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我国宋元明清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哲学，也是后期封建制度发展时期影响最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学术界目前认为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是儒家唯心主义和佛教唯心主义的融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唐代道教对宋明理学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家的大融合。

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南北朝时已被改造成统治阶级的御用宗教，到了唐朝已经成为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宗教了。李唐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自认为是“老子”的后裔，一方面借神权保君权，另一方面为了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志则用政权的力量来提倡道教。追封道教教主“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把道士、女冠（女道士）作为宗室看待，并规定士人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者可以应科举考试。这样唐代道教宫观达一千九百余所，道士近二万人。（杜光庭《历代崇道记》）并形成了青城山、王屋山、委羽山、西城山、西玄山、赤城山、罗浮山、句曲山、林屋山、括苍山等十大道教名山。（《云笈七签》卷二十七）产生了如司马承祯，施肩吾、王玄览、潘师正、史崇玄、成玄英等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以下主要阐述司马承祯、王玄览二人的道教唯心主义哲学及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司马承祯，字子微，号白云子，河南温县人。主要著作有《天隐子》、《修真秘要》、《服气精义论》、《坐忘论》、《道体论》等。王玄览（６２６－６９７）主要著作有《玄珠录》等。

一、主静去欲的修养方法

司马承祯认为：“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坐忘论·收心》）只有保持内心的绝对清静才能产生智慧，静是智慧的源泉，动是昏乱的根源。司马承祯又认为：“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唐书》本传）也就是说要保持绝对清静的办法就是每日每时都不乱思，排除心中的杂念，要损之又损做到一念不生，除此以外别无其它办法。

司马承祯主静去欲的修养方法被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奠基者周敦颐所继承，他把主静学说作为封建道德的修养办法。《太极图说》说：“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他认为，天生万物人最灵，做人的最高标准就是“人极”，人极就是“中正仁义”，要做到此就必须“主静”，也就是“静则生慧”。如何主静呢?芽他解释成“无欲故静”没有欲望就达到了静的要求。人能无欲就达到了“人极”，达到封建道德的最高标准，司马承祯的主静去欲学说被发展成麻痹劳动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

二、反省内求的认识论

王玄览认为学道不在炼形而在求心，修道不应外求，而应当反省内求，认识自己心中的道性。他说：“此身既乖，须取心证”，“空见与有见并在一心中，此心若也无，空有当何在?芽”（《玄珠录》）司马承祯认为：“存谓存我之神，想谓想我之身。……凡人目终日视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终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营营浮光，未尝复照，奈何不病且夭邪?芽（《天隐子·存想》）要人们把对外物的认识，引向对内心的认识，对外物的认识是求道之累，不但不能获得知识而且要“病且夭”。

这种反省内求的认识论被宋明理学家二程、陆九渊、王阳明全盘继承了下来并发展得更精致了。

二程认为人的心中本来是有知的，在心上反省内求，就可以认识一切真理，如程颢说：“尝喻以心知天，犹居京师往长安……若要诚实只在京师，便是到长安，更不可别求长安。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二上）这是说真理的来源在于内心，只要反省内求就可以认识真理。

陆九渊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为欲穷此理，尽此心也”（《与李宰书》）他认为心中本有真理，真理只存在心中，只要反省内求就可以得到真理。陆九渊又解释道，为学只须“向内用功夫”，“学者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反省内求于心就可掌握六经，并认为六经也不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就在自心，只要反省内求就可获得一切知识与真理。

王守仁亲身实践了司马承祯预言的向外求知必定“病且夭”的格言。他早年按朱熹的哲学去求知。他同一个朋友“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朋友对竹子研究了三天，没有得到竹子之理，反而病了。王守仁自己格了七天“早夜不得其理”也病了。通过格竹子他坚信了司马承祯的格言，自认为对道教哲学达到了“彻悟”，断言“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他继续阐发司马承祯的理论说：“夫万事万物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一切真理都在吾心，只要反省内求就可得到真理。“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他把司马承祯的理论发展了，认为人心中的良知是万事产生的源泉，是自然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据。

三、心外无物说

王玄览认为：心外无物，心生万物，客观万物都存在心中，万物都由主观感觉产生，他说：“是故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法本由人起，法本由人灭，起灭自由人，法本无起灭。”“十方所有物，并是一识知”，并且古今万物都在心中，心中物不受时空的限制。“一心一念里，并悉含古今”，并以事物的动静为例说：“眼摇见物摇，其物实不摇；眼静见物静，其物实不静。为有二眼故，见物有动静，二眼既也无，动静亦不有”。（上面均见《玄珠录》）根本否定了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把它归结为主观意识的产物。

王玄览的理论被数百年后的理学家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王守仁在《传习录》中有一与王玄览眼动见物动相似的例子。王守仁与朋友游山，一友指着山中花树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芽”王守仁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还阐述了身、心、意、物的关系，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意识是第一性，外物是第二性，事物不能离升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事物存在人心中。

王守仁、陆象山把心无外物发展成心外无理。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确继承了道教心外无物的理论。以后，他提出了“心即理也”的命题，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书》）道教心外无物的观点被陆九渊发展到理学唯心主义的精致高度。他的理是封建道理，封建道德，这种道德是人生来就有的，存在人心中，只须把它引发出来就行了。王守仁也认为：“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答顾东桥书》）也就是说，事物的规律存在人心中，离开认识的主体去寻求事物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四、坐忘的求知方法

关于求知方法，司马承祯说：“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坐忘论》）也就是说，得到知识，必须静坐内省，把心从对外物的认识移向身内，认识自心，心不存一丝杂念，心中无念之时就是取得真理之时，他解释道：“心不受外，方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同上）他把这求知的方法称为“坐忘”，也就是庄子的坐忘”，老子的“静观”“玄览”。他说：“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同上《信敬》）。他这方法有点如现在的气功养生法。

道教的这种坐忘的求知方法也被理学家全部毫不保留地继承了下来。陆九渊《语录》中记载说：“他日侍坐，无所问。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心已复澄中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宋明理学家把道教坐忘法作为求理的方法。认为要认识到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宇宙就是吾心，真理就在心中，就必须反省内求，认识内心之真理，认识真理，求理寻知的方法是主静去欲，具体点就是静坐遗虑的坐忘法。历史表明，宋明理学家从周敦颐到王守仁继承了唐代道教的哲学，并与儒学和佛学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唐代道教哲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5年第1期