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道教在北方流行的趋势也波及二仙信仰。13至14世纪，七所留有文字记载的二仙庙中有四所由道士发起、组织或者参与兴修，他们的参与往往持续数十年。(14)因为道士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兼及金元时期道教教团人数众多，并吸收显贵作为信徒，使道士拥有足够的财富为修庙纠集人力物力，他们往往获得地方民众的尊敬。有时道士的参与会改变祭祀二仙的方式，如玉泉观道人赵道遵与村民重修毁于大德元年(1303年)地震的河内县赵寨村二仙庙，历时18年之久。事成之日，他们祝愿“享之不沉滞乎，酋酒祭之。不宰割于牺牲，懫以香筵茗菓，释奠之仪正也”。(陈宾道撰《重修真泽庙记》)虽然祭祀还保留了酒，但是不使用肉类。在二仙信仰中，这种供奉模式并不普及，酒肉的使用给参与二仙信仰的道士提出了难题。(15)

道士李处静(字德方)与二仙庙的纠葛反映出在金元交替的社会动荡中，道士和村民不得不为了各自信仰而争夺二仙庙的归属，通过双方的努力，最终取得和解。李俊民《重修悟真观记》记载：

德方，陵川人，年二十出家。明昌三年壬子(1192年)，礼本州神霄宫郭大宁为师。泰和丙寅(1206年)，奉祠部牒，披戴登坛，为大法师。后七年，贞佑改元(1213年)，赐紫，号达妙，充泽州管内威仪。偶值丧乱，晦迹不出。大朝丁酉岁(1237年)，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德方乃中泽、潞二州选第一。是岁八月，于燕京受戒回。请以白鹤王志道知神霄宫事。(《庄靖集》卷8)

李处静与李俊民同为金代遗民。贞祐元年，李处静出任道官。不料次年元军攻占泽州，他隐而不出。直至1237年，元朝统治者为了笼络金代遗民，举行僧道考试，李处静再度获得出任道官的机会。李处静的交游圈包括李俊民、元泽州长官段直。后者为泽州大族，在贞祐二年的动荡中与乡党族属相聚自保，后归元。(16)或许李处静的权贵、名士朋友为他赢得了更多尊重，使他更容易募得资金。

李处静与二仙庙的瓜葛始于1214年。当时，金朝因为征赋不给，接受李处静纳粟。然而金廷不合常理地将二仙庙改作悟真观，赐予李处静，由此道士与二仙信徒之间产生了矛盾。在他们心目中，道观和祠庙的功能有着明确的分野。道观供奉三清，设有道士的居所，道士们进行“修斋行道、拜章启玄、步虚华夏、仪鸾而引凤”等活动。二仙庙供奉二仙以及“诸灵”，村民“龡豳击鼓，婆娑而乐其神”。膜拜的对象、开展的活动不同，道观和二仙庙各自的功能无法在同一空间实现。此外，二仙庙受烽火损毁，仅存前后二殿。于是，道观、二仙庙都亟需修建。李处静在庙东买地，并且通过耕种信徒施舍的田地，雇佣劳工，兴修悟真观。与此同时，他也发起、组织重修二仙庙，所谓“黄冠得仙李，起废心已许。闻声应如响，争地筑环堵”。1240年，悟真观树落成之碑，二仙庙也修缮完毕。3年之前，李处静已辞去知神霄宫事，住在宫内。不过，悟真观距神霄宫50里，他“时时往来，适游衍之兴”，其间他不忘关照二仙庙。为了“壮福地”，二仙信徒们挖出一块良璞用作碑石。李处静对此格外重视，先“以易卦筮之，得临之节，有大而可观之象”，然后才“命工加磨礲焉。无毫发恨”。继而李处静代父老向李俊民索取碑文。李俊民盛赞李处静保留了庙、观，兼顾了道士与村民的需求，使村民“敬鬼神，向玄化，振仙风”。我们可以想见，李处静和他在悟真观的同道还将继续对二仙庙和当地村民产生影响。二仙庙的历史成为战后道士、村民、士人共同重建家园的缩影。(17)

总而言之，道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少数道观的局限，而民间宗教是道教实现其影响的重要对象。从二仙信仰来看，施加道教影响的力量不一定是道士，地方官员、朝廷、士绅可能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信仰需求将二仙改造为半道教神仙。道士对二仙信仰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他们可能因为战乱等因素不得不栖身于民间祠庙，与当地村民妥协，从而参与庙宇的修缮与经营。同时，他们也可能尝试改变人们对神灵的看法，使含冤横死、具有报复性的民间之神多了一个服药修行的道教仙人的面孔；他们可能尝试改变村民杀牲祭祀、乐舞狂欢的做法，继而采用道教的仪式。于是，从二仙信仰的个案来看，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既有紧张、对抗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一面。

注释：

①康豹(Paul Katz)以宋末至元温元帅信仰为个案，研究道士如何区分道教与地方信仰中的神灵、道士如何影响温元帅信仰及其成效。康豹：《道教与地方信仰：以温元帅信仰为个例》，高致华编：《探寻民间诸神与信仰文化》，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16-148页。

