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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杯

陕西道教、佛教乐曲述略


来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     作者:刘洁     时间:2011-08-14 19:16:50      繁體中文版     

一、陕西在古代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古长安是封建帝王建都最多、历时最长的地方,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宗教文化在这里有过较充分的发展,除道教源于本国外,从外部传人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在陕西得以生衍,其中以佛、道两教影响最大。

道教源于古代巫术,由东汉张道陵倡导,尊奉老子为教祖,初时,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所以又叫“五斗米道”。南北朝、唐、宋时期最盛。韦述《两京新记》载:唐天宝(公元742年)以前,古长安有道土观10座,女观6座。现存的西安城东的八仙庵,初建于宋代,殿内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和八仙的神像,隐蔽在周至县境崇岭北麓的楼观台,峰峦叠翠,古木参天,茂林修竹,清涧流泉,风景十分优美,相传老子曾经此说经讲道,它是传播道教较早的重要据点之一,而依山势建立在榆林地区佳县白云山上的一组壮丽古建筑群——白云观,则是陕西现存最大的道观,上山道路由黄河西岸直上,陡立腾空,经600余级,直达山顶,远眺宛如瀑布飞流,人行其上,惊心动魄,古称“神路”。白云观影响及于毗邻各省区,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是白云观最隆重的道教节日,届时举办庙会,陕西各地及内蒙古、山西、宁夏、甘肃的各族人民都要到此朝拜、游览和开展贸易活动。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人中国,经东汉、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中国佛教达到鼎盛,并形成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据韦述《两京新记》载:唐天宝以前,古长安有僧寺64座,尼寺27座。至今仍存于秦地的著名寺庙、佛塔有:慈恩寺,它是唐代京城内最宏大的寺院,寺内矗立着高达64米的大雁塔,据记载,此塔是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为安放玄奘和尚从印度取回的佛经、佛像而建造的,荐福寺内的小雁塔;采用密檐式建造,玲珑秀丽,与大雁塔的雄伟壮观,互相辉映,大兴善寺,是古长安三大佛经译场之一,为我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青龙寺,创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日本“东密”的祖师空海和尚,曾在这里向惠果和尚学习密法,故青龙寺与日本密宗(真言宗)具有深厚的因缘;智果寺,位于汉中地区的洋县,寺内有一藏经楼,内藏明代佛经3000余卷,是一笔珍贵的文化宝藏。

二、陕西人民的宗教信仰,以道教和佛教为主。在宗教活动中,音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和乐曲却不多,道教乐曲较多地存在于陕北佳县白云观中,佛教乐曲较多地流传于陕南汉中地区,至于关中一带,则道教乐曲和佛教乐曲均已属罕见,只在咸阳市属彬县、长武、旬邑各县尚可见到由道观传人民间的管子乐。

(一)道教乐曲

陕北佳县白云观创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北京白云观道士张真义、景真云、王真寿等带来半套经书,主持佳县白云观事务,在观中组织了道教乐班,一直延传至今。在承传过程中,历代都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演奏高手  (见《佳县白云观道教乐班简介》)。

佳县白云观道教乐曲分鼓吹乐(海笛、管子主奏)、经韵(又称经歌)和锣鼓乐三类。使用乐器有海笛、管子、笙和小鼓、小镲、填臻(即双云锣,俗称二饼子)、坛臻  (即掌锣,俗称铛铛),有时加配乳锣,大镲。管子为铜质或铝质、铁质,音域较窄。用于宗教仪式和诵经的有铙、钹、大鼓、大钟、磐、手铃、木鱼。在陕南,道教乐曲使用的管弦乐器与佛教所用相同,打击乐器与佛教所用基本相同。

道教乐曲不很丰富,除少数道教本身的曲目外,一部分是从佛教乐曲中吸收过来的,如《西方赞》就来自佛教乐曲,用陕北青云山佛教的《三声佛》、《五声佛》和佳县白云观道教的《联奏曲》相对比,很难看出本质上的区别;在陕南,和尚、道土所奏乐曲,除经韵外,大多是通用的。再一部分就是来源于民间乐曲。道教乐班除从事宫观的法事活动外,也参加民间的丧事活动。民国初年,佳县白云观曾有两个乐班,外出打醮、做道场,各走各的,互不往来。为了承揽演奏业务,赚取生活费用,两个乐班竞争激烈。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同时为了博取群众欢迎,十分注意向民间学习。他们在和群众、民间乐人、戏曲艺人接触过程中,不断从民歌和唢呐曲牌、戏曲曲牌中吸取曲调,例如《张生戏莺莺》、《观花》(民歌)、《得胜回营》(唢呐曲牌)、《金砖套玉瓦》(戏曲曲牌)等。佳县白云观道人说,过去吹奏乐曲,多用本调(以“六”为宫)和背调(以“上”为宫),乐曲旋律简单,速度缓慢,为适应当地人们的欣赏习惯,后来都改用甲调(以“尺”为宫),速度变快,同时加花装饰,演奏效果比过去好,很受群众欢迎。这都是向民间学习的结果。

