙修筑到他们力所能及的最远所在。此外蒙古王公也开始将世代经营的放牧地改为农牧混合，所以这一带虽然地方人稀，却出现了中国最为正规的关帝庙。民国二十四年《察哈尔通志》记载坝上张北县（今属河北张家口市）有二十四座关帝庙，无论数量还是规格，都堪称范例。

相比前两者而言，“闯关东”的开辟草莱，白手创业，则更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西部拓荒。

有证据说明，干隆十九年东巡已把国家对于关羽的崇拜带至东北。他曾为关外数座关帝庙御书匾额，干隆《吉林志书》记载，当时仅吉林已有12座关帝庙。考虑到到当时地广人稀，这个数目几乎涵盖了当时吉林地区的所有大聚落。光绪十六年（1890年）俄罗斯汉学家伊万诺夫斯基（А.О.Ивановский）曾在东北作过民俗调查，发现老百姓来自各地，信仰颇杂而喜集中供奉，反映了农垦文化的特点。其庙祀多为九神（关帝、黑脸龙王、红面火神、四首或六手马王、牛王、药王、虫王、苗王、财神）同供，而率以关帝为首。

近代地质普查确认了关东蕴藏了丰富的煤铁矿藏，关外日俄势力开始在东北角逐争胜，而工业化进程也使清廷加速了关外移民及开发的力度。而关外新移民聚落的形成，往往都以修建关帝庙作为见证。如《吉林乡土志》言：

“盘石县草庙子：于清光绪十六年间，由开荒人作开荒之纪念，建筑关帝庙一座，上用草苫，故名草庙子。”

即是典型一例。光绪以来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一所关帝庙修建，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移民聚落形成。东北方志因为晚近，反而成为记录最为详实的文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http://www.literature.org.cn/column.aspx?ID=13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