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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戒律的历史发展与特色


来源:道教之音整理     作者:见见     时间:2013-01-08 10:27:12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戒律之于宗教,就如同法律之于国家、校规之于学校。任何一个人类团体必皆有其维护团体基本运作发展之相关规定,团体中成员若皆能共同持守,不仅团体能有效发挥其最大功能,团体中成员亦皆能从中受益,宗教亦然。对于宗教而言,经典教理阐发其核心思想,而戒律则为落实教理的首要,若无对于戒律的严格持守,宗教亦难发挥其对于人格的提升与淑世的功能。因此,每一宗教皆有其所属之教团戒律,要求其信徒持守,道教亦然。本文欲对道教戒律之历史发展做一分析探讨,探究戒律在教团组织中的发展情形及其功能,并从中归纳出道教戒律发展特色。

一、道戒的历史发展

道教戒律的发展,与道教的发展过程是不可分的。现就道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①——创建和改造期、兴盛和发展期、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逐渐衰落时期,对道教戒律之发展概况略作探究。

创建和改造期——乃张陵创教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创立,道教始兴。此时期的道教,尚无正式之戒条,而是多以神之诰谕方式出现“道诫”规范人心,如太平道奉《太平经》,其中有“不孝不可久生诫”、“贪财色灾及胞中诫”等,属于一种劝谏而尚未形成严格的禁制。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中亦着重强调奉守“道诫”的重要性。在其思想体系中,“道”是一,“守一”的具体方法便是遵守道诫,故云:“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失一也”。“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②由此持守道诫更得以成仙不死,即“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因此。道诫乃为生活中落实形而上的“道”的重要桥梁③,以及其仙道纲领的首要条目,甚且,“王者法道行诫,臣下悉皆自正矣”。④道诫更可为统治者治世之方。而三张初创五斗米道时,曾制定了“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及“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⑤的规定,称为科律,或可视为最初的教戒。当时值东汉末期疾疫流行,死于大疫者无数,百姓之中多有迷信者,以为鬼魅收杀人,导致人民倾财竭产祭祀诸鬼,仍受其患,于是“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⑥足见当时教戒的另一作用(或说另一起源),是为令民众了解祸福功过原由,借由正确的持戒行善避恶,而达趋吉避凶之效。而天师道的《想尔九戒》⑦对规定行持之事始有明确之条列,亦被视为最早之戒律。依据陆修静《道门科略》所载,当时天师以神的名义设立命籍,教徒定时集会以核户籍之实,并于同时检查教徒有否违反戒律、禁忌的行为⑧。教徒在散会返家后,亦须向家人传达“科禁威仪”,共同遵守⑨。因此,此时期之道戒,虽尚未完全成型,然在教团之中,对于教徒禁戒律科等的持守,已有一套严谨的推行方式与审核制度。

