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温怀仁叙曰：“《太上感应篇》旧出《道藏》，宗（宋）季刊版临安太一宫。其首题八字，盖宋理宗御书”。据元平江路总管府推官冯梦周叙，温怀仁家藏《太上感应篇》，恒恐磨灭，于是捐金刊诸梓，始于至正七年，成于至正九年。温叙指出胡莹微刊版本于《道藏》。

《道藏》于胡莹微时亦称《琼章宝藏》，故胡简称《宝藏》。据陈国符先生考，孝宗淳熙二年，福州闽县报恩光孝观所藏《政和万寿道藏》送往临安府。太乙宫即抄录一藏，四年成，御书《琼章宝藏》以赐。其后敕写录成数藏，六年成。寻颁赐道观。《琼章宝藏》是抄录《政和万寿道藏》而成，《太上感应篇》出自《琼章宝藏》也就是出自《政和万寿道藏》。据陈国符先生考证，《万寿道藏》刊镂经板，当在政和六、七年，政和七年为公元1117年。

《续书目》的著录、张继先颂和出自《万寿道藏》均表明，蜀士李昌龄和李石不可能是《太上感应篇》的作者，《太上感应篇》不可能是南宋作品。出自《万寿道藏》表明，《太上感应篇》成书不迟于公元1117年。上限是哪一年呢？

从内容可知，《太上感应篇》确为宋代作品。该篇备举诸恶行曰：“暗侮君亲，慢其先生”，“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警告人们不得冒犯天地君亲师。曰：“嗜酒悖乱，骨肉忿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劝诫人们维护家庭，遵循夫道妇道。特别是妇道突出，可闻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气味。曰：“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要求人们主敬，小心谨慎地发扬善心，克服恶心。这些均反映了宋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表明该篇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所以理学家真德秀首为之序，赞之为“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崇奉朱熹思想的理宗为之亲笔题字。

国内外现代学者尽管尚有小的分歧，但断《太上感应篇》为宋籍基本上意见一致。酒井忠夫在其所著《中国善书之研究》的序言中说：无论《感应篇》及其以后的善书，还是以前的《抱朴子》，皆是各自时代的产物。《感应篇》的出现可以从宋代社会背景去考察。以《抱朴子》为蓝本撰著的《感应篇》，比《抱朴子》增加了以家族道德和宋代社会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这一看法很有见地。据本文前面所考，似可将酒井忠夫指出的宋代缩短为北宋。精确一点讲，可缩短为剪掉1117年之后的“尾巴尖”的北宋时期，即公元960年至1117年。

《万寿道藏》是于北宋经数次增扩而成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至天禧三年春，张君房在徐铉和王钦若先后两次校补《道藏》的基础上，修《大宋天宫宝藏》毕，撮其精要，编辑《云笈七签》百二十卷（按今《道藏》本为一百二十二卷）。当其时，若《太上感应篇》已出，必不至为君房疏漏于《云笈七签》之外。今考《云笈七签》，未见辑录，可见修《天宫宝藏》时尚无《太上感应篇》。因此，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以前可排除于考察之外。《天宫宝藏》后，徽宗崇宁中，诏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道藏》又由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中，诏搜访道书，设经局敕道士校定，刊《万寿道藏》，又增至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太上感应篇》当于崇宁中或政和中入藏。此二次搜访增入之道书，其编造年代当在公元1019年至1117年之间。

《道藏》本《太上感应篇》卷前刊有《纪述灵验》，系最早的该篇灵验故事集。该集收入峨嵋令王湘、遂宁府周箎、仙居县王竺、天彭张道人、简州进士王巽和黄岩县郭进士杨琛、进士沈球等七个故事，其中以周箎的故事最早，发生在绍兴二十一年，距南渡已有二十五年。故事说周箎暴死，因其信奉《太上感应篇》，又好为人演说，故星官将其饥馑籍改注寿禄籍，送还阳间。感应灵验自不可信，但灵验故事的出现是该篇受到信奉、广为流传的反映。周箎故事的时间说明，《太上感应篇》于南宋初始广为流传，其问世自然不太久。

第一个称颂《太上感应篇》者是北宋末年张继先。日本兴亚宗教协会编《道教实情》说《太上感应篇》自北宋末始为人注意，盖指此。除此以外，第一个作注者是南宋隐士李昌龄，第一个作序者是南宋名儒真德秀，第一个欣赏它的皇帝是南宋理宗，第一部著录它的官修书目是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第一部著录它的私家书目是南宋《郡斋读书附志》。综合起来看，这并非偶然，它表明《太上感应篇》问世距南宋初较近。

日本学者窪德忠所著《道教史》认为，《太上感应篇》大概是北宋末或南宋初，由于当时思想界、宗教界中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潮流的影响，某一儒者出于宣传社会道德而编辑整理成书的。确定这一时限颇有道理，“南宋初”虽已为史实否定，但确定“北宋末”为成书年代，以徽宗登基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为上限，是不致有误，甚至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其时下距《太上感应篇》最早的感应故事已整整五十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太上感应篇》盖编造于公元1101年至1117年，正值宋徽宗宠用蔡京、童贯等权臣和信用徐知常、刘混康、王仔昔、林灵素等道士之际。《太上感应篇》的作者仍不详。

（本文选自《<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8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