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之于宗教，就如同法律之于国家、校规之于学校。任何一个人类团体必皆有其维护团体基本运作发展之相关规定，团体中成员若皆能共同持守，不仅团体能有效发挥其最大功能，团体中成员亦皆能从中受益，宗教亦然。对于宗教而言，经典教理阐发其核心思想，而戒律则为落实教理的首要，若无对于戒律的严格持守，宗教亦难发挥其对于人格的提升与淑世的功能。因此，每一宗教皆有其所属之教团戒律，要求其信徒持守，道教亦然。本文欲对道教戒律之历史发展做一分析探讨，探究戒律在教团组织中的发展情形及其功能，并从中归纳出道教戒律发展特色。

一、道戒的历史发展

道教戒律的发展，与道教的发展过程是不可分的。现就道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①——创建和改造期、兴盛和发展期、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逐渐衰落时期，对道教戒律之发展概况略作探究。

创建和改造期——乃张陵创教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创立，道教始兴。此时期的道教，尚无正式之戒条，而是多以神之诰谕方式出现“道诫”规范人心，如太平道奉《太平经》，其中有“不孝不可久生诫”、“贪财色灾及胞中诫”等，属于一种劝谏而尚未形成严格的禁制。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中亦着重强调奉守“道诫”的重要性。在其思想体系中，“道”是一，“守一”的具体方法便是遵守道诫，故云：“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失一也”。“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②由此持守道诫更得以成仙不死，即“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因此。道诫乃为生活中落实形而上的“道”的重要桥梁③，以及其仙道纲领的首要条目，甚且，“王者法道行诫，臣下悉皆自正矣”。④道诫更可为统治者治世之方。而三张初创五斗米道时，曾制定了“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及“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⑤的规定，称为科律，或可视为最初的教戒。当时值东汉末期疾疫流行，死于大疫者无数，百姓之中多有迷信者，以为鬼魅收杀人，导致人民倾财竭产祭祀诸鬼，仍受其患，于是“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⑥足见当时教戒的另一作用（或说另一起源），是为令民众了解祸福功过原由，借由正确的持戒行善避恶，而达趋吉避凶之效。而天师道的《想尔九戒》⑦对规定行持之事始有明确之条列，亦被视为最早之戒律。依据陆修静《道门科略》所载，当时天师以神的名义设立命籍，教徒定时集会以核户籍之实，并于同时检查教徒有否违反戒律、禁忌的行为⑧。教徒在散会返家后，亦须向家人传达“科禁威仪”，共同遵守⑨。因此，此时期之道戒，虽尚未完全成型，然在教团之中，对于教徒禁戒律科等的持守，已有一套严谨的推行方式与审核制度。

道教由东汉过渡至南北朝，其教团组织则由原始民间宗教逐渐上层化而成为社会主流宗教。其间经过东晋葛洪建立道教成仙理论体系，而至南北朝寇谦之与陆修静的改造成功，不仅发展成以仙道为中心的官方化新道教，道教之教规仪范亦始定型。而各派的戒律，亦至此时方有较成熟的发展，开始有正式戒条出现。如天师道早期的想尔九戒，由于持守不易，则进一步具体化、世俗化而开展成老君二十七戒，乃至老君说一百零八戒。促成道戒发展的原因，无外乎是道教教团在魏晋年间的组织松弛，危及其发展，故而进一步具体制戒，要求教徒遵守以维组织纲纪⑩。于是，多借诸神之旨谕，如元始天尊或太上老君所传，宣设种种戒律以整纲纪除弊端，进而巩固道教之社会地位，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11）与《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12）皆反映了此种思想。而道教在上层化过程中，吸收儒家封建伦理思想，与修道密切结合之特色，亦表现在此时期的道戒之中。如：寇谦之以礼度为首改革天师道，亦增订戒律，更借《老君音诵戒经》以儒家伦常充实戒律内容而达整顿教团纲纪之目的，明确提出道教的任务乃为“佐国扶命”（13）《太上经戒》中将人分三品，所受戒品不一：上品人无犯故无所持戒；中品人受十戒、五戒；下品中之上品人应受一百九十九戒、观身三百大戒或受千二百威仪戒，下品中之下品人无人心，受戒无益。其戒品系统完整，且其“十戒”中，首条即为“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14）；葛洪将纲常名教与道戒融合为一（15），认为道戒之目的在于成仙，而持守以儒家忠孝仁恕信义和顺等封建伦理思想为基础之种种禁戒，方为“有德”，方能“得福”，而后乃“求仙可冀”（16）；以士族宗教出现的上清派与灵宝派更提出“三合成德”的理论，即德、仁足方能合道之说，故其所列戒罪目便有“不忠于上”、“轻凌长官有司”、“论议世间曲直”（17）等内容，不仅所列戒律更较天师道为多，其吸收儒教思想亦更为突出。因此，此时期的道戒可谓正式成型，借鉴佛戒条列方式，再融入儒家思想内容，而为教团纲纪与成仙之主要途径。

