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高道刘渊然在云南传播道教，开宗立派，创立长春派：设置道官，在云南设置了“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三级道教管理机构；招收门徒，为云南培养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道教人才。他对云南道教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明代云南的道教逐渐走向兴盛，并在全国道教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关键词：刘渊然 明代 云南道教 长春派

云南道教史研究之难，在于史料不多。民国时期，方国瑜先生编撰《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他不写道教，正是因为道教“资料尤为罕觏，本多闻阙疑之意，暂为从缺”[1]，之后他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就直接说,“道教无可述，故从缺”[2](P613)。所幸的是上世纪末，宋恩常先生主编《云南地方志道教和民族民间宗教资料琐编》、郭武先生撰《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为云南道教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云南道教史研究无论是资料汇集还是专题研究方面，在云南宗教研究领域一直相对薄弱。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云南地方志、各类史籍、档案和实地调查采访史料，特别是碑刻资料，理清刘渊然在云南传播道教、开宗立派的历史脉络。

一、学道江西

据现存昆明黑龙潭的明代陈循撰《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碑文记载: 刘渊然( 1351～1432 年) ，号体玄子。其先人为徐州萧县人，祖父伯成仕元，为赣州路总管，因此，后世居江西赣县。传说刘渊然出生前夕，祖母谢夫人梦紫衣道者入次子元寿妇王氏室，既觉，家人报其降生，祖父因梦祥祈祐于元妙观，因此刘渊然自幼被道士陈方外收为徒,另一种说法幼为祥符宫道士[3]。

元明间刘渊然16 岁师从江西雩都紫阳观著名道士赵原阳受符法。赵原阳是净明道第五代嗣师，在道教史上，以得清微、灵宝二派和全真道南北二宗诸家法术而著称。赵见刘渊然，探其志存忠孝，喜曰:“此子形全神清，真良器也，吾法嗣无过此。”授诸阶玄秘，携归金精山，又授以玉清、社令、烈雷、玉宸、黄箓、玉箓等书，以及金火返还大丹之法诀，栖神炼炁、呼召风雷、驱役鬼神等法术。因他能呼召风雨，劾治鬼物[4](P427),[5]，又学得“五雷法”，道术高明，玄悟超然，一时传为神人。他20 来岁时，专程到龙虎山，拜谒时由朱元璋钦赐“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的张正常,与之交谈3 日后别归，自谓得天师正学。他还曾在赣州紫极宫修道受法，玉虚观炼丹[6](P18)。

刘渊然不仅独精道教事，因他是由儒入道,“凡其所行必依于忠孝，惓惓为国祝釐以济民利物，凡可以布德施惠,使人得乐”之事，他皆为之，还旁通医术为人治病[4]。刘渊然得全真、清微之传,《净明家教录》说他“每与同辈处，语及修行，辄举忠孝为立本”，故又被净明道尊为第六代嗣师。

二、传道云南

明代云南道教兴盛，高道颇多。在云南传播、发展道教，刘渊然是影响最大者，他“以一代高道的学识风范,扩大了道教在云南的影响”[7](P74)。刘渊然在昆明弘扬道教，相传始于明洪武七年( 1374 年) ，其年创建昆明长春观( 今昆明市文庙所在地) ，并被敬为道教长春派始祖[8]。传承至今的长春派第十九世道士岳大德认为: 刘渊然是“明洪武十七年( 1384 年) 入滇访道传道，曾住昆明拓东路真武祠，当时真武祠尚有龙门弟子数人”。这是刘渊然第一次传道入滇，但确切年代、地点、经过有待进一步发现资料，予以佐证。

《明史·方伎传》载: 明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年) ，明太祖朱元璋闻其名，召至京师，试以道术，赫然灵验，赐号“高道”[3]。《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也载: 被明太祖“诏命至阙下，深见契奖，旋蒙赐号‘高道’”，并命之在南京朝天宫建西山道院居住，日被顾问，尝出入禁中，与论道要，礼遇甚优。“间受命乘传为名山洞府寻真之游”，上匡庐，过鄂渚，至武当山，即被召还，擢为道录司“右正一”。尔后，他又在京都相继鼎建了灵济、神岳二宫，传授了一大批弟子。

