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蒙哥汗（元宪宗）元年（1251），时任全真道掌教大宗师的李志常，奉大汗诏命，开始了“代祀岳渎”之行。

——所谓“岳渎”，即五岳（东、西、南、北、中岳）四渎（江、河、淮、济）之合称，是中国国家祭祀中的一项重要体系（岳渎事同一体，本文论证时为减省头绪，只标举五岳，以概其余；而通论五岳仪礼时，则以东岳泰山为代表）。如“五岳”制度，确立于汉，汉宣帝诏令定五岳之制，“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皆使侍者持节侍祠。”[1]后世王朝无不继承五岳祭祀之制，唐封五岳神为王，宋代晋号为帝，使其神威几无以复加。祭祀五岳之庙均由朝廷加以管理，朝廷有大典礼、大政务，必遣使诣庙告祭，形成相沿不替的“代祀”（也称遣官致祭）制度。[2]

由李志常代行的“祀岳”之典，是蒙古汗国立国后首次举行的国家祀典（较之《元史》卷七二《祭祀志》所记蒙元最初的国家祭祀——宪宗二年蒙哥拜天于日月山早一年），其事在五岳祭祀史及全真道历史上，皆具有非同寻常之意义。今钩稽史料，试加诠说。

一、李志常“代祀岳渎”始末

李志常“代祀岳渎”之行，在各种李志常碑传中有十分详尽的记录，汇列于此，以见其事始末。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真常真人”：“岁舍辛亥，宪宗皇帝嗣登宝位，欲遵祀典，遍祭岳渎。秋八月，遣中使诏师至阙下，上端拱御榻，亲缄信香，冥心注祷于祀所，赐师金符、宝诰及内府白金五千两以充其费。师奉旨驿车南下，遍诣岳渎，以行祀事。”[3]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岁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岳渎。冬十月，遣中使诏公至阙下，上端拱御榻，亲缄信香，冥心注想，默祷于祀所者久之，金盒锦幡，皆手授公，选近侍哈力丹为辅行，仍赐内府白金五千两以充其费。陛辞之日，锡公金符，及倚付玺书，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设金箓醮三昼夜，承制赐登坛道众紫衣，暨所属官吏预醮者，赏赍有差。询问穷乏，量加赈恤。自恒而岱，岱而衡，衡隶宋境，公尝奏可于天坛望祀焉。既又合祭四渎于济源，终之至于嵩、至于华，皆如恒岱之礼。祀所多有征应，鸿儒巨笔，碑以纪之。”（页579）[4]

除去李志常碑传，在《道家金石略》所收诸多元代全真道碑记中，也均记录了这一事件：

姬志真《咸宁清华观碑》：“壬子夏四月，真常真人承旨代祀名山大川，以暇及此，喜其地秀人杰，信宿而还。”（页515）

李鼎《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初上即位，建大中以为天下极，修玄默以为天下先，诏征真常真人，以白金五千两，佩金符，代巡祀岳渎，凡在祀典者，靡神不举。”（520）

冯志亨《重阳成道宫记》：“辛亥，宪宗皇帝即位之元年，诏征掌教大宗师真常李真人，上亲受（授）金盒香，白金五千两，佩金符，代礼巡祀岳渎，凡在祀典者，靡所不举。明年春二月吉日，以御香来致上命。”（页526）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德冲）神道之碑》：“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岳渎，过永乐。”（页555）

孟攀麟《重修真常宫碑》：“辛亥，上即位之元年，佩金符，以白金五千两代上延祀。”（页574）

王鹗《洞玄子史公（志经）道行录》：“庚戌，掌教李真人屡以书请，辞不获已，来燕。……辛亥，从真人北觐，例赐紫衣，加号玄真宣义大师。壬子，复从真人遍祀岳渎。”（页577）

姬志真《大朝曲阳县重修真君观碑》（至元五年）：“国朝隆兴，岁舍重光大渊献，上即位之元年，秋七月，诏命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代礼名山，降香望祭。越十月二十七日，先诣北岳圣帝庙焚御香，修设清醮，保安国祚。”又铭曰：“国朝辛亥，帝位初陟，诏命真常，山川望秩。百度更新，重兴是迹。诚明克绍，协赞无逸。”（页585～586）

