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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梧:《千金翼方•禁经》的方术思想和文化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裘梧     时间:2019-01-10 11:49:23      繁體中文版     

孙思邈所撰《千金翼方》中有《禁经》两卷,共二十二篇,是他对当时散见民间的禁咒医方所做的收集整理。对于禁咒医术而言,《千金翼方•禁经》二十二篇的形成,既是一次系统化,也是一次理论化,唐宋以后医家对符禁类医术的整理基本延续了《千金翼方》的体例。

孙思邈与《禁经》的相关背景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在宋代被封为“妙应真人”。孙思邈有着深厚的道家根底,其实也是一位道行高深的道士,对道家的思想哲学和道术炼养都有着精专的掌握。在唐代,孙思邈成仙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在作为《千金要方》开篇的《大医习业》中,孙思邈提出数术是学习医学必备的知识基础,精通数术是成就大医理想的必备素质。

《千金翼方》是孙思邈在晚年为补充《千金要方》而编集的。《千金翼方》最末两卷《禁经》,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内容,分为二十二篇,二万四千多字,记录了十六类针对各种疾病和不幸遭遇的禁咒之法,以及学习禁咒的仪式方法和诸种护身禁术。从《禁经》的序论可以看出,孙思邈对医术采取了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只要有利于治病救人,就予以积极地接纳。在他所列举的五种拯救危急的医疗之法中,“禁咒”和“符印”位列其中的两种。他认为禁咒之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基础,以至于民间皆有禁咒文献的收藏,只是零散而不成系统。他认为禁咒之术尽管神秘,超出了人们的理性认知,但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功效,故而对其进行了整理保全。《禁经》是医书典籍中对禁咒之术的第一次系统整理,禁咒之术得以体系化、规范化,并有了理论基础。

传统医学中禁咒之术的历史脉络

禁咒之术与常规医术有着颇深的渊源,它们在滥觞之初有着共同的源头——巫文化。从造字的本义上,巫与医有着相通的一面,甚至“医”字本身就有“毉”的写法。上古医者的传说则往往带着很强的巫文化色彩。

禁咒之术的产生、发展也受到南方楚越文化传统的影响。南方楚越巫文化的传统,饶宗颐等先生论之甚详。《抱朴子内篇》曾详细记载了“吴越禁祝之法”。《后汉书·方术传》也记载了吴越“禁架”之术的传说,将禁术之士与郭玉、华佗等当世名医并列一传。出土的秦汉简帛医籍中,禁咒之术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根据李丛的统计,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与禁咒相关的方剂多达三十八种。(李丛《古代禁咒治病术的文献研究》)夏德安指出了《五十二病方》中的祝由方与越巫所掌握的越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夏德安著、陈松长译:《五十二病方与越方》《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

在分类上,禁术可归于数术之部。《汉书·艺文志》中录有“《执不祥劾鬼物》八卷”“《请官除訞祥》十九卷”等书,列于《数术略》中的“杂占”一类。《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记载的费长房劾鬼物的传说,当是这类数术的运用。

禁咒之术列于医官,有其发展沿革的历史。早在《周礼》中就有了疡医执掌禁咒医术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说:“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 隋代开始,太医署设咒禁博士,禁咒之术正式进入官方医疗体系。唐沿隋制,太医署设咒禁博士、咒禁师、咒禁工等官职岗位。宋神宗时太医局列九科,其中有“金镞兼书禁科”,元代设“祝由书禁科”,明代太医院设“祝由科”,都是禁咒列于医药职官的体现。

《禁经》之术的主要来源

《禁经》中禁咒之术的来源也是多样的,最主要的是民间的祝由之术和道教禁咒之术,辅以少量带有佛教色彩的禁术。

首先是民间传统的祝由术。在《黄帝内经》中记录了两段关于祝由的材料,《内经》作者认为祝由与气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将其功效归之于神秘的鬼神。历代医家对于祝由的意义有着多样的理解。南朝齐梁时期的医家全元起,将“祝由”解释为“南方神”,令人联想到祝由术和南方巫文化的联系。隋唐时期的医家杨上善认为祝由是“有病以祝为由”,即将祝告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唐代医家王冰的《素问》注解释为“祝说病由”,即祝告病之所由来;元代学者陈栎则将“祝由”理解为“断绝其受病之由”。明代医家张介宾认为“祝由者,即符咒禁禳之法”。