道教由东汉过渡至南北朝,其教团组织则由原始民间宗教逐渐上层化而成为社会主流宗教。其间经过东晋葛洪建立道教成仙理论体系,而至南北朝寇谦之与陆修静的改造成功,不仅发展成以仙道为中心的官方化新道教,道教之教规仪范亦始定型。而各派的戒律,亦至此时方有较成熟的发展,开始有正式戒条出现。如天师道早期的想尔九戒,由于持守不易,则进一步具体化、世俗化而开展成老君二十七戒,乃至老君说一百零八戒。促成道戒发展的原因,无外乎是道教教团在魏晋年间的组织松弛,危及其发展,故而进一步具体制戒,要求教徒遵守以维组织纲纪⑩。于是,多借诸神之旨谕,如元始天尊或太上老君所传,宣设种种戒律以整纲纪除弊端,进而巩固道教之社会地位,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11)与《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12)皆反映了此种思想。而道教在上层化过程中,吸收儒家封建伦理思想,与修道密切结合之特色,亦表现在此时期的道戒之中。如:寇谦之以礼度为首改革天师道,亦增订戒律,更借《老君音诵戒经》以儒家伦常充实戒律内容而达整顿教团纲纪之目的,明确提出道教的任务乃为“佐国扶命”(13)《太上经戒》中将人分三品,所受戒品不一:上品人无犯故无所持戒;中品人受十戒、五戒;下品中之上品人应受一百九十九戒、观身三百大戒或受千二百威仪戒,下品中之下品人无人心,受戒无益。其戒品系统完整,且其“十戒”中,首条即为“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14);葛洪将纲常名教与道戒融合为一(15),认为道戒之目的在于成仙,而持守以儒家忠孝仁恕信义和顺等封建伦理思想为基础之种种禁戒,方为“有德”,方能“得福”,而后乃“求仙可冀”(16);以士族宗教出现的上清派与灵宝派更提出“三合成德”的理论,即德、仁足方能合道之说,故其所列戒罪目便有“不忠于上”、“轻凌长官有司”、“论议世间曲直”(17)等内容,不仅所列戒律更较天师道为多,其吸收儒教思想亦更为突出。因此,此时期的道戒可谓正式成型,借鉴佛戒条列方式,再融入儒家思想内容,而为教团纲纪与成仙之主要途径。

兴盛和发展期——隋唐至北宋。从隋至唐,随着道教教团组织与义理在此时期空前繁荣,道教戒律亦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与编篡。如张万福之《传授三洞经诫法箓略说》(18),以人有贤愚不等,故法门亦有顿渐分等之理念,整理出十六种戒目,并标明其所传授之各种不同对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对当时已发展庞杂的各教派戒律,作一系统的整理,令道门中人明了戒目分类,不至混杂。朱法满亦作《要修科仪戒律钞》,为当时道教科戒的类抄,不仅汇总各教派戒律及愿念共一千一百条,其中更以“经以检恶,戒以防非”之理念为基础,融合经中教理与戒律精神,综整出戒律条目之形而上意涵,如一戒是发无上自然道意;二戒是二观,观气观神;三戒是三舍,舍身命财;四戒是四寄心,慈爱善忍;五戒是五念等(19)。道教在隋唐时,其思想理论盛于一时,上清派道士潘师正以“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之概念会通于道教戒律之研究,而总结戒律含有得戒与无得戒两种(20)。有得戒者,乃有文字可寻持之戒目;无得戒者则纯靠道性的解悟,其弟子司马承祯结合儒家与佛教止观思想,在其论著《坐忘论》中提出修道须先受三戒,依戒修行,自始至终,可得真道。而其所谓三戒,乃其坐忘修道行门中的五渐门、七渐次之概括,内容为简缘、无欲和静心(21)。于是,持戒不再仅仅局于文字教条,更重要是心地上无得无失的功夫,道戒行持之观念由此得以提升,且亦略见道戒之发展有由繁转简之趋势。至唐末,杜光庭把传统的斋戒思想与道门戒律结合起来,建立了道场戒约,以约束参与道场之道士(22)。

至五代战乱频仍,道教组织又趋于涣散。后随国家统一,大宋王朝立,道教组织亦受到统治者的整饬,并将之纳入官方祭祀之一,于是道教又逐渐恢复其稳定社会之功能。因此,在北宋期间,道教亦同唐代道教一般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统治者的崇奉促成了其教派之复兴(23)。素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签》正是在此情境下,因运而成。北宋天禧年间,任著作佐郎的张君房为“上以酬真宗皇帝委遇之恩,次以备皇帝陛下乙夜之览,下以裨文馆校雠之职,外此而少畅玄风年”,将道教各方面经论,抄录编纂而成虽为概论性质,却齐备道藏精华之《云笈七签》(24)。其中所汇编之道教戒律亦有多种,如化胡经十二戒、初真十戒、清戒、上清大洞戒、灵宝戒、八戒等(25)。由是可知,隋唐北宋期间,道教戒律随着道教发展隆盛,亦得到较多发展,虽各派戒目众多,但不乏有系统之整理。