兴盛和发展期——隋唐至北宋。从隋至唐，随着道教教团组织与义理在此时期空前繁荣，道教戒律亦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与编篡。如张万福之《传授三洞经诫法箓略说》（18），以人有贤愚不等，故法门亦有顿渐分等之理念，整理出十六种戒目，并标明其所传授之各种不同对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对当时已发展庞杂的各教派戒律，作一系统的整理，令道门中人明了戒目分类，不至混杂。朱法满亦作《要修科仪戒律钞》，为当时道教科戒的类抄，不仅汇总各教派戒律及愿念共一千一百条，其中更以“经以检恶，戒以防非”之理念为基础，融合经中教理与戒律精神，综整出戒律条目之形而上意涵，如一戒是发无上自然道意；二戒是二观，观气观神；三戒是三舍，舍身命财；四戒是四寄心，慈爱善忍；五戒是五念等（19）。道教在隋唐时，其思想理论盛于一时，上清派道士潘师正以“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之概念会通于道教戒律之研究，而总结戒律含有得戒与无得戒两种（20）。有得戒者，乃有文字可寻持之戒目；无得戒者则纯靠道性的解悟，其弟子司马承祯结合儒家与佛教止观思想，在其论著《坐忘论》中提出修道须先受三戒，依戒修行，自始至终，可得真道。而其所谓三戒，乃其坐忘修道行门中的五渐门、七渐次之概括，内容为简缘、无欲和静心（21）。于是，持戒不再仅仅局于文字教条，更重要是心地上无得无失的功夫，道戒行持之观念由此得以提升，且亦略见道戒之发展有由繁转简之趋势。至唐末，杜光庭把传统的斋戒思想与道门戒律结合起来，建立了道场戒约，以约束参与道场之道士（22）。

至五代战乱频仍，道教组织又趋于涣散。后随国家统一，大宋王朝立，道教组织亦受到统治者的整饬，并将之纳入官方祭祀之一，于是道教又逐渐恢复其稳定社会之功能。因此，在北宋期间，道教亦同唐代道教一般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统治者的崇奉促成了其教派之复兴（23）。素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签》正是在此情境下，因运而成。北宋天禧年间，任著作佐郎的张君房为“上以酬真宗皇帝委遇之恩，次以备皇帝陛下乙夜之览，下以裨文馆校雠之职，外此而少畅玄风年”，将道教各方面经论，抄录编纂而成虽为概论性质，却齐备道藏精华之《云笈七签》（24）。其中所汇编之道教戒律亦有多种，如化胡经十二戒、初真十戒、清戒、上清大洞戒、灵宝戒、八戒等（25）。由是可知，隋唐北宋期间，道教戒律随着道教发展隆盛，亦得到较多发展，虽各派戒目众多，但不乏有系统之整理。