张好古《洞元虚静大师申公（志贞）提点墓志铭》：“庚子，真常宗师委公（申志贞）任宫门事。……辛亥，奉旨代宗师诣东岳作醮，礼成，授简龙潭，殊获征应。”（页648）

按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开州观城（今河南范县西北）人。为丘处机亲传弟子，于蒙古太宗九年（1238）继尹志平之后出任全真道掌教。其人“通明中正，学问该洽”，“宪宗即位，以志常领道教事。戊午岁（1256）卒，凡主全真教事者，二十有一年”。[5]全真道在李氏掌教期间达到鼎盛。“代祀岳渎”之事发生于其出任掌教的第十三年。综合各史料所记：蒙哥在即汗位伊始，便于当年八月遣中使征诏李志常；十月，志常至和林，蒙哥下诏委其代表汗廷，致祭境内诸岳渎。为使仪式郑重，蒙哥除颁予志常以金虎符、宝诰及银五千两而外，并选近侍哈力丹随同行祭。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李志常循路线由北而南，首先致祭恒山，再行祭于泰山。时衡山隶属于宋境，为显示蒙廷大一统之主权，仍于天坛行遥祭之礼。接着合祭四渎于济源，再分祭嵩山、华山。至翌年夏，代祀岳渎之礼始全部告成。其典礼前后历时半年，行迹达北方大部。所过除循旧仪奉祀行仪于五岳庙外，志常还巡谒祖庵重阳宫等全真庵观，会晤地方官吏，赈济贫困士民。从行祀典者，有道士史志经、申志贞等多人。无论规模之大，参众之多与时间之长，都可称的上是全真道前期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

二、李志常“祀岳”的历史意义

以笔者的一愚之得，深感全真宗师李志常当日的“代祀岳渎”之举，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全真道人策动五岳祀典在蒙古汗国恢复，具有“以夏变夷”的性质与事功。

早有学者睿智地指出：全真宗师丘处机西行进谒成吉思汗，万里赴召，“一言止杀”，其实质是用中华文化规劝教化异族首领，系一场实施“以夏变夷”的空前壮举，“别有一段精诚贯彻”。[6]而李志常敦促蒙廷恢复五岳祀典，也有着与乃师相同的寓意与作用。

正如历史学者所论：自汉代确立五岳四渎的常祀制度之后，“从此，岳渎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构成一个超越了本身属性的礼法地理大坐标，一套象征王朝正统性的经国体野的文化符号”。[7]一个王朝认同、遵循五岳祀典，在某种意义上讲，就等于认同中原传统文化。此点对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则更具有象征意义。如鲜卑北魏开始汉遵行权法，便恢复诸岳之祀，孝文帝并遣使以太牢祭泰山，以表时示谨承前王遗轨；女真金朝世宗改制，也率先于大定之初恢复岳镇海渎之祀，“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8]明乎此，则可知五岳祀典施行与罢废，与中央王朝对中原文明是否认同密迩相关。

蒙古部落崛起于漠北，蒙昧方脱，文化落后，他们刚刚进入中原地区之时，不仅对汉族民众施以疯狂杀戮，而且还将其原有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对中原文明的严重破坏。在这场社会大动荡中，不仅四岳（南岳除外）祀典全部中断（清《泰山志》载金末最后一次对泰山的祭祀止于宣宗兴定二年），而且诸岳之山体、庙祀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以东岳泰山为例，“其宫卫，其辇辂，其祠宇，自经劫火（指蒙古攻金之役），百不存一”[9]。在“礼崩乐坏”、血雨腥风的历史巨变中，以五岳为代表的中原文明能否“浴火重生”，确实面临着严峻考验。

