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道德经》的精神

道教之音整理 王 博

2012-09-27 12:29:39

王博:《道德经》的精神

关于《道德经》的精神,前人曾经有很多概括。如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所谓本指无和无为,末是有和有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作为道家的核心,老子的思想当然适用这一描述。其实王弼和司马谈所说大体上是一致的,都突出了老子思想中虚无的特点,在政治上则落实为无为和因循的原则。我想从当代学者不大重视的四十九章出发,来谈谈《道德经》这种虚无和因循的精神,以及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节制和宽容。四十九章的文字比较多,为了讨论的方便,先把它写在这里: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是这一章的纲领,也是虚无和因循精神的最明白的呈现。圣人体虚无,故无心,无心则能以百姓心为心,此便是因循。圣人为什么要无心?盖有心则未免于借助权力之位之势,以己心为百姓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和世界,从而以有为、粗暴的方式占有和主宰世界。这正是人世间人主的常态,老子称之为“强梁者”。此有心之心或恶或善,恶不必提,即便是善,如仁如义如礼,其结果或仍为恶,所谓“善复为妖”。如追求“和”的礼却可能成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所以必无心方能避免此问题,无心则能以虚受人,顺应百姓之心,道法自然。这正是老子与儒家分歧的关键处。儒家以为圣人先知先觉,百姓后知后觉,所以主张教化以新民。老子则以前识为“道之华而愚之始”,主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比较起来,儒家对人对知识都比较乐观,进而采取信任的态度,老子则谨慎得多,更强调无知的一面。对于他而言,与其信任一个人,还不如信任百姓;与其相信一个人的知识和意志,还不如顺应百姓的意愿。从此出发,老子主张君主必须要节制自己的权力,节制主宰的冲动,给百姓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百姓,也是为了权力自身。为政者应该意识到,在给百姓更多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八十一章“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的说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段话是虚无和因循原则的具体化,充满着宽容的精神。从《道德经》来看,老子是承认有善人和不善人的区别的。如二十七章“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以及七十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面对这个区分,老子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采取了“混同”的态度。他主张对于善者和不善者,都善之;对于信者和不信者,都信之。通过这种混同,善与不善、信与不信的区别逐渐消失,此即“德善”和“德信”。可以看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不善者”和“不信者”,而如何面对又取决于如何理解。善和不善、信和不信的区分,以及“不善者”和“不信者”的命名,是不是为政者“以己心为百姓心”的人为操作?换句话说,这种区分和命名或许并不客观,不过是出于权力的私意。一旦从“恒无心”的虚无出发,善和不善等的区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这种理解,“善之”“信之”的态度就是自然的结果。这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谓的宽容精神,在汉语中,“宽容”一词最早正是出自该篇叙述老子思想时所说的“常宽容于物,而不削于人”句中。与法家和儒家相比,老子的思想对百姓的确最为宽容。

在宽容的态度之下,理想的政治就不是昭昭、察察的清楚,而是昏昏和闷闷的混沌。执政者不是用各种各样的名来命名和分裂社会,而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昭昭和察察只能强化这个世界的区分,并激化社会的矛盾。昏昏和闷闷才会带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太平景象。所谓“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指的就是混沌的政治。对于圣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浑其心”,也就是“无心”,在顺应和宽容百姓之中保持权力的长久稳固。

《道德经》倡导的虚无、节制和宽容在中国思想中独树一帜,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价值。

(作者王 博 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注道教之音官方微信
|

王博:《道德经》的精神

道教之音整理 王 博

2012-09-27 12:29:39

|
王博:《道德经》的精神
|

王博:《道德经》的精神

关于《道德经》的精神,前人曾经有很多概括。如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所谓本指无和无为,末是有和有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作为道家的核心,老子的思想当然适用这一描述。其实王弼和司马谈所说大体上是一致的,都突出了老子思想中虚无的特点,在政治上则落实为无为和因循的原则。我想从当代学者不大重视的四十九章出发,来谈谈《道德经》这种虚无和因循的精神,以及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节制和宽容。四十九章的文字比较多,为了讨论的方便,先把它写在这里: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是这一章的纲领,也是虚无和因循精神的最明白的呈现。圣人体虚无,故无心,无心则能以百姓心为心,此便是因循。圣人为什么要无心?盖有心则未免于借助权力之位之势,以己心为百姓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和世界,从而以有为、粗暴的方式占有和主宰世界。这正是人世间人主的常态,老子称之为“强梁者”。此有心之心或恶或善,恶不必提,即便是善,如仁如义如礼,其结果或仍为恶,所谓“善复为妖”。如追求“和”的礼却可能成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所以必无心方能避免此问题,无心则能以虚受人,顺应百姓之心,道法自然。这正是老子与儒家分歧的关键处。儒家以为圣人先知先觉,百姓后知后觉,所以主张教化以新民。老子则以前识为“道之华而愚之始”,主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比较起来,儒家对人对知识都比较乐观,进而采取信任的态度,老子则谨慎得多,更强调无知的一面。对于他而言,与其信任一个人,还不如信任百姓;与其相信一个人的知识和意志,还不如顺应百姓的意愿。从此出发,老子主张君主必须要节制自己的权力,节制主宰的冲动,给百姓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百姓,也是为了权力自身。为政者应该意识到,在给百姓更多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八十一章“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的说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段话是虚无和因循原则的具体化,充满着宽容的精神。从《道德经》来看,老子是承认有善人和不善人的区别的。如二十七章“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以及七十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面对这个区分,老子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采取了“混同”的态度。他主张对于善者和不善者,都善之;对于信者和不信者,都信之。通过这种混同,善与不善、信与不信的区别逐渐消失,此即“德善”和“德信”。可以看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不善者”和“不信者”,而如何面对又取决于如何理解。善和不善、信和不信的区分,以及“不善者”和“不信者”的命名,是不是为政者“以己心为百姓心”的人为操作?换句话说,这种区分和命名或许并不客观,不过是出于权力的私意。一旦从“恒无心”的虚无出发,善和不善等的区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这种理解,“善之”“信之”的态度就是自然的结果。这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谓的宽容精神,在汉语中,“宽容”一词最早正是出自该篇叙述老子思想时所说的“常宽容于物,而不削于人”句中。与法家和儒家相比,老子的思想对百姓的确最为宽容。

在宽容的态度之下,理想的政治就不是昭昭、察察的清楚,而是昏昏和闷闷的混沌。执政者不是用各种各样的名来命名和分裂社会,而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昭昭和察察只能强化这个世界的区分,并激化社会的矛盾。昏昏和闷闷才会带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太平景象。所谓“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指的就是混沌的政治。对于圣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浑其心”,也就是“无心”,在顺应和宽容百姓之中保持权力的长久稳固。

《道德经》倡导的虚无、节制和宽容在中国思想中独树一帜,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价值。

(作者王 博 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