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南宋后至明中叶。南宋期间，由于受到北方金国的武力压迫，道教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后，随着时代社会的需要，又开展另一场新的发展，于是，在北方金国由民间崛起太一、大道和全真三个新教派，南方则除内丹派南宗与净明道之外，更出现许多新的符箓道派，呈现宗派纷立之局面。此时期由于新教派方立，尚未形成各派特有之戒律规范，用以规范道士的如全真道《重阳立教十五论》（26）与金丹南宗白玉蟾的《道法九要》（27），皆是从各方面论述道士之修行要则及其生活规范。元朝建立后，由于蒙古王朝对宗教实行宽松政策，使得道教新旧诸道派均更加兴盛并逐渐合流（28）。于是，大道教与金丹南宗皆并入全真道，太一道则和其它许多符箓派一样皆并入正一道，后此二则形成中国晚期两大道教宗派。其中，全真道全兴于元初，重视教制与戒律，乃为其特色之一，即如《重阳金关玉锁诀》中谓修天仙之道，“第一先须持戒清净”。从初期的《重阳立教十五论》，随其道派和道观的逐渐发展，陆道和便编《全真清规》（29）。清规毕竟不同于戒律，一般而言，戒律为防止犯罪的警戒条文，而清规则为违反戒律的惩罚条例，于是，清规之中便有“迁出”、“罚香”、“罚油”等处分。关于全真戒律方面，初期仅遵依道教传统的戒律，《重阳教化集》卷二《读晋真人语录》云：“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其戒律大略以戒杀盗酒肉为主（30）。戒法之传授乃始于丘处机。他吸取佛教“三坛大戒”之法（31），而制定“三堂大戒”，又称“百日圆满三坛大戒”，其内容由“初真戒”、“中极戒”与“天仙大戒”三部分组成，乃为全真道授受传承之根本戒律，初订之时，仅单传秘授，不得广行，至明末清初王常月乃变此旧制，而改以公开传授。

明初，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道教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后至世宗，又由于其对于长生的渴望追求，更使得整个明王朝几乎变成一个道教之国，于是在明中叶前，道教发展到极为贵盛的局面（32）。但权贵集身时，便开始出现腐化现象，道士素质低下，“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33）。于是，便有正一道士张宇初，念“吾道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而“常怀振迪之思”（34），因而作以训诫道徒之《道门十规》，针对弊端，欲清整道教纲纪，强调“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35），而住持领袖蓄众之方应“先严戒行，规矩为要，警以罪福因果之报”（36），所倡乃初期全真派参学苦行之风，对道教界亦有其深远影响。

明中叶后，道教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微而呈显衰弱之景象。入清后，日趋衰微的道教，曾出现了中兴道律的重要人物，即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王见其道门“教相衰微，戒律威仪四百年不显于世”（37），于是以弘律为己任，以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之主要措施，不仅继承了丘处机所立“三坛大戒”的这个体系，建立公开传戒制度，更将戒行精严的核心主张融入全真教修行理念之中，强调持戒之要在于心，“持戒在心，如持物在手，手中之物，一放即失，心中之戒，一放即破”（38）。生死出入，皆只因心头一念。因此，真正做到“持戒在心”，就能入圣成真。并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认为命在性中，明心见性须从持戒降心、日用常行中去朴实用功，性见则命在，即能得道。此外，亦将道教戒律与世俗王法相提并论（39）。王常月的弘律不仅得到朝廷的支持，并于顺治年间受帝封为国师，后更于南京、杭州、湖州、湖北武当山开坛说戒，促使久衰的全真龙门派逐渐复兴，又应统治者与民众之需，而隆盛一时，之后，支派繁衍，不少支派更流传至近现代。王常月因而被后世道徒誉为龙门中兴之祖，而其所立之传戒制度亦施行至今。