当此社会变革之际，全真道为汉族文明的“兴亡继绝”作出了艰辛努力。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至金元时代，北方又受到第二次大灾祸，其时士族门第已不存在，社会无可屏蔽，全真教诸祖师乃借宗教为掩护，其所以弭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一脉生命，正犹西方罗马覆亡以后之基督教会也。此乃全真教在当时之大贡献。”[10]作为继丘处机之后的全真道实际执掌者，李志常为保存和持续北方经济与传统文化，苦心孤旨，贡献甚多。窝阔台即汗位时，李志常利用觐见之机，向其进献《诗经》、《尚书》、《道德经》、《孝经》等传统经籍，试图影响感化蒙古首领。后又承诏在燕京教授蒙古族贵官子弟汉文化，志常征冯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将，而才艺有可称者”，[11]加速了汉文明在蒙古上层的传播。随着全真道在蒙古朝野影响的扩大，如何能通过其所施影响，敦促汗廷发布诏令敕旨，恢复传承中原文化固有的礼制传统，便成为“天崩地解”中全真教士的一项时代使命。而此恢宏事业，首先从恢复“祀岳”之典上打开缺口。

五岳不仅列为历代王朝的国家祀典，也与道教关系甚深（详后），作为“自接道家以往之统绪”的全真等道，自然也与五岳有着文化渊源。因此，当中原板荡初现止息之象，一些地方上的道门中人便致力于岳渎崇祀的恢复工作。如泰山全真道士张志纯，依托世侯东平严氏之力，重兴泰山祠庙，“经构三十馀年无虚日”。[12]东平严氏还以世侯的身份，恢复对泰山的祭礼。[13]祀岳复兴初见端倪。而同为新道教流派的太一道道士，也通过蒙古宫闱的关系，试图重启岳渎的奉祀。王恽《故真靖大师卫辉路道教提点张公（善渊）墓碣并序》记载：“丙午（1246）夏四月，侍中和（指太一道掌教萧辅道，其人后被元廷封赠为太一中和仁静真人）赴太后幄殿，及见，亦沾宠眷，奏受真定路教门提点，仍赐白锦法服，命代中和颁锦幡宝香于崧高、太华二岳，以祈福佑。”不过，五岳作为国家祭祀，仅依托地方诸侯和后宫后妃的势力，很难实现尽复旧规的理想。五岳祀典的恢复，必需寻求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此时的蒙哥之立，为全真道谋求五岳祀典的恢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蒙古宪宗窝阔台死后，围绕大汗宝座的争夺，蒙廷分为两大派系：一派以定宗皇后为首，主立皇孙失烈门；另一派则以诸王拔都、木哥等为首，主立皇侄蒙哥。经过反复角逐，最后蒙哥击败对手，被拥立为汗。面临蒙古诸王异谋图位的威胁不断，新汗蒙哥亟需得到汉地的拥戴，因此他一方面命皇弟忽必烈总治漠南，加强对汉地的抚揗，另一方面征召全真道掌教李志常入觐，意图借助全真道教之力影响中原民心。“祀岳”之典便在此一背景下提出。

前引全真碑石文献均称“初上即位，建大中以为天下先”，“欲遵祀典，遍祀岳渎”。这显然是归美于上的属辞。盖“元诸帝多不习汉文”[14]，日驰于戎马、醉心于射雕的蒙哥，绝无可能洞悉中原礼仪旧典而首发此论。“祀岳”之议，显然是出于李志常的积极陈请。只是李氏所著《又玄集》已佚，今无法获知其奏请的具体内容，以理度之，必是李志常洞悉此时蒙哥亟需汉地归心的政治欲求，便列举前朝祀典旧规，阐明祀告岳渎可以加强其嗣位的合法性，有助于赢得汉地士民拥戴，以此打动蒙哥，最终促成蒙古汗廷全面恢复中断数十年的岳渎祀典，李志常也因此成为国家任命的祀使，获取了“代祀”岳渎的特权。