永乐初年，刘渊然随明成祖朱棣至北京，升迁“ 左正一”,“建金箓大斋，致有醴泉、甘露、鸾鹤之瑞，大见信宠”,赐“真人”号。他性情耿直，不久因触怒权贵而被谪置江西龙虎山，很快又被谪至昆明黑龙潭龙泉道院。刘渊然道行高妙，在云南有着很大的影响,“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 笔者按: 龙泉道院) 求济，无不得所愿欲”[5]。

刘渊然再次到云南后，传道收徒，兴建宫观，对云南道教影响很大。正如明景泰三年( 1452 年) 太子少保兼翰林学士萧镃撰《重建长春观记》碑文所言:“滇南自永乐中刘公渊然以道法显。”[9]他收邵以正、芮道材、蒋日和等为徒,在滇势力渐盛。

据明正统九年( 1444 年) 所立的《真庆观兴造记》记载:

云南郡城之巽维，旧有真武祠，不知其创始，而殿宇凋蔽，神物故闇。永乐初，郡人发心同募，众作兴之，亦既屹然于林木之表矣⋯⋯乃迎致道士蒋日和莅之。当是时，长春刘真人在云南，日和得法于座下。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洪熙改元，真人还朝受封，兼领天下道教，以是祠为真庆观[10]。

现存昆明真庆观的明代应履平撰《重修真庆观记》碑刻亦载: 明永乐十六年( 1418 年) 之后，当时统治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下令对真武祠进行了再度改扩建。由于真武祠的位置自古就是云南府( 今昆明) 城东通京大道的一侧，而且“地平衍丰沃，清洒窅深。渠通龙泉松坝之源，山接金马碧鸡之胜”，又是颁布朝廷诏命、奉迎朝臣使节的地方[11](P152)。沐晟改造扩建真武祠初衷，便是为了使“朝使节钺之往来,藩阃方岳之出入”的地方“新而大之”，便请蒋日和主持和重修真武祠，为时6 年，到明洪熙元年( 1425 年) 方告结束。

这年正是刘渊然钦承仁宗诏书回北京，得赐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诰加“庄静普济”四字,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赐二品印诰，与龙虎山张真人等同,成为显赫一时的全国道教领袖人物。刘渊然奏请仁宗皇帝将真武祠更名为“真庆观”、“旧所龙泉道院为龙泉观”[12](P1253)。并复加蒋日和“明真显道弘教法师”之号。

刘渊然不但精于道术，而且清静自守，生性超脱喜静，又十分看重道德修养，所以,《明史·方伎传》载:“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3]他“平生所有貂裘鹤氅,法衣宝剑，一切道具、舆帐、供奉给事之人之类，无一不出朝廷所赐，崇奖之荣，玄教罕比”[5]。

明朝宣德年间( 1426～1435 年) ，宣宗朱瞻基对刘渊然更是“宠眷弥厚”，晋其“大真人”号，赐法衣宝剑。刘渊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5](P1261) ，更使云南道教声望大振，促进了云南道教的发展。

明宣德七年( 1432 年) 二月，刘渊然恳以老辞，返回南京朝天宫，宣宗皇帝亲自洒翰作《山水图》，题诗《歌赐长春真人刘渊然归南京》相送，在歌前还有序曰:“长春真人刘渊然，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以至于朕，凡历四朝，阐玄元之妙，著感通之功，摅恭秉诚，老而逾笃。今已耄年，志存闲佚，辞归南京。朕重其去也。因取孔子仁智寿乐之旨，援笔作《山水图》赐之，题诗其端，以寓所以眷厚於老成之意云。”[13](P142)由此可见宣宗对刘渊然眷注甚笃。

刘渊然回到南京后不久病逝于朝天宫，享年82 岁。逝后7 天才入殓，端坐如生[3]。其高徒邵以正命时任道录司的弟子李希祖，在南京新修“长春刘真人祠堂”。昆明龙泉观内也筑有祠堂( 今黑龙潭碑林) 和衣冠冢，以示怀念。

