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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精神专一

汉人的尸解术——绪论 汉帝国的信仰结构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姜生     时间:2018-12-10 13:29:19      繁體中文版     

信仰是一切文明兴衰存亡的最终依据。

汉代中国,雄踞东方,文明昌盛而泽被天下,大华夏文明圈至今受其赐。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汉帝国拥有如此魅力,而能成就圣贤、英雄、节义,成就可歌可泣万世景仰之伟业?史家往往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独尊儒术”,便直论东汉末天师道之兴起(民国 20 年(193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佩韦《两汉之宗教》则略过西汉黄老道,直以东汉儒教谶纬之盛行为其始)。然而,其间三百年汉代宗教历史,汉人之心,将何从得知?

造成两汉宗教史认知上的三百年“中空”局面,除了史料匮乏的原因之外,史学心态亦其一端。此或源于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此言本谓君子与小人之别)之说,以及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这种心态,使后人更倾向于想象汉代儒、道除了主导话语权,最多只能各行其道。由是便可想见,当黄老道伴随窦太后之逝而跌落,汉之宗教在“不言怪力乱神”的儒家主导氛围中,从此亦恐难觅其踪。然而汉代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太史公所未见、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所展现的,恰恰是以儒为纲、儒道仙结合并融汇区域信仰的汉文化形态。

这一发展路径,完全应验了荀子的预言。春秋末,孔门一圣七十二子,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竟无所施,已示纯儒之无用。战国时期百家竟起,各执一端往而不返,庄子惊呼“道术将为天下裂”,而荀子预言必“兼陈”以“道”。观七雄之争,齐尚贤而强、鲁唯亲而弱、楚好巫亦盛、秦上法而刚……而最终纷然坍塌,其蔽显然于史。因此荀子《解蔽》曰: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未来文化必须具备如下特性:

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何谓衡?曰: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荀子用以解“蔽”之“道”正是老子之“道”)

掌握此“衡”则可望实现去“蔽”通明而臻乎“道”,使“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这意味着,荀子不仅预见了一个涉及中国文化发展命运的关键问题,而且依乎老子之“道”提出了解决危机的伟大方略;由战国秦汉以降中国文化的涡旋式发展形态,反观其说,堪称一咒耳!

战国到两汉,古宗教的融合统一,超越区域传统,达到了终极意义系统的最高点;从此,神仙信仰成为汉代、汉人、汉族,以至整个汉传统信仰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两汉在宗教的信仰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及表现形态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且历经起伏变化。

历史上,“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政治上结束战国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这种压倒性势力正是在汉初到武帝之间得到了最大化。汉初“道者”主导的黄老道,尚未形成庞大的神系,主要是以黄老思想汲纳诠释尸解信仰;作为代表的长沙马王堆(以及临沂金雀山、武威磨嘴子等)汉墓所见的帛画(铭旌),透露了贯穿战国西汉的相同类型的信仰结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可以看出,其完整结构包括蓬莱与不死药信仰、昆仑神山与西王母信仰、九天信仰,而以“合大道”造其极。这一时期的汉代宗教正处于从天上的神话(主体慕仙)向地上的仙话(主体变仙)的转变阶段,且死后变仙的仪式及方术手段有待丰富;其信仰结构的表现,从马王堆一号墓可以看出,仍是古来不同区域“山”(昆仑等)、“海”(蓬莱等)神话与上古“天”“道”思想的组合体。尽管战国到汉初黄老道的文献出土及研究均甚活跃,但其宗教内涵、信仰结构与特征则待揭示。

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则进入以儒家为主导的前道教形态,老子神化为老君,与孔子、子路、炎帝等圣贤一起成为汉人崇拜的大神。两三百年间,作为新价值观之“纲”的儒家经学及与之相配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信仰结构日益向神圣化、信仰化演进,到西汉后期谶纬神学成为儒学融摄百家的新发展形式;汉代的宗教、汉人所崇的神系、仙系与仪式体系逐渐形成,日趋繁复,从尸解信仰中进一步充实发展出“太阴炼形”信仰,相应的死后仙化仪轨和救度科仪显现于墓葬仪礼之中。此阶段的汉代宗教虽以儒术为主导,但“先死后蜕”、受道书拜王母、得道成仙则是最高理想,且老子位高于孔子。佛教虽已传入,但受到生机盎然的儒生文化抑制,尚未进入思想主流。在两汉之间的宗教变迁和结构配置中,齐鲁儒生的支配角色突出,影响西及巴蜀,乃至汉中。东汉帝国之文明发达、国力强盛,亦乃成就于此文化背景中。这一阶段近乎三百年的两汉宗教史迹,史家几无记录,鲜为学界探及,而为本书之重心。

东汉后期思想和信仰领域发生巨变,儒生梦想破灭,“党锢之祸”两度而起,同时面临佛教信仰之“征服”改造,以儒生和谶纬为主体的神仙信仰结构走向解体,黄老道复为主导,形成黄老浮屠同祀现象,而老子以“新出老君”形象成为与西王母同处昆仑的大神。新黄老道明显崇道黜儒,变其信仰结构,革其修仙路径。由此,战国以来盛行的尸解仙术地位开始下降,寻求即身成仙、白日升天的仙道逐渐兴起,而以“张道陵”为其代表。儒生积极入世、今生忠孝节义、死后崇高升仙的有为宗教价值观迅速衰变。至汉末,张角、张鲁与没落儒生挟众与汉家相难,天下大乱,汉家崩解,儒术没落,道教衰变并深受统治者怀疑(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诏书明显反衬出当时信仰生态:“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闻之。”),中国思想进一步受到佛教的出世伦理改造,道教神系、仙系构造亦受到冲击而大为变化。

于是昔日汉人所崇之神祇仙鬼在传世文献中被删除,唯余画像残存汉墓之中。

在那些雄伟大墓里,“汉鬼”承载着一个时代。他和他的墓葬一起,默示着一种永不放弃的梦想:他们在人生的信仰化建构中获得意义,在对理想国家的追求实践中离开世界,更在死后因着信仰而进入一个完美的“国度”。以此,墓葬沉结着汉人的生命理想和激情,记录着逝去的辉煌。

(文章节选自《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请读者遵守学术规范,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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