对于李志常力复“祀岳”之用意，中原士人深明于心。在李志常于泰山举行代祀大典之后，以承担汉文明复兴自任的金遗老杜仁杰兴奋地写下一首《古澶真常子李志常代行礼毕醮罢题》诗：“历世干戈百战馀，东渐徐兖已无虞。德音元自新天子，祀礼重申古帝谟。岳灵载瞻祈圣寿，神明恩格为民苏。默知人事皆天意，祈祷齐诚代国输。”[15]杜诗一方面认为祀礼的“重申”是对“古帝谟”——也即中原文化传统的继承，从而蠡测出蒙元国策改易的风讯；而“德音”与“新天子”之词，同时也表示了对日渐采用汉法的蒙古汗廷的政治认同。“默知人事皆天意”则是对至诚格天、促使异族统治者幡然易辙的真常子，表达了由衷地感佩与赞赏。如果说当日丘处机西行劝戒成吉思汗，还限于息战止杀的层面，而此时李志常策动蒙哥恢复岳渎祀典，则已有敦促蒙廷接受中原礼制的深刻用意，其举其行，在当时无疑也是一场“以夏变夷”的壮举。

复次，全真道策动对岳渎祀典的恢复，既有以此重建汉文化传统的用意，同时也有用道教影响国家祀典的用心。

五岳祀典的道教化由来已久，据学者研究：自北魏时新天师道道士寇谦之奏请修诸岳祠，已使“五岳祭祀蒙上明显的道教色彩”，[16]而自唐开始的道教岳渎“投龙”仪式，使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唐代茅山宗大师司马承祯奏请五岳立真君祠，更是以道教理论改造国家五岳祭祀系统的尝试。宋代以后，五岳祭祀的道教化日趋明显，至迟在金代，官方奉祠五岳之所——五岳神祠（岳庙）虽仍由地方官员督察管理，但实际已由道士主持庙务。《大金集礼》卷三十四《岳镇海渎·杂录》载大定之制：“大定十三年（1173），送下陈言文字：该嵩山中岳（庙）依旧令本处崇福宫道士看守。礼部拟定：委本府于所属拣选有德行名高道士二人看管，仍令登封县簿、尉兼行提控。蒙准呈。续送到陈言文字：该随处岳镇海渎祠，……乞选差清高道士二人专一看守。契勘岳镇海渎祠系官为致祭，祠庙合依中岳庙体例，委所隶州府，选有德行名高道士二人看管祠庙。”[17]（五岳庙由道士主持，为庙制一大变革，拟另文详考。）从而使五岳祭祀道教化达到顶峰。

不过，虽然前代道士力促五岳祭祀道教化并取得重大进展，但作为五岳祀典的核心内容——中央政府对五岳的专祀，却一直掌握在朝廷手中：汉代致祭岳渎，“皆使侍者持节侍祠”。[18]唐代委中央政府大臣外出致祭，成为定制，《唐会要》卷二二《岳渎》载：“天宝元年（742）十二月二十八日，诏今岁西成，颇为善熟，令光禄卿嗣郑王希言等分祭五岳，……旧礼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宝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按唐代五帝一后皆曾遣道士诣泰山，但均为行道建醮，而非行国家祭祀，其行道地点亦在岱庙观而非东岳庙。可证当时国家祭祀与道家祭祀分为两途，绝无混淆）。[19]自此历代相沿，如宋真宗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以职方郎中沈维宗等致告。金代亦因循旧制不改，告祀之举众多（按金泰和中曾遣道士“佩符驰传，降御香于岱岳、长白等山”，[20]但仅用为降香之员，并非代祀正使）。

