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微道诀》的出现

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不但在治理国家和对外关系方面很有作为，而且在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方面颇有建树。他虽然实行的是兼容并蓄的文化宽荣政策，但重点扶持的还是道教。他亲自注释《道德经》，发布全国，敕令全民读诵，努力将道家的学说推向社会民众之中，使其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准则和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

《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对终日忙碌的老百姓来说还是嫌长了，特别是《道德经》抽象玄奥，一般人很难理解。于是，唐玄宗又撰写了文字流畅、短小精悍的《通微道诀》（以下简称《道诀》），向全国宣传他的道法理念。该文通俗易懂，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和民众化特色以及鲜明的生活化气息，在内容上则是浓缩了《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可视为《道德经》的浓缩版，集中体现了他以崇道倡道以及导民入道、以道治民的思想。

二、关于人与道的关系

关于人与道的关系，《道诀》以母子关系为喻进行说明：“人者，道之子；道者，人之母。”把道比做母亲，把人比做道的孩子。又说：“念身何来，从道而有。”人身表现为从母亲而生，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还是从道而生的，所以，人应该象亲近母亲那样尊重和亲近道，反之，“子不知母，谓之不孝；人不识道，谓之至愚”。说明了道不是远离人类的玄虚飘渺的本体，而是与人类关系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唐玄宗在其他作品中也多次强调了这种思想。如《喜雨赋》中就说，“何天道之云远？亦明徵之在人”即是说，天道并不那么遥远，它可以明显地体现在人的生活中。

他还进一步用鱼水关系来形容人与道的关系，《道诀》中说：“鱼在水中，水为鱼命；人在道中，道为人生。道去则人亡，水竭则鱼困”。这就把人与道的关系更加拉近了，道成了人的生命要素，有没有道变成生死存亡的大事。正如在《讨吐蕃制》中所说，“昏迷反道，天地所以制罚”。他经常赞扬大臣也常以是否有道为标榜，如说“守道恭懿”、“居正合道”，“道合忠孝”、“履道体正” “蕴道宏深”，“体道居身”等，充分反映了唐玄宗把道与人类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

三、关于修道的方法

既然道与人类现实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如何“守道”、“合道”、“履道”、“蕴道”、“体道”呢？《道诀》中对修道的方法也有说明。

第一，他强调修道要遵循道的教义，不能盲修瞎炼，而道的教义就是既不同于佛教，也不同于儒教的道教，即所谓“无为之教”。“弃无为之教，别云修善”，即离开了这种正统的说教，就不可能修得善果。

第二，因为道与人紧密相连，道就在人生命之中，所以，修道就应该从人自身之中去修，即所谓“大道坦坦，去身不远。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如果离开自身去寻觅道，那只能是“背道求道，从迷至迷”。他为此大声哀叹：“不知即身以求道，而乃徇福以丧真，何其误欤？”

第三，唐玄宗认为修道的关键在于修心，而修心的关键在于静心，而静心就是摆脱客观外在的束缚，使心空寂下来。他以舟为例说：“求道者以心为舟，以信为车。车用在于运，舟用在于虚。”只有内心空而不受羁绊，人才能象空敞的舟船一样发挥作用，即《道诀》中所说的“静心而不系者，虚舟也；运动而不倦者，信车也。”所以，他在《道诀》的最后又再次呼吁“尔当慎汝身，洗尔心”。

第四，修心必须建立在“去万恶，增万善”的基础之上，这类似与佛教的修智慧必须以修福德为前提，而修福德从宏观上讲，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第五，唐玄宗还强调，修道一定要勤奋努力，不能懈怠。他把勤奋努力者称为“上士”，而把懈怠者称为“下士”，认为“上士能勤行，下士惟大笑”，他认为所有人都“可为勤行之士”，并在《道诀》中三次呼吁“尔其勖哉”。

四、人生和谐之道的具体表现

道是一种玄之又玄的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体悟这种道？如何把去修呢？《道诀》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体现了一代帝王对人生和谐之道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益己，不损物”。这是关于个人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利益关系的原则。“益”是指增加、扩充、丰满、完善。“损”乃减少、去除、毁坏。益和损本来是《道德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与阴阳，刚柔，强弱，张弛，屈伸，巧拙，静躁，寒热，祸福，利害，盈亏等同为道的重要外在形态。对宇宙间的事物来说，此损则彼益，此益则彼损，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必有所失，损益相伴而行。损益辨证关系是人们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唐玄宗在这里把损与益这对范畴用到个人与外物、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目的是倡导人们不要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对于整个人类来讲，则是不要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利益而过分地向大自然索取。