三、开宗立派

刘渊然在云南期间的另一大影响就是创立长春派，被长春派后辈尊称为“刘祖师”。长春派是明清时期在云南,特别是昆明影响较大的派别，与龙门派并行，主要流传于昆明一带。长春派的特点是: 注重符篆，尚劾治鬼邪，精于医术为人治病，有20 字道谱“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传正教，绍述仙踪”。据长春派第十九世道士岳大德说: 长春派道谱在历史上排用到“教”字辈后，又从“日”字传起，未用后4 字。至今传至第十九世“大”字辈。

长春派在明清地方志中几乎未见记载,《诸真守派总簿》未录此派。直接记载长春派的碑刻也待查考，仅在明朝景泰三年( 1452 年) ，总兵官沐璘、右佥都御史郑颙合议在昆明创建长春观，并请太子少保兼翰林学士萧镃撰写《重建长春观记》，其中提及“滇南自永乐中刘公渊然以道法显，仁宗皇帝召用之，锡以长春真人之号，而观名适合，是观之始盛也”[9]，也没有长春派的直接记载。

有关长春派的历史渊源，笔者采访了长春派第十八世道士王道遵、第十九世道士岳大德，于此记录他们口述的长春派的发展史:

明永乐十六年( 1418 年) ，北京新建宫殿全部落成，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 1421 年) 正式从南京迁都北京。不久,他到长春宫( 今白云观) 游玩时，突发异想，欲亲见邱处机遗蜕，长春宫道众不敢阻，引至长春宫东院白云观处顺堂邱祖藏蜕处，谁知尚末开门，团团白云从地宫中涌出，明成祖惊立当地，眼看白云结成人形，向空飞去，明成祖自叹无缘，遂将长春宫改名为白云观。

此事传至万里云南，刘渊然得知后，感慨良久，遂决意自立门户，开宗立派。但此时的刘渊然仍借住真武祠，虽曾出力对真武祠做过一番修葺，但真武祠系龙门弟子的道场，不便作为自己开宗立派之地。为避嫌，在沐英之子沐晟的帮助下，刘祖师利用真武祠对面已废弃的珉王宫( 原元梁王宫) 为基础，经过修葺粉饰后，定名为“长春观”。于明永乐十九年( 1421 年) ，完成了开宗立派的大业，并饱含深意地将自己在云南所创的教派称为长春派，道教界称为全真金丹符箓派。立下20 字道谱，即:“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胜正教，绍述仙踪”。

除其他道众外，刘渊然收来滇云游的原祥符宫时师侄蒋日和、昆明晋宁人邵以正、昆明人徐日暹等四大弟子，由于原珉王宫座向不好，又是两朝废王故居，且距真武祠过近，有与真武祠唱对台戏的感觉。于是刘渊然命邵以正和蒋日和几经择地，最终选中了五华山下秃杉箐( 今文庙)外，与武安王庙背靠背，重新鼎建了长春观，方从岷王宫迁出。从此长春观成为了长春派道教的活动中心。

尔后又鼎建了黑龙潭的龙泉观，但规模较小，仅两进一殿，由徐日暹住持。清顺治四年( 1647 年) ，因原云南府学为张献忠部下所毁，云南巡抚将府学设进长春观，后巡抚王继文又与道官司协商，以城市商业日趋繁华，不利道士清修为由，于清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年) 正式将长春观道众迁往北郊黑龙潭龙泉观。并按原长春观制式由官府出资对原龙泉观进行改扩建，原长春观则正式改为文庙，长春观原址附近，至今只留下长春路、长春坊、长春台等地名。新龙泉观落成时，王继文还亲书对联两副以示庆贺，其一副挂在龙泉观祖师殿廊柱上，上联为:“教立京都朝天灵济并神岳”，下联为“派分滇海真庆龙泉共长春”。另一幅挂在祖堂，上联为“以真化大明开国五帝”，下联为“着意创南滇长春一脉”，文意皆与史实贴切。

长春派自创立以后，从未收过坤道，此是与龙门派不同之一，弟子遍及全省，及北传至黔桂，西沿迤西大道传至保山、凤庆、腾冲、缅甸，南传至玉溪、通海、河口及越南。昆明地区主要的寺观有黑龙潭龙泉观、虚凝庵、武成路的土主庙及旁边唐宋年间就建的老子祠、东门外青帝宫、敷润门碧光楼关帝庙，寻甸茶庵寺，嵩明太乙庙、斗姆阁等。