因此，综合上述各历史分期之情形，可总结道教戒律于道教之创建与改造期，自东汉末年之道诫始，后随教派之上层化，道戒亦借鉴佛戒之形式及吸收儒家思想之内容而得到充实，至有北朝各教派戒律始定型并与成仙思想融合；于隋唐北宋期间的道教兴盛和发展期，不仅戒律发展繁盛，更得到有系统之编纂与整理；至南宋后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遂有清规出现；明清道教曾出现整顿教团中兴教门之清规戒律，影响一时并奠定了现代道教戒律之基础。

二、道戒发展特点

从早期的道诫、老君想尔戒至清初的三堂大戒，道教戒律的历史发展，可归结为下列几个特点：

（一）戒律内容以老子思想为基础而开演

道教自创教即前溯老子为其祖，以老子思想为其教义内容，其教戒亦体现这一特色。老子崇“道”，认为人与天地皆应效法“道”的精神，自然无为而成就天地万物。因此，“无为”是老子所首倡，而其所衍生出的柔弱、少欲、守静其实皆不出“无为”的范畴。早期天师道尊《道德经》，《老子想尔注》从宗教的观点阐释老子思想。后所出现的早期戒律，如想尔九戒：“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此上最三行。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此中最三行。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此下最三行。”其或将老子思想内容直接作为戒律内容，或基于《老子想尔注》的思想而立戒（40），皆显其立基于老子思想立戒之特色。在想尔九戒的基础上，后又发展出“老君二十七戒”，由行无为柔弱衍生出勿喜、勿食含血之物、勿慕功名、勿杀等；由行无名清静诸善而衍生出勿贪高荣、勿求名誉、勿轻躁、勿恣身好衣美食等；由行无欲知止足推让而衍生出勿贫贱强求富贵、勿与人争曲直等。故二十七戒实为想尔九戒之世俗化与具体化。之后，道教戒律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参照佛教戒条的形式又吸收儒家伦常思想而继续发展。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开首便言：“道以冲和为德，以不和相克”乃以老子“道”中“调和”的特性为基础，结合儒家伦理纲常，而强调“天地合和”、“国家合和”与“室家合和”之必要性，主张以“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弃利去欲、无为不争等为达“和”奉“道”之行径，由此而开展出“不得淫浂不止”、“不得情性暴怒”、“不得佞毒含害”、“不得秽身荒浊饮酒迷乱”、“不得贪利财货”（41）等同具老、儒思想特色的五戒条。于是，传教者强调透过对有形教戒的持守，人们便能体悟到玄虚之道的内涵与实质。老子思想，在蕴含儒家伦理观念的戒条中，得到进一步新的开展。

（二）随历史演进因应时代道派发展的需要而演变

以天师道而言，在张鲁降曹北迁及其逝世后，旧有之组织系统和科律制度便无法持续，于是导致整个魏晋时期天师道组织混乱，教戒松弛的严重现象（42）。除了老君说一百八十戒是应当时为清整纲纪之需而制，北魏时寇谦之亦对旧有弊端百出之教团组织予以改革，于是藉太上老君赐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43）二十卷为由，增加对于道官祭酒行为之约束教戒，如禁止道官祭酒乱民取财、废房中黄赤之法、改革道官祭酒父死子继之陈规旧制等教戒。又如全真道在立教之初，为规范教门而有《立教十五论》，一方面则依道教传统戒律行持，随着教团组织的扩大，宫观日渐的扩大，为因应道士集体生活的需要，故而陆续编订清规，后终有《全真清规》的问世。以及明张宇初与清王常月为整顿教门而立之《道门十规》与公开传授三堂大戒之制，皆是在不同时代背景的社会环境中，因应各教派之需要而产生。于是，道戒随着教派的兴衰，适时而发挥其稳定教团发展之功能，或在立教之初，或在衰颓之际，或对个人修持，或对教团组织，皆有其不可忽视之作用，在道教发展历史中亦为重要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