(二)佛教乐曲 

汉中地区是陕南佛教最集中的地方,著名寺庙有洋县的池南寺、上黎家寺、下黎家寺、智果寺、高原寺,城固的宝山寺、观音寺等。和尚除念经、修行外,还要在师傅的指点和严格要求下学习工尺谱和各种乐器,苦练演奏技术。在池南寺出家的杨子轩和在上黎家寺出家的黄学儒(杨之徒弟)就是学有成就的杰出的管子演奏家。寺庙一般都有自己的乐班,用于诵经、宗教仪式及民间白事。遇白事,有时主家请的乐班在两个以上(包括僧、道或僧、俗)时,就要“唱对坛”比高低。

陕南佛教乐曲有经韵,即梵呗,是念诵性的歌唱,还有以管子主奏的鼓吹乐和锣鼓乐。使用的乐器有管子、笛子、二胡、板胡及大堂鼓、扁鼓(僧人称越鼓)、头鼓、板鼓、大锣、小锣、乳锣(又称包锣、斗锣、疙瘩锣)、铙、土铰、小铰、苏铰、手搿(ge)子(介乎碰铃与苏铰之间的铜器,厚度与碰铃相当,大小与苏铰相当)、五音云锣、铛铛等打击乐器。

管子是主奏乐器,竹质,一般为艺人自制,发音孔有前七后一共八孔,筒音音高不统一,通常可以吹四个调:正调,筒音作Do;背调,筒音作bsi,开第一孔(顺序为自下而上)作Do,下五眼调,筒音作sol,开一、二、三孔作Do,上五眼调,筒音作fa,开一、二、三、四孔作Do;此外,尚有四眼调、初调的名称,很少用。

从曲牌名称看,佛教乐曲的来源,有三种情况,一是寺庙本身相传的佛教乐曲,如《清举》、《三声佛》、《五声佛》、《往生咒》。二是沿用元明清南北曲曲牌,如《朝天子》、《对美人》,《豆叶黄》。三是采用、吸收民间器乐和戏曲的曲牌,如《鬼推磨》、《大开门》、《四合四》、《狗似恨》、《张良辞朝》。

佛教传人中国不久,其音乐就融合了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越到后来,这样的成份就越多,以上即使是寺庙相传的专用佛曲,也带有浓郁的民间音乐色彩,而且像《五声佛》、《西方赞》一类乐曲,民间乐班也演奏,可以看出佛教乐曲与民间乐曲的密切关系。

陕南佛教乐曲,就其结构而言,一般均为曲牌形式,其中有的穿靴戴帽,即前有引子,后有尾声,有的只戴帽不穿靴,有的只穿靴不戴帽。锣鼓乐合奏有联套形式,如《三瑕鼓》。

佛教乐曲的演奏形式有“坐场”(即坐乐)与“行香”(即行乐)两种。“坐场”—一般用于寺庙佛事、庙会和民间白事中的灵前、经堂的演奏。“行香”一般在祈雨、迎神和民间丧葬的行进途中演奏。演奏的坐次(坐场)及队形排列(行香),无严格要求,一般依照习惯。

三、陕西道教乐曲与佛教乐曲有区别,但又有互通。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魏晋南北朝以来,在对待宗教上,亦无严格区别,可以既信佛教又信道教,同时还尊奉儒家学说。南朝梁武帝就是从信仰道教转而信奉佛教的。基于这种思想观念,佛、道音乐相互学习、吸收,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隋书》说,梁武帝所制的佛曲中,有《仙道》、《神王》等篇,《唐会要》有将佛曲改为道曲名称的记载,唐·南卓《羯鼓录》所录的《诸佛曲调》10曲中,有3曲是道曲,其中《卢舍那仙曲》的曲名,更是佛、道合壁,因为“卢舍那”是佛,“仙曲”就是“道曲”。道家借用佛教仪式和佛教乐曲,那是常有的事。所以道教乐曲与佛教乐曲在演奏风格上虽有不同,但远不如它们的地方特点来得明显。例如陕北的道曲、佛曲,与陕北民间乐曲一样,都表现为拙朴清淡,陕南的道曲、佛曲,与陕南民间乐曲一样,都表现为委婉细腻,这些特点成为主要的因素,使道曲、佛曲之间演奏风格的差异,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原发日期:200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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