以上虽然有待文献和考古实物的进一步互证，但毕竟是目前研究刘渊然与长春派难得的资料，特此存录。

四、设置道官

刘渊然在宣德年间,“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5]，在云南设置了“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三级道教管理机构。云南府道纪司设在昆明的长春观。萧镃《重建长春观记》说: 长春观“左为道纪司，右为斋堂,仍命道纪司都纪凌道崇典祠事”。而道士凌道崇曾任道纪司都纪，按明代制度道纪司设都纪1 人，副都纪1 人,道正司设道正1 人，道会司设道会1 。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五《建设志》载: 当时云南府道纪司有都纪、提点各1人，大理府道纪司也有都纪、提点各1 人，永昌府道纪司则有都记、副都纪各1 人，其下腾越州道正司有道正1 人，楚雄府道纪司只有都记1 人。刘渊然所请立的“金齿道纪司”即永昌府道纪司; 明代云南有金齿驿而五金齿府，金齿驿在永昌府城拱北门外，属在城驿，可能是永昌府道纪司的所在地。同时在云南各地建立官署宫观:( 1) 云南府: 习仪道纪司长春观，在云南府治南。景泰三年( 三年，原作“二年”，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为“三年”，萧镃《重建长春观记》亦云:“景泰壬申三年”，今据改) ，右佥都御史郑颙、总兵官沐璘合议创建殿宇，翼以两庑，仪以重门，每遇庆贺，习仪即焉。( 2) 大理府: 道纪司栖霞观，在府治西北，宣德七年，刘渊然之徒芮道材创建，有印。( 3) 永昌军民府: 道纪司三清观，在法明寺右。( 4) 楚雄府: 习仪道纪司玄真观,在府治东，都督袁义建，长春真人刘渊然书额，内有泉，凡病疫者饮之即愈[9]。

这些史料说明当时云南道教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明代云南道教的发展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繁荣时期。

五、广收门徒

刘渊然对云南道教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声望、地位对云南道教的兴盛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更在于他为云南培养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道教人才。《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载: 其在云南传道，门徒“迨百余人”,其中包括明代统管天下道教事务的邵以正，名满天下的蒋日和，被封为雷霆都史的徐道广，道术高深的陀北人( 张道宏) 、黑道明、毕正宗等。

根据至今铭刻于昆明黑龙潭的明代谢宇撰《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记载: 邵以正( ? ～1462 年) ，号承康子，别号止止道人，昆明晋宁县人。自幼丰神秀颖，警悟过人，志向卓越，超然物表，在龙泉观拜刘渊然为师，颇受器重。明洪熙元年( 1425 年) ，刘渊然回京“领天下道教事”，特向朝廷推荐了高徒邵以正。邵入京后，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明正统( 1436～1449 年) 中，升迁为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得赐“守玄冲静高士”封号，并受皇朝敕令，主持编修刊成道经丛书《正统道藏》，共录道经5305 卷[14](P1266)。

芮道材，大理太和县人，少业儒学，后从长春真人刘渊然受栖神炼气之术。万历《云南通志》载: 其曾殄峨崀孽龙,除蒙化妖怪，深得百姓敬崇。宣德初年，奉诏入觐，得赐道纪司都纪职，给驿以还。明弘治壬子( 1492 年) 秋，在巍山创建栖霞观，并授徒30 余人，为大理地区道教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9](卷之13)。

蒋日和是江宁世家，号节斋，自幼受学于南京朝天宫提点谢无为，后云游到云南，曾住持昆明长春观。后以刘渊然为师。并主持对真庆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凡门庑殿藏之制，一时俱举”[12](P1253)，历时6 年而毕其功。《真庆观兴造记》载: 其住持真庆观后,“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10](P1257)。洪熙改元后，得赐封“明真显道宏教法师”号，对昆明地区道教的发展兴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了上述高道之外，明代云南地区还活跃着很多影响不小的道士，他们或以德行感人，或以异迹惊人，对云南道教走向兴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总之，在刘渊然等一代全真高道的积极推动之下，明代云南的道教逐渐走向了兴盛，对云南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在全国道教界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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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 周叙.重建真庆观记[A].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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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明] 谢宇.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A].道家金石略[C].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道教碑刻辑录”( 项目号: 07XZJ005) 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4 期P141-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