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南宋后至明中叶。南宋期间,由于受到北方金国的武力压迫,道教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后,随着时代社会的需要,又开展另一场新的发展,于是,在北方金国由民间崛起太一、大道和全真三个新教派,南方则除内丹派南宗与净明道之外,更出现许多新的符箓道派,呈现宗派纷立之局面。此时期由于新教派方立,尚未形成各派特有之戒律规范,用以规范道士的如全真道《重阳立教十五论》(26)与金丹南宗白玉蟾的《道法九要》(27),皆是从各方面论述道士之修行要则及其生活规范。元朝建立后,由于蒙古王朝对宗教实行宽松政策,使得道教新旧诸道派均更加兴盛并逐渐合流(28)。于是,大道教与金丹南宗皆并入全真道,太一道则和其它许多符箓派一样皆并入正一道,后此二则形成中国晚期两大道教宗派。其中,全真道全兴于元初,重视教制与戒律,乃为其特色之一,即如《重阳金关玉锁诀》中谓修天仙之道,“第一先须持戒清净”。从初期的《重阳立教十五论》,随其道派和道观的逐渐发展,陆道和便编《全真清规》(29)。清规毕竟不同于戒律,一般而言,戒律为防止犯罪的警戒条文,而清规则为违反戒律的惩罚条例,于是,清规之中便有“迁出”、“罚香”、“罚油”等处分。关于全真戒律方面,初期仅遵依道教传统的戒律,《重阳教化集》卷二《读晋真人语录》云:“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其戒律大略以戒杀盗酒肉为主(30)。戒法之传授乃始于丘处机。他吸取佛教“三坛大戒”之法(31),而制定“三堂大戒”,又称“百日圆满三坛大戒”,其内容由“初真戒”、“中极戒”与“天仙大戒”三部分组成,乃为全真道授受传承之根本戒律,初订之时,仅单传秘授,不得广行,至明末清初王常月乃变此旧制,而改以公开传授。

明初,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道教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后至世宗,又由于其对于长生的渴望追求,更使得整个明王朝几乎变成一个道教之国,于是在明中叶前,道教发展到极为贵盛的局面(32)。但权贵集身时,便开始出现腐化现象,道士素质低下,“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33)。于是,便有正一道士张宇初,念“吾道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而“常怀振迪之思”(34),因而作以训诫道徒之《道门十规》,针对弊端,欲清整道教纲纪,强调“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35),而住持领袖蓄众之方应“先严戒行,规矩为要,警以罪福因果之报”(36),所倡乃初期全真派参学苦行之风,对道教界亦有其深远影响。

明中叶后,道教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微而呈显衰弱之景象。入清后,日趋衰微的道教,曾出现了中兴道律的重要人物,即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王见其道门“教相衰微,戒律威仪四百年不显于世”(37),于是以弘律为己任,以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之主要措施,不仅继承了丘处机所立“三坛大戒”的这个体系,建立公开传戒制度,更将戒行精严的核心主张融入全真教修行理念之中,强调持戒之要在于心,“持戒在心,如持物在手,手中之物,一放即失,心中之戒,一放即破”(38)。生死出入,皆只因心头一念。因此,真正做到“持戒在心”,就能入圣成真。并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认为命在性中,明心见性须从持戒降心、日用常行中去朴实用功,性见则命在,即能得道。此外,亦将道教戒律与世俗王法相提并论(39)。王常月的弘律不仅得到朝廷的支持,并于顺治年间受帝封为国师,后更于南京、杭州、湖州、湖北武当山开坛说戒,促使久衰的全真龙门派逐渐复兴,又应统治者与民众之需,而隆盛一时,之后,支派繁衍,不少支派更流传至近现代。王常月因而被后世道徒誉为龙门中兴之祖,而其所立之传戒制度亦施行至今。