②丁荷生、郑振满在研究闽南道教和民间诸神崇拜相结合的过程中，将民间诸神对道教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把民间诸神纳入道教仪式，其次是形成专门的道教经典，最后是得到官方正统道教的认可被收入全国性的道教文献。”丁荷生、郑振满：《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1992年第73期，第32-52页。

③赵安时：《重修真泽二仙庙碑》，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0；朱樟、田嘉谷：《雍正泽州府志》卷46，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晋城市地方志丛书编委会编：《晋城金石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383页。

④陈宾道：《重修真泽庙记》，方履籛：《道光河内县志》卷21，石刻史料新编版；梁枢：《元大名路浚州西阳涧村二真人纪德碑记并铭》，陈垣、陈智超、曾庆瑛：《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162页；熊象阶：《浚县金石录》卷3，石刻史料新编版。

⑤此碑仍保存在二仙本庙，但碑石剥蚀严重，茹金、申瑶《道光壶关县志》卷9及张淑渠、姚学瑛、姚学甲《乾隆潞安府志》卷29均有录文，内容互有出入。

⑥Michael Szonyi在研究五帝信仰时指出国家对五帝的改造没有触及根本，五帝被改造成符合国家道德标准的形象不过是一种幻象。见氏著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113-135，1997。

⑦皮庆生指出进入祀典的祠神可以获得官方祭祀、地方官府出资修葺庙宇的权利。(《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282页)关于国家的定义，笔者借用Benedict Anderson研究民族主义形成与传播的理论。(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83)

⑧碑石现存陵川县崇文镇岭常村二仙庙，录文见《山右石刻丛编》卷20；朱樟、田嘉谷：《雍正泽州府志》卷46，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晋城金石志》，第380-383页。

⑨此处应为二仙信仰在流传过程中的误传，二仙姓氏本为“乐”，而非“岳”。

⑩陈垣、陈智超、曾庆瑛编：《道家金石略》，第1161-1162页；熊象阶：《浚县金石录》卷下。

(11)段建宏认为二仙采食的“茹”与道教信徒修行时使用的灵丹妙药有关。他的依据出自金代赵安时《重修真泽二仙庙碑》：“继母李氏酷虐害妬，单衣跣足。冬使採茹，泣血浸土。化生苦苣，共待一筐。母犹发怒。热令拾麦，外氏弗与，遗穗无得。”可见二女并未采到“茹”，即蔬菜。她们的泪水化生的苦苣也不具仙药的效果。见氏著《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对晋东南二仙故事的解读》，《前沿》2008年第11期，第98-99页。

(12)陶弘景(452-536年)认为上党人参“俗用不入，服乃重”。李绛(764-830年)《兵部手集方》记载上党人参可以“疗反胃、呕吐、无常粥饮、入口却吐、困弱无力、垂死者”。宋代著名医书《证类本草》将上党人参列为天下质量最好的人参，药用价值在高丽参之上。宋人王安石、苏轼也在诗中赞美紫团参弥足珍贵。见唐慎微：《证类本草》卷6，“潞州人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傅璇琮编：《全宋诗》卷543，《赠张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5页；苏轼《东坡全集》卷22，《紫团参寄王定国》，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13)《山右石刻丛编》卷25；《道光壶关县志》卷9；《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第69-75页。

(14)见李俊民《庄靖集》卷8，《重修悟真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同书卷9，《重修真泽庙碑》；现存高平市南赵村二仙庙至元二十一年韩德温撰《重修真泽庙记》；前述宋渤撰《重修真泽庙记》；延祐七年河内赵寨乡贡进士陈宾道撰《重修真泽庙记》。

(15)祁履泰(Terry Kleeman)认为佛教、道教原本反对在仪式中使用血食，但是在它们与民间信仰的交往过程中，道教在将祠庙信仰中的地方性神灵转化为道教神仙的过程中，逐步接纳了血食的使用，形成了一些“半道教”性质(quasi-Daoist)的神灵，如施舟人研究的初唐的许逊、他本人研究的宋代的文昌君。Terry Kleeman. Licentious Cults and Bloody Victuals：Sacrifice，Reciprocity，and Viol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Asia Major 7:185-211，1994；Kristofer M Schipper. Taoist Ritual and Local Cult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Brussels：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3：812-834，1985。

(16)《庄靖集》卷9，《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晋城金石志》，《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第432-434页。

(17)《庄靖集》卷8，《重修悟真观记》；卷9，《重修真泽庙记》。

参考文献：

[1]Michel Strickmann. Chinese Magical Medicin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转引自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3]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Z].石刻史料新编本.

[4]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Z].北京：中华书局，2002.

[5]宋会要辑稿(礼20之63)[Z].北京：中华书局，1957.

[6]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曾国荃，张煦.山西通志·拙庵看山图[M].中国地方志集成版.

[8]元好问.白神官[A].续夷坚志(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原文载于《学术研究》(广州)2011年7期第130～136页）

（责任编辑：张恒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