第二，“以不贪为宝，以知足为富”。不贪和知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从对待外在利益的态度来讲的，后者是从对待自己已有利益的态度来看的。对内知足，对外不贪，一外一内，共同体现了人在利益追求方面的境界。他在《道诀》中还大力提倡“少私寡欲，夷心注元” 、“常取不足，勿求有余”。唐玄宗的“知足”理念也来自《道德经》，他在注释《道德经》时间把知足归结为人的一种心境，认为“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此足则常足矣”。

第三，“内保慈俭，外能和同”。这里的慈与俭与《道德经》所说“三宝”中的慈与俭是完全一致的。“慈”是指对人对事都怀有一种慈爱、仁爱的态度。从大的方面来讲，慈是亲近天地万物而与其融为一体；从小的方面来讲，慈是爱护周围的一切人，从而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俭是一种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的作风，对物对力对时都不浪费，珍惜生命中的一切，保持一种持久的生命效益。唐玄宗把慈俭视为一种内心的修养，所以提倡以“内保”的方法达到。“外能和同”是指人的修行还应该与天地万物和谐统一。对外的“和同”是对内的“慈俭”的必然结果，二者是人类立足世间并不断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四，“善本破恶，不合邀名；施本济人，不合求报”。即人们做善事不应怀着功利的心态。唐玄宗在《道诀》中说，一些不知“道”的人“积不义之财，以为布施”，他慨叹道：“岂知善本破恶，不合邀名；施本济人，不合求报哉！”他以天下最高统治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告诫说：“今将告尔以元言之首：施勿求福，而福自至；斋勿贪功，而功自备；心勿向邪，而道自致。施而求福，福必不足；斋而贪功，是谓有欲；向邪求道，是谓聋俗。”所谓“元言之首”就是最根本的道理。最根本的道理在唐玄宗这里就是不要有功利之求。

第五，“柔弱为趋道之津，诚敬乃入真之驭”。意思是说，柔弱为趋向道的渡口，诚敬为进入真的车马。道和真意思相通，都是指宇宙的终极本体，世间的最高法则，也是修行的永恒目标。可见，唐玄宗是把柔弱和诚敬看作是证悟最高真理的门径。柔弱和诚敬都是处理个体与他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柔弱更多地是从抑制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而诚敬则更多地是从推崇他人的角度来讲的。《道德经》推崇柔弱，反对刚强，认为柔弱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主张治理国家以及个体的社会行为都应该刚柔相济，以柔克刚。诚敬是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态度。诚指真实可靠，诚挚恳切，心行一致，不虚不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敬则是指恭谨、谦让、慎重、尊仰，主要是对他人和外物而言。诚敬和在一起，就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

第六，“内养五神，外合一气”。“五神”指五种精神活动，即神、魂、魄、意、志，分别为人体内心、肝、脾、肺、肾五个脏器所藏。五脏又产生喜、怒、思、忧、恐五志。又从五志发展成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五脏又分别属火、木、土、金、水五行。五脏与五神相互作用，密切沟通，支撑着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神充则身强，神衰则身弱，所以人一定要“内养五神”。而神的物质基础是精气，所以，在内养五神的同时，还要“外合一气”。所谓气，是一种无形而功用极强的特殊物质，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内在基础和生命活力的支撑。人体生命力的强弱、生命的寿夭，就在于气的盛衰存亡。“一气”与“五神”是贯通无间的，人类性命的修炼，全赖在这两个方面用功。

五、关于修道的最终目的

唐玄宗在《道诀》中所阐述的修道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对修道者个人而言，最后要达到“长生久视，沐浴元波”的目标。所以，他吹嘘自己的《道诀》为“真经之旨毕于是，不死之方尽于是”。所谓“长生久视”就是指长生长寿。所谓沐浴元波，是指与道的灵气与灵光融为一体，神气相通，天人合一，这是修道的最高境界。

其二，从整个社会来看，推行道法是为了形成一种“去万恶，增万善”的良性社会风气，从而使社会秩序更加安定和谐，正如《道诀》中所说的“忠者，臣之分；孝者，子之心”。忠孝是当时统治稳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和谐的最基本的前提。总之，“去万恶，增万善”，特别是“臣忠子孝”，这可能才是唐玄宗最关心的修道目的。


（作者：李利安  西北大学宗教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