自汉迄金，此频繁之遣使告祭，所遣无一不是朝堂卿相，绝无方外杂流侧身其中。这表明，五岳国家祭祀虽不断道教化，但其核心部分，仍沿用传统祭祀体制，并未有根本的改变。

但这一状况，到蒙古汗国时期却发生变化。当蒙哥汗决定恢复岳渎之祭时，虽声称“欲遵祀典”，却没有遵循前朝旧制，派遣王公大臣致祭，而是由李志常充任祀使。以道士身份进行岳渎国家祭祀，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其事在李志常手中实现，一方面是其利用蒙古汗廷罔知历朝典制，顺势引导，将由朝廷官吏充任的职事悄易为道门中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蒙廷为借重全真道而不惜变更旧制。在具体祀仪上，李志常也对旧制作了重大改易，增加了诸多道教科仪的内容，如于祭所增设金箓醮，遣人于泰山龙潭投龙简，借代祀之典“承制赐登坛道众紫衣”，使国家祭祀的道教色彩更为彰明，使“官祭”与“道祭”合二为一。可以说，通过李志常的“代祀岳渎”，从而彻底实现了五岳祀典的道教化，或者说，五岳国家祀典的道教化，最终在全真道手中完成。这是李志常“祀岳”的另一层意义所在。

三、李志常“祀岳”的后世影响

李志常之“代祀岳渎”，于蒙元及后世均影响甚远。

首先，李志常首开重祭岳渎之礼，最终促使五岳祀典成为蒙元定制。

当时在蒙古国中，除全真道外，同时还有一批“秀民贤士”亦在为保存中原固有文化而奔走呼吁。他们通过拥戴忽必烈，部分实现了在汉地推行汉法的政治理想。在五岳祀典的恢复问题上，他们可谓与全真道貌异心同。如忽必烈的幕僚郝经所作《泰山赋》，用“宜乎唐虞盛典，周汉极制。巍巍堂堂，殷秩缛事。后王后帝，崇德报施。继继承承，垂于万世”之辞，[21]要求蒙古统治全面遵循唐虞之训，恢复对泰山的尊礼与祭祀。这实质上是以泰山祀典为例，要求蒙古统治者承续中原固有传统之宣言。

在这种社会舆论影响下，当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开等守旧势力争取汗位之后，很大程度上采用汉法以治国。而岳渎祀典，也作为蒙廷“崇汉法”的一例得到延续。在忽必烈称帝（1250）的次月，便发布诏令，命“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22]此后中统二年（1262），又下诏确定遣使致祭制度。此后元灭南宋，衡山入于元境，忽必烈下诏再加五岳“大”帝封号，使五岳崇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经世大典·序录》中称：“我国家混一，名山大川咸在封域之内。自世祖皇帝累降明诏，以次加封，岁时遣使礼焉。”[23]至元三年（1266）元廷定岁祀岳渎之制，并发宝钞十万缗，命全真掌教张志敬重修岳渎各庙，“师（志敬）择道门中廉洁有干局者，量工役多寡给以钱币，使各任其事。或剷瓦砾而更造，或补罅漏而增修，凡再易寒暑，四岳一渎五庙完成，尽还旧观。”[24]忽必烈确立的对岳渎崇祀制度，也为此后元代诸帝所遵行。据《元典章》所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大德五年（1301）八月、九年六月，十一年五月、十二月，至大二年（1309）二月、四年三月，延祐四年（1317）闰正月、七年三月，元帝屡降遣祭“岳镇海渎”的诏旨。元人对此论称：“洪惟国家列圣相承，钦天崇道，臣服万国，子育黎元，凡海内名山岳渎、仙宫道观，列诸祀典者，遣使驰驲骑，捧御香，投龙璧，严醮祭，为民祈福者，殆无虚岁，古无与比。”[25]由李志常首先的“代祀岳渎”之礼，最终成为蒙元一朝的定制。

复次，李志常由道士充任祀岳使这一礼制的“变格”，在此后的祀岳制度中也渐成“正格”。据《元史》卷七六《祭祀志》所记中统二年代祀之制云：“岳镇海渎代祀，自中统二年始，凡十有九处，分五道，后乃以东岳、东海、东镇、北镇为东道，中岳、淮渎、济渎、北海、南岳、南海、南镇为南道，北岳、西岳、后土、河渎、中镇、西海、西镇、江渎为西道。既而又以驿骑迂远，复为五道，道遣使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1291）正月，帝谓中书省臣言：‘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自此，道士作为充当祀岳使的既定人选，长期延续不易。