因此,综合上述各历史分期之情形,可总结道教戒律于道教之创建与改造期,自东汉末年之道诫始,后随教派之上层化,道戒亦借鉴佛戒之形式及吸收儒家思想之内容而得到充实,至有北朝各教派戒律始定型并与成仙思想融合;于隋唐北宋期间的道教兴盛和发展期,不仅戒律发展繁盛,更得到有系统之编纂与整理;至南宋后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遂有清规出现;明清道教曾出现整顿教团中兴教门之清规戒律,影响一时并奠定了现代道教戒律之基础。

二、道戒发展特点

从早期的道诫、老君想尔戒至清初的三堂大戒,道教戒律的历史发展,可归结为下列几个特点:

(一)戒律内容以老子思想为基础而开演

道教自创教即前溯老子为其祖,以老子思想为其教义内容,其教戒亦体现这一特色。老子崇“道”,认为人与天地皆应效法“道”的精神,自然无为而成就天地万物。因此,“无为”是老子所首倡,而其所衍生出的柔弱、少欲、守静其实皆不出“无为”的范畴。早期天师道尊《道德经》,《老子想尔注》从宗教的观点阐释老子思想。后所出现的早期戒律,如想尔九戒:“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此上最三行。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此中最三行。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此下最三行。”其或将老子思想内容直接作为戒律内容,或基于《老子想尔注》的思想而立戒(40),皆显其立基于老子思想立戒之特色。在想尔九戒的基础上,后又发展出“老君二十七戒”,由行无为柔弱衍生出勿喜、勿食含血之物、勿慕功名、勿杀等;由行无名清静诸善而衍生出勿贪高荣、勿求名誉、勿轻躁、勿恣身好衣美食等;由行无欲知止足推让而衍生出勿贫贱强求富贵、勿与人争曲直等。故二十七戒实为想尔九戒之世俗化与具体化。之后,道教戒律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参照佛教戒条的形式又吸收儒家伦常思想而继续发展。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开首便言:“道以冲和为德,以不和相克”乃以老子“道”中“调和”的特性为基础,结合儒家伦理纲常,而强调“天地合和”、“国家合和”与“室家合和”之必要性,主张以“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弃利去欲、无为不争等为达“和”奉“道”之行径,由此而开展出“不得淫浂不止”、“不得情性暴怒”、“不得佞毒含害”、“不得秽身荒浊饮酒迷乱”、“不得贪利财货”(41)等同具老、儒思想特色的五戒条。于是,传教者强调透过对有形教戒的持守,人们便能体悟到玄虚之道的内涵与实质。老子思想,在蕴含儒家伦理观念的戒条中,得到进一步新的开展。

(二)随历史演进因应时代道派发展的需要而演变

以天师道而言,在张鲁降曹北迁及其逝世后,旧有之组织系统和科律制度便无法持续,于是导致整个魏晋时期天师道组织混乱,教戒松弛的严重现象(42)。除了老君说一百八十戒是应当时为清整纲纪之需而制,北魏时寇谦之亦对旧有弊端百出之教团组织予以改革,于是藉太上老君赐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43)二十卷为由,增加对于道官祭酒行为之约束教戒,如禁止道官祭酒乱民取财、废房中黄赤之法、改革道官祭酒父死子继之陈规旧制等教戒。又如全真道在立教之初,为规范教门而有《立教十五论》,一方面则依道教传统戒律行持,随着教团组织的扩大,宫观日渐的扩大,为因应道士集体生活的需要,故而陆续编订清规,后终有《全真清规》的问世。以及明张宇初与清王常月为整顿教门而立之《道门十规》与公开传授三堂大戒之制,皆是在不同时代背景的社会环境中,因应各教派之需要而产生。于是,道戒随着教派的兴衰,适时而发挥其稳定教团发展之功能,或在立教之初,或在衰颓之际,或对个人修持,或对教团组织,皆有其不可忽视之作用,在道教发展历史中亦为重要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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