道教禁咒之术是《禁经》的重要来源。《禁经》引用了《神仙经》或《仙经》达六次之多,集中在《持禁斋戒》《受禁法》《禁法大例》等总论部分。孙思邈在收集整理禁术文献的过程中,运用道教思想建构起了《禁经》的思想理论基础,对禁术进行了道教化的改造。《禁经》中收集的篇章中也多见“太上老君”“天师祭酒”“太白仙人”等极富道教色彩的名讳。《禁经》中的很多仪式和方法体现了天师道的影响。《禁经》中称引“天师曰”“天师祭酒”“系天师阳平等二十四化真气”等,显示出鲜明的天师道特色。天师道典籍中有“四部禁气箓”,可见禁咒也是天师道道士所修习的术法。

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的医药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印度医药文化的一些元素深刻地影响了中医药文化,例如佛经中“药王”“药上”两位菩萨的形象。《禁经》中间也收有少量佛教色彩的禁术,其中就出现了“药王”“药上”的名讳。

《禁经》之术的理论基础

第一是“气”。禁术的实质,可以看做是对气的运用。葛洪曾经对禁术的机理做了论述:“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认为气是维系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关键性物质,禁咒之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正是因为施法者有着充足而纯净的气,能够对病患和病气施加影响。

第二是“心”。孙思邈《禁经·持禁斋戒法》指出学禁者要先修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等戒律,此外还要浴身、浴目。这些修持方法不但能够保持身的清洁,更能让学禁者清静内心,以便积蓄起足够的精气。《管子·内业》的作者认为心乃精气的屋舍,只有清洁内心,精气才会入于心中。精气静定下来,不断蓄积,从而助人把握万物。

第三是“身”。道家道教都认为,身体是一切的根本。身体清洁是受持、运用禁术的前提。《禁经》中收录了若干浴身的方法,如《持禁斋戒法》中记载的浴身方。在《真诰·协昌期》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外用方,其中说到“且竹虚素而内白,桃即却邪而折秽,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浊也”,更对遣方用药的原理进行了明确的解释。护身禁术是重要的自卫之术。葛洪《抱朴子内篇》的《遐览》记录有“《入温气疫病大禁》七卷”,《杂应》介绍了“仙人入瘟疫秘禁法”。道教的护身术是《禁经》中的护身禁术的来源。

《禁经》之术的基本要素

第一是“咒”。禁咒之术使用咒语祝说病由的原理,源自于运用万物之名裁制万物的古老思想。葛洪曾说:“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抱朴子内篇·登涉》)知晓了病由之名,即可有效地加以治疗。禁咒的施治不仅要称念危害人身的疾病或鬼怪之名,还要称念驱鬼除疾的神灵之名,从而祈求得到治病祛疾的功效。

第二是“禹步”。禹步是举行禁咒之术的步法,是举行受禁、持禁、护身等术法不可或缺的必备环节。禹步历史悠久,源自于上古巫文化。葛洪称:“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禁经》也说:“禁病则皆须禹步,诵禁文,捻而用之。”《禁经》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禹步的步法,确保禁咒之术的习用者能够较好地掌握。

第三是“掌诀”。刘仲宇先生评价《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时指出:“其诀谱称《禁治掌目诀图》。禁,即气禁之术,诀以之为称,足见原系属于气禁的。”(刘仲宇《道教法术》)《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云:“凡行步问病,治邪入庙,渡江入山书符,并须搯诀目。” 掌诀是施行禁术的必要环节,《禁经》对此作了非常详尽的记载。

禁咒之术诞生于上古巫医杂糅的时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吸收了道教、佛教的种种因素,曾经作为主流医学进入太医系统,后来又落入民间而为人们所轻视,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边缘的文化存在。孙思邈认识到禁咒之术在民间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其尽管神秘却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故而对其进行整理保全。由于民间禁咒之术零散而不成系统,孙思邈大量引用道教材料,建构了理论基础,完善了架构体系。今天我们仍需重新审视禁咒文献的价值,挖掘其对医疗史、宗教史、社会史的意义。

(文章根据裘梧在中央民族大学“《千金翼方·禁经》的方术思想和文化”的讲座文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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