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对《太平经》的考证研究(2)_道家文化_道音文化_汤用彤,对,《,太平经,》,的,考证,研究,对,

原始道教的流行地为佛教流布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东汉事佛的楚王英、襄楷等皆在太平道发源地附近。佛教初来，人地两生，不得不依附流行学说，以至被当成神仙道术来理解和接受。因而以上地域，盛行其教。由此汤先生得出推论：“东汉常并祀佛老。黄老之道以及方士托名于黄老之术，其盛行之地亦即佛教传播之处，为理之所应然。”（23）自楚王英至桓帝，约一百年，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佛教本来面目未显著。当世人士于是乃持之与汉土道术相拟，而信新来之教者，复借之自起信，用以推行其教。而初起之道教与初传之佛教，纷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因此他认为，那时佛道之间的关系非仅佛教附会道术，而实为相资为用。（24）以今之流行话语来说，这是“双赢”的一种表现。汤用彤先生认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也吸收其说。从其对佛、道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道教之所以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是因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二种相反相成的态度，陈寅恪先生更盛赞为：“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5）这说明不同文化在接触中所发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外来文化为适应本土民族心理的需要必然要对自身进行改造；本土文化则在不改变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以实现新的创造性发展和转化。这是他梳理佛、道教关系的用意所在。由此可见，他治道教史，视野开阔，不局限于具体问题而不能自拔，不只是在考证中兜圈子。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论：汤先生“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26）

《太平经》的年代及其地位，自汤用彤先生起渐为学界所公认。他的《太平经》研究带动了当时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更启发了后学。王明教授对汤先生关于《太平经》成书问题的考证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发挥和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汤先生基本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从此以后，在我国学术界，无论搞哲学思想史的，道教史的，或搞社会史的，以及其它有关专题研究上，都把它作为后汉时代的经典来引用。”（27）由此可见，汤先生的道教史研究是建基于谨严精审的史料考订之上。他为道教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经考证确实的文本，从而为后人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综上可见，道教史研究的深化，依然绕不开汤用彤先生确立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理论视角。他对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为后人于道教史继续述作树立了典范。

注：

①《汤用彤全集》第５卷，第２６４页。

②《全集》第１卷，第６５页。

③同上，第４３页。关于道教形成时兼容并包的特点，他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中国汉隋思想史”讲义中更有所申说。（《全集》第４卷，第１８８页）施舟人（Ｋ．Ｍ．Ｓｃｈｉｐｐｅｒ）后来更以《道藏》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库”。（施舟人：《中国文化基因库》（汤用彤学术讲座之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鲁迅的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鲁迅：“致许寿裳”，《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８页），也可以从道教的兼容性这一方面来理解。

④任继愈：《汤用彤全集》序二，《全集》第１卷。

⑤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７页。

⑥正如卿希泰教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评价的：“为发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３页。

⑦《全集》第５卷，第２６１－２６４页。

⑧同上，第２５２－２５９页。

⑨《全集》第１卷，第７８页。

⑩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４９年版，第２４２页。

（11 ）巨赞：《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兑》，《现代佛学》１９６２年第６期。

（12 ）汤用彤：《关于东汉佛教几个问题的讨论——给巨赞的信》（附巨赞回信），（13 ）《全集》第７卷，第２９－３６页；第６１８－６２０页。

（13）《全集》第５卷，第２６４页。

（14）《全集》第１卷，第８１页。

（15）蒙文通：《道教史琐谈》，《古学甄微》，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１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