全真教中，掌教祁志诚、张志敬都曾受命“代祀岳渎”。如至元十五年（1278），衡州入元职方，世祖“命真人（祁志诚）持香币偕今御史中丞崔彧往祀南岳”[26]；至元二十七年（1290），张志敬亦“钦承睿命，祀香岳渎”[27]。其他受命祀岳的全真道人还有汪元量、洞明子等人，[28]足见全真一派在祀岳大典中举足轻重。除全真一派外，真大道教也参预其中，教主李德和曾于至元十二年（1275）受命与怯薛丹察罕不花、侍仪副使关思义一道，代祀岳渎后土。十四年（1277）又代祀济渎。显示了真大道在岳渎祀典中的作用。

南方入元后，江南龙虎山的正一道（龙虎宗）受到了元廷的重视，教主张宗演被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主江南道教事，龙虎宗获得空前发展。张宗演之侄张留孙更倍受元廷恩宠，其教派形成龙虎宗的一个支派——玄教，前后历时五朝四十七年，声名之显赫、势力之强大，影响之广泛，几成为当时道教之主流。因此，身为玄教大宗师的张留孙也被授予“代祀岳渎”的重任。据袁桷《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留孙）家传》载：“（至元）十七年（1280），（张留孙）奉诏祠名山川，给驿马五十，令访逸以进。”（页924）

留孙之后，其徒吴全节继任为玄教嗣教大宗师，亦曾被命代祀岳渎。据虞集《河图仙坛之碑》载：全节“（至元）二十六年（1289），奉诏祠南岳。二十八年（1291），奉诏从开府（张留孙）遍祠岳渎诸山川。……（元贞）二年（1296），奉诏祠中岳、淮渎、南岳、南海。大德元年（1297），奉诏祠后土、西岳、河渎、江淮。”[29]其他充任奉使祀岳的玄教道士还有王寿衍、赵嗣祺等。[30]

由于玄教在元廷始终尊宠不衰，故一直至蒙元末期，祀岳道使仍由玄教门人充任。元奉符教谕田文举《代祀记》记云：“望秩山川，怀柔百神，此虞周之盛典也。历代以来，至于我元，岁举殷礼，崇尚祀典，复古之制也。甲申（1344）闰二月丁卯，皇上端拱九重，齐明盛服，敬授内八府宰相臣塔剌海、臣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张德隆，以名香银盒、白金壹锭、锦幡一盒，驰驿以至岱宗祠下。是月二十七日，臣塔剌海等斋沐昭告，守土之官戮力协心，敬趋厥职，越二十九日己丑，致祭于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焚香祝颂，恪恭荐祼，三献肃雍，礼成而退。神之格歆，不崇朝而雨，田畴足润，年丰有望。实神岳之灵，以应天子敬恭神明之佳兆也。猗欤休哉！谨记。”张德隆字元杰，信州贵溪（今江西贵溪人）。玄教宗师张留孙之侄，从留孙至大都，侍奉元帝四十馀年。至正间继任玄教大宗师，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冲真明远玄静演教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道教、知集贤院教事。按元黄溍拟《张德隆授玄教大宗师制》云：“冲真明远玄静真人张德隆，毓秀绅緌之华阀，游神签笈之真诠。过庭夙得于异闻，乐地兼通于名教。……侍祠上方，则克勤于毖祀；谒款介丘，则靡惮于骏奔。” [31]按制文中“谒款介丘”，即指其本次奉使祀岱之事。

从元廷所遣“代祀岳渎”的道士所属宗派上，可以看出全真、正一两大道派的此消彼长之迹（如元廷宗教政策由最初扶持全真道转而扶持龙虎宗之后，“代祀岳渎”的重任便改由该宗道人担承）。不过虽然所属派系不同，但道士始终牢牢掌握五岳国家祭祀的“代祀”权，使五岳祀典的道教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这一状况，直至朱明之初也未改变——

朱元璋崛起于江南，在宗教上首先获得正一道支持，因此明立国后，对正一道教主优礼有加，而全真道则因同蒙元关系紧密，受到明廷排斥。因此，在明廷“代祀岳渎”使节的选拔上，便专从正一道中选取。首充明代“祀岳”之事者，即是正一道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及其及门弟子。据宋濂《四十二代天师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张公（正常）神道碑铭》载：丙辰（1376）秋，上（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召公（张正常），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来何与朕意相符耶？明年之秋，朕将遣使祠海岳诸神，卿当妙柬清修之士与其偕来。’丁巳（1377）夏，公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觐，……翼日，诏公从太师李韩公善长祠嵩山，分遣重臣与公弟子代祠群望，自公而下赐衣各二袭，楮币有差。既还，锡燕如初。”（页1240～1241）

这种致祭体制，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一直沿用不替。直至宣德以后，方改由朝廷官员充任（其事与明廷“祀典复古”政策有关，拟另文讨论）。显赫一时的道士祀岳使，从此悄然淡出历史舞台。自李志常首开的道士“代祀岳渎”之制，在历史上延续百六十余年之久，其影响可谓深远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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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郊祀志》
[2] 详见周郢《泰山“国山”地位的历史回顾》，载《齐鲁文化研究》总第三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 《道藏》第19册、页536，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 陈垣编纂、陈智超等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征引此书均省略书名，仅随文标注页码）。
[5]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载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页240，齐鲁书社2005年版。
[6]钱穆《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 雷闻《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8] 《金史》卷三四《礼志》
[9] 元·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载孔繁信《重辑杜善甫集》，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
[11] 元·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载《道家金石略》页579。
[12] 元·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载《重辑杜善夫集》。
[13] 元·杜仁杰《严公（忠济）礼岳祠祀》，蒙古海述失后元年（1249），刻岱顶振衣岗上。
[14]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诸帝多不习汉文》，页687，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 诗载《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九《四济·礼》，中华书局本第5册、页4354。按原诗未属撰人，笔者考为杜仁杰，详见拙作《<泰山雅咏>：<永乐大典>中的泰山佚书》，载《古籍整理与研究》2003年第6期。
[16] 雷闻《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八辑，上海古智出版社2002年版。
[17] 《大金集礼》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8] 《汉书·郊祀志》
[19] 周郢《唐“鸳鸯碑”史事新笺》，载《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0] 金·王若虚《清虚大师侯公墓碣》，载《道家金石略》页838。
[21] 元·郝经《泰山赋》，载《陵川集》卷一。
[22]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清沈家本刊本。
[23] 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一，四部丛刊本。
[24]元·王磐《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并序》，载《道家金石略》页601。
[25]元·马绍庭《重刊上清太平宫碑记》，载《道家金石略》页709。
[26] 元·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志诚）道行之碑》（《道家金石略》页700）。
[27] 元·贾戫《大元清和大宗师尹真人（志平）道行碑》（同上680）
[28] 宋·汪元量《自书其（集）后》：“余自丙子（1726）从三宫如燕，又一年，捧香下五岳四渎。”按元量为南宋遣民，但与全真道关系密切（曾诣长春观为宋度宗作愍忌斋醮），故本文视之为全真中人。又，洞明子有《至元癸西（1273）同御史公奉旨降香岳渎过济南诗》载《西云集》卷下。
[29] 《道家金石略》页963～965。
[30] 明·王祎《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寿衍）碑》（同书页991）、陈旅《昆山州崇福观记》（同上页952）
[31] 周郢《泰山志校证》页45，黄山书社2006年版。又，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七。

收入《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7年9月27日至29日，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由山东省栖霞市丘处机研究会承办的“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栖霞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共60多位，分别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北京、上海、湖北、四川、陕西、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河南、山东等地，与会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学术论文近60多篇。会后，经过精心挑选，从这60篇论文中选出50篇以《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名称结集出版，目前论文集已经完成一切编辑工作，近日将与读者见面。该论文集由鲁东大学党委副书记、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凤鸣教授任主编，由山东栖霞市丘处机研究会会长慕旭先生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全真道研究所所长赵卫东博士任副主编，全书约